高考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北大副教授對話高考狀元：“狀元”是我的黑歷史”
每年高考結束，全省名列前茅、拿下北大清華錄取通知書的學生們，都會迎來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被羨慕、被誇讚。
這些年輕人作爲高考的優勝者，往往被寄予厚望。
最近，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林小英和十年前的高考狀元在紀錄片《十年前的高考狀元，過得好嗎》中展開了一次對話。狀元們走出考場後面臨同樣的問題：我可以一直優秀下去嗎？人生會就此邁向“曠野”嗎？
紀錄片主角吳呈傑是2014年江蘇省理科狀元，總分比第二名高出10分。
在高考前，吳呈傑就拿到了北大校長實名推薦，能上北大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在他的設想裡，自己會去北大念新聞，畢業後做記者，最後靠寫字討生活。
高考分數公佈，省狀元這個頭銜讓情況變得複雜。
頂尖的成績讓他有更多的選擇，但也“屏蔽”了一些可能性。
知道他想學新聞的人，都會問他：“一個狀元去做記者，會不會太可惜了？”“這麼高的分，讀新聞傳播是不是有點浪費？”
接受媒體採訪時，面對這位“潛在”同行，記者朋友們也拿自己的親身經驗來勸退，告訴他當記者很辛苦，工資又低，狀元一般都會選擇商學院。
那年夏天，吳呈傑最終沒有“浪費”自己的高分，進入了當時最爲熱門，收分最高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狀元”讓吳呈傑品嚐到了年少得志的滋味，同時也讓他知道，得志的滋味不過如此。
吳呈傑讀過村小，讀過縣中，從傳統教育中成長起來的他承認，自己吃了“紅利”。
因爲自己擅長考試，而在他讀書的時候，考試幾乎是絕大多數學生唯一的上升途徑。
擅長考試的小孩成爲了狀元，進入大學後遇到了考試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社交。
當年的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被視爲精英教育象徵，吳呈傑入學那年，院系中有三十多名省狀元，甚至有一個全是省狀元的社團。
進入大學後，吳呈傑參加了許多社團面試，大多數都沒有通過。
面試學院公認厲害的辯論社時，學長學姐審視的眼光，讓他覺得自己像某件被打量的商品，並陷入自我懷疑。
同省的學姐出於好意，告訴吳呈傑，在光華管理學院的四年應該怎麼過。
大一要瘋狂刷績點，要儘量選擇水課，不管你對這門課是否感興趣；
暑期實習一定要去大機構、大公司；
大三的時候要想好自己的出路，保研、找工作、還是出國繼續學習？
如果前面三年工夫做得到位，那麼大四你可以看上去“高枕無憂”。這一年，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諸多選擇中做出對你最優的選擇。
大學生活像一本步驟清晰明瞭的說明書，學生依照統一的程式變成“預製”大學生，不斷尋找砝碼爲自己鋪一條更確定的好道路。
紀錄片中，另一位頂着狀元頭銜進入北大的同學也表示，生活中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和問題，這讓她在做選擇時更傾向於那條看起來更確定的道路。
“預製大學生活”和大多數人曾想過的大學四年完全不一樣，但在吳呈傑的觀察中，大學時，身邊的同學好像都在扮演“精英”，並希望快速將自己催熟。
林小英將這些“預製”生活比作一套系統。
80、90年代的大學生進入大學是一個不斷汲取狀態，但今天的孩子接受了太多的信息，孩子的家長們也學習了一套又一套的教育理論。
高考前，學生被裝入一套系統，告訴你要好好學習，考一個好大學；
高考成績出來後，學生又被裝入一套系統，系統裡是關於對專業前景、地區優勢的分析；
進入大學，再次被裝入一套系統，如何高效穩妥地走好每一步，獲取最大的“效益”。
要避免成爲“預製大學生”，家長需要做的是，幫助孩子在每一個階段找到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將系統中多餘的APP逐個刪除。
這樣，我們的孩子才能在逐漸跳出統一的評價體系的同時，培養批判性思維、創造力和終身學習能力。
“狀元”的頭銜變成了一個“枷鎖”，從報考到畢業工作，把吳呈傑裹挾進了成功學邏輯裡。
——你曾經是世俗標準的優勝者，因此在接下來的人生道路里，你還是要做“別人家的孩子”，你還是要從事優渥、體面的職業。
另一名北大的狀元同學也提到，自己的職業規劃是老師，但身邊的人都覺得：“考北大的人當老師，是不是有點屈才？”
衆人的鮮花和掌聲如潮水涌來時，狀元們要求自己不斷驗證“成功”——學理科要拿第一，學商科要拿第一，做什麼都要拿第一，要做一個符合大家期待的“狀元”。
否則就對不起當初那些鮮花和掌聲。
心理學家愛德華·L·德西得出結論——人的動機分兩種：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
受內在動機驅動的人，是自己人生的主人，他們做事是出於自己內在的感受，首要考慮的是“我想要”，感受到的是動力；
受外在動機驅動的人，則會成爲外部因素的奴隸，他們做事是受義務、恐懼、獎賞、懲罰、最後期限、他人認可等外部力量激發，考慮的是“我應該”，感受到的是壓力。
“對不起鮮花和掌聲”的心態，是典型的內部動機外部化。
林小英在聊“卷”話題時，也聊過這一現象：無效的過度競爭。
如果你的學習就是爲了贏過別人，至於這個是否有真正的收穫，是否心裡真正的愉快，你根本來不及關心，這就叫“卷”。
是肉身被束縛了嗎？是靈魂被束縛了嗎？哪些障礙和束縛是外部強加的，哪些是自我的過度認知？
好好地審視，就是自我從“過度的內卷”當中讓自己脫嵌出來的一種方式。
如何提升孩子的內驅力，向來是家長關心的話題。
實際上，家長也可以進行審視。是否幫助孩子將興趣變成熱愛，而非分數；是否讓他們體驗到學習時的愉快情緒，或是知識本身的趣味性，真正明白“爲何學”、“爲誰學”。
紀錄片中有一處細節，林小英提到狀元這一名頭時，吳呈傑別過了頭：“對，是我的‘黑歷史’，可能到我死時墓誌銘上都會寫着‘2014年江蘇省理科狀元’。”
從北大畢業後的那一兩年，吳呈傑從不主動提起自己是北大的，也特別害怕別人提起。
因爲那幾年，自己幾乎“一事無成”。
剛辭職時，他索性染了一頭紅髮，在一個工作日出現在老家村裡。村支書見到他，第一句話是：這不是我認識的吳呈傑。
村支書、絕大多數人認識的那個狀元吳呈傑、那個考入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吳呈傑，現在大約應該掙了大錢，有一份體面的工作，或是創業成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商科畢業、選擇“鄙視鏈底端”的純文科工作、辭職、待業在家，聽起來，太像一個狀元墜落的故事。
如果，換個角度講述他的故事，是什麼樣呢？
放棄新聞理想，理科狀元選擇當年北大最厲害的光華管理學院。畢業後，他放棄了“更確定”的那條路，成爲了一名記者。
他做了十年記者，寫了經得起檢驗的報道。去年，他去瑞士參加“全球真實故事獎”，他寫了一個年輕人換了19份“狗屁工作”的故事。
@吳呈傑 社交媒體
他做了一檔播客欄目，聊了一些“上不了檯面”的私人話題，拿到了傳說中文藝青年都想收到的豆瓣的獎。
他做自媒體，也拍短片，過上了剛成爲狀元時設想的生活：靠寫字討生活。
吳呈傑和他的狀元朋友們現狀是：週一到週五當苦兮兮打工人，每週末一起打羽毛球，打完吃火鍋。聊天話題無非是，誰有新的crush了，誰又換工作了，下個月要不要一起去看愛豆的演唱會。
當然，這種樂在其中的日子或許還是沒有達到大多數人對狀元的期待。
但在成爲狀元十年後，他治癒了“好小孩綜合徵”，擺脫了優績主義。他想明白了，成功不過是世間萬物中的微小一件。
紀錄片中的狀元同學們在求學路上似乎都有同一種焦慮：如果某件事沒做好，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小學沒打好基礎，學習習慣沒養好，完蛋；
初中還不抓數理化，完蛋；
高中選科沒選好，完蛋。
走錯一步，人生萬劫不復。
面對同學們提出來的“完蛋”焦慮，林小英平靜地向同學敘述自己兩次保研失敗的經歷，失敗就失敗吧，保研失敗也不意味着人生完蛋。
她給學生緩解焦慮的建議是：高考依然是個改變命運的機會，但我們可以弱化一次選擇對人生的影響。
人生沒有所謂“正確道路”，試錯是成長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保持學習能力，隨時調整方向，而非拘泥於某一固定軌跡。
相比預製的道路，“成功學”的誘惑，學生們更需要的是一個“多孔”的制度和篩選機制，給每個人鑽進鑽出的機會和資源，隨時都能重啓人生。
高考後的世界不只有曠野和軌道兩項選擇，我們歪歪扭扭的生命進程中，會有不斷分岔的小路，通向不一樣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