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希特勒手下一女護士被判死刑，臨刑前向法官提齷齪請求

在二戰的硝煙中，希特勒的納粹政權不僅針對猶太人展開屠殺，許多無辜的德國人和其他民族也遭受了慘絕人寰的暴行

“優生學”政策下，殘疾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無用”的人羣被視爲社會的負擔，遭到冷酷的滅絕。爲了執行這一政策，希特勒成立了一個以護士爲核心的恐怖組織——T4護士組

從“白衣天使”到屠夫的轉變

伊爾瑪·格蕾澤出生於1923年的德國，在那個時代，德國的社會動盪不安，政治氣氛壓抑而充滿敵意。作爲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她並沒有什麼顯赫的背景，是典型的德國小鎮女性。

德國年輕人中，希特勒和納粹黨的狂熱追隨者不在少數。這個狂熱的政治力量宣揚種族優越論，推崇“純潔”的德國民族，宣稱“有價值的生命”才值得保護，而其他“無用”的羣體，則應當被消滅。

伊爾瑪在成長過程中，深受納粹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德國婦女也被煽動加入這一極端的意識形態。

她的父親是酗酒成性的屠宰場工人，母親在紡織廠流水線上熬瞎了右眼，全家蜷縮在漏雨的閣樓裡，靠教會發放的豆湯度日。

1933年納粹上臺時，11歲的伊爾瑪正在教室裡謄寫《凡爾賽條約》賠款數字，教師用粉筆狠狠敲擊黑板：“這些數字吸乾了德意志的鮮血！”——這句怒吼成爲她價值觀崩塌的第一道裂縫。

三年後，她在希特勒青年團野營中首次觸摸到步槍，篝火映照下教官的演說讓她渾身戰慄：“劣等基因就像田裡的稗草，必須連根拔除！”

進入魏瑪護士學校時，伊爾瑪的制服口袋裡總揣着《我的奮鬥》縮印本。她在解剖課上展現驚人天賦，能精準剝離神經脈絡，卻在護理實習時故意將滾燙的藥液澆在猶太病患的傷口上。

這種矛盾性在1940年被T4計劃招募官敏銳捕捉，他們需要的正是這種將醫學理性與暴力快感完美融合的“新人類”。

護士，這一職業對於許多人來說，意味着救死扶傷，是人類最爲崇高的使命之一。

然而，在納粹的思想滲透下，伊爾瑪並沒有走上一條仁愛與慈悲的道路。她被納粹“優生學”計劃所吸引。

極端思想的蠱惑

在第三帝國陰雲密佈的天空下，一場以"科學"爲名的系統性屠殺悄然展開。

醫學教授、法學家與黨衛軍軍官們圍繞着一張橡木長桌，將希特勒的優生學狂想轉化爲可操作的滅絕方案。

他們以"國家衛生"爲幌子，將達爾文主義扭曲爲種族清洗的理論武器，聲稱清除"遺傳缺陷者"可使德國每年節省8.85億帝國馬克——這個精確到個位數的僞科學計算結果，成爲T4計劃啓動的"經濟依據"。

伊爾瑪·格蕾澤的加入T4護士組，不僅僅是一個職業選擇，更是她精神和思想深處的一次徹底變革。

她成爲了納粹教義的忠實執行者，開始堅信自己肩負的“責任”就是幫助納粹“淨化”社會，消除那些被視爲“劣等”的生命。

納粹宣傳機器的強大令人驚歎，無論是在學校、媒體，還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在被納粹的極端思想所包圍。

她們被告知，德國的強大與純潔取決於種族的優越性，而所有“無法爲國家貢獻”的人，無論是殘疾人、猶太人，還是精神病患者，都被視爲國家的負擔。

他們要爲“國家”做貢獻，通過參與屠殺那些“無用”的生命，爲德國的未來清理障礙。

她和其他女護士們一樣，被納粹思想所淹沒，變得冷酷無情，視這些“殘廢”和“無用”的人羣爲社會的污點，自己則成了消除這些污點的工具。

納粹醫療官僚們創造性地將醫院病牀改造成屠殺車間。醫生們發明了"灰色巴士"運輸系統，車身塗裝紅十字標誌，內部卻配備束縛裝置，將8萬名德國殘疾人秘密送往六個"特別護理中心"。

護士們的注射器裡不再裝載救命的藥劑，而是換成了嗎啡-東莨菪鹼混合液，這種被稱爲"Luminol雞尾酒"的致命配方，能讓人在肌肉鬆弛中窒息而死。

殯儀館會向家屬寄送僞造的死亡證明，註明死因多爲"突發性心臟病"，骨灰盒裡填塞的卻是隨機收集的動物骨灰。

徹底瘋狂

伊爾瑪在執行任務時，表現得異常冷靜和高效。她的任務是將那些病重的、被認爲無法治癒的病人帶到預定的地點，這些地方不再是醫院，而是充滿死亡氣息的“安樂死中心”。

她所做的這一切，都被正當化爲“醫療行爲”，她的“良知”被徹底麻痹。認爲，這種行爲是一種拯救——拯救社會免於那些“無用生命”的負擔。

隨着時間的推移，伊爾瑪的心理逐漸扭曲，她對死亡的態度變得麻木，甚至開始享受那種控制他人生死的權力。

她在執行任務時展現出的冷酷和高效，贏得了上級的賞識和同事們的敬畏。在集體的殺戮中，她逐漸走上了領導崗位，成爲T4護士組的骨幹之一。開始享受這種暴力帶來的控制感與權力感，逐漸陷入了這種深深的黑暗之中，無法自拔。

護士們開發出“溫情滅絕法”：

在注射死刑前給兒童囚犯發放摻有苯巴比妥的草莓果醬，使其在昏睡中進入毒氣室；針對反抗意識較強的戰俘，則僞裝成紅十字會人員開展“傷寒疫苗接種”，實際注射的是培養自腐屍的肉毒桿菌。

最具欺騙性的是護士站設立的“家庭通信處”：

打字機日夜不停地僞造着囚犯家書，信中虛構的礦場工作細節與天氣描述，讓千里之外的親屬持續收到“生命存續”的心理慰藉，直到某天突然收到蓋着黑框的陣亡通知書。

這種延遲死亡通知機制，有效降低了集中營逃亡者家屬的集體反抗風險。

在集中營的那些日子裡，伊爾瑪不僅僅是執行者，她還成了一個審判者。她開始用自己的標準來判定誰該活，誰該死。針對那些外貌出衆的女囚犯，無論她們是否犯了錯，只要她們稍顯美麗，便會成爲伊爾瑪眼中的“威脅”。

她不容忍任何比自己更具吸引力的存在，因爲她害怕這些女性的美貌會讓她失去她所掌握的“權力”。許多無辜的女性因外貌上的些許瑕疵，成爲她惡行的犧牲品。

審判與無恥的請求

隨着納粹政權的崩潰，一場場關於戰犯的審判隨之而來。這些曾經在戰爭中充當屠夫的納粹官員和兵員們，都將面對應得的審判。

伊爾瑪在被捕後的日子裡，經歷了徹底的心理崩潰。她知道，自己的罪行無可辯駁，每一份證據都在無情地揭示她的罪行，但她依然不願認輸。始終認爲，自己不過是納粹體制下的一個工具，一枚被操控的棋子而已。

正是這種深深的自欺欺人，讓她在法庭上依舊堅持着自己的說辭，儘管這些說辭毫無根據，甚至顯得荒謬可笑。

在法庭上，面對那些清晰而沉痛的證據，伊爾瑪並沒有表現出一絲悔意，反而一再強調：“我是執行命令的，作爲一個護士，我無法反抗上級的指示。”

她如同一名演員，竭盡全力地用眼淚和可憐的姿態博取法官們的同情。聲稱自己只是一個“弱女子”，處於納粹強大機器的壓迫之下，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試圖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向法官們求得寬恕。

法庭上的法官們早已看透了她的伎倆，對她的無恥請求感到憤怒和鄙視。當檢察官展示她親筆簽字的"孕婦處置令"時，法庭陷入死寂——文件邊緣的指甲印與淚痕形成詭異交織，暴露其簽發命令前長達六小時的心理掙扎。

最具毀滅性的證據來自某位波蘭牙醫的證詞：他在焚屍爐殘骸中發現的兒童頜骨標本，其牙齦上仍殘留着伊爾瑪爲哄騙孩子張嘴檢查而發放的蜂蜜軟糖。法官最終用放大鏡比對出糖果包裝紙上的護士站編號，徹底擊潰了"被動執行命令"的狡辯。

那些曾經在集中營中遭受過她毒手的猶太女囚們，成羣結隊地站在法庭上，指認她在過去的暴行中所扮演的角色。證人們的話語如同一把鋒利的刀，深深地刺入伊爾瑪的心臟，讓她不得不面對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隨着審判的推進，伊爾瑪的心情愈發焦躁不安。。就在審判進入高潮時，伊爾瑪做出了一個令所有人震驚的請求。

當法官宣佈她將被判處死刑時，她居然在法庭上提出了一個無比低劣的請求——她願意成爲法官的“女僕”，請求法官寬恕她，讓她爲法官效勞一生，以此來換取自己的一線生機。

法官冷冷地看着她，說出了一句令人心寒的話：“我無法幫助你，你的罪行太深重，無法原諒。”

1945年12月，她被送上了絞刑架。

用自己的死，警醒所有人：正義的審判，遲早會到來，無論它來得多麼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