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手錶SIM卡被“盯”上了，eSIM能否破局？
通信世界網消息（CWW）電詐分子把魔爪伸向了小學生的電話手錶。近日，湖南懷化警方破獲一起令人震驚的電話卡盜用案。不法分子在學校門口，以“手機沒電，借你打個電話”爲藉口，專門向小學生下手，騙取佩戴在兒童電話手錶中的SIM卡，並迅速將其插入用於電信詐騙的設備中開展作案。
短短一日，該團伙便“搞到手”20張實名電話卡，不是通過地下黑市，不是技術破解，而是直接從毫無防備的孩子身上“騙”來。
一時間，社會譁然。一個原本屬於安全、陪伴、守護意義的兒童智能終端，竟然成了詐騙分子的“備用彈倉”。更值得深思的是：爲什麼是電話手錶“被盯上”？而在此背景下，正在逐步普及的eSIM技術，能否爲“斷卡”治理提供真正的“破局點”？
電詐“黑卡”鏈的終端困境
湖南懷化這起案件並非孤例。根據警方通報，該團伙成員有計劃地蹲守在學校門口，挑選佩戴電話手錶的小學生，謊稱手機沒電借用打電話，在孩子毫無防備的情況下拿走手錶迅速拆解，取出SIM卡即刻用於詐騙行爲。警方在偵查中發現，這些卡隨後被插入特製設備，向全國多個地區的用戶撥打詐騙電話，冒充客服、公安、銀行等身份，實施精準電信詐騙。
爲何詐騙分子會如此費力地“騙”SIM卡？
其實背後正說明，隨着全國“斷卡”行動持續高壓推進，傳統“買卡、租卡、養卡”的灰產鏈條已被嚴重破壞，詐騙集團的“卡源”出現了嚴重枯竭。
過去，他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批量獲取實名電話卡，包括農村營業廳、線下“黃牛”，甚至通過非法販賣身份證開卡。ICT行業資深分析師金峰表示，電詐本身已經形成產業鏈，收集身份證，進而辦理電話卡、銀行卡，用於非法用途，已經形成產業，爲此在刑法上，特別有“幫信罪”的罪名。
但現在，實名制系統日趨完善，大批“高危卡”被停用，涉詐號碼一旦出現異常即可被平臺識別攔截。以至於，詐騙分子不得不“轉戰末端”，從最難防守的“邊緣人羣”，如兒童、老人、農村用戶中“騙卡”。
而這也恰恰證明了“斷卡”治理的有效性，犯罪被逼到了“出奇招”的邊緣。
自公安部牽頭開展“斷卡行動”以來，打擊電詐已從“打電話人”轉向“打電話卡”。整條灰產鏈條包括開卡人、買賣中介、卡商、設備方、技術支持、下游詐騙話術組織等，都被納入打擊範圍。三大運營商配合公安機關建立了“涉詐號碼庫”，AI風控系統也開始實時掃描異常通話行爲。
據公安部數據顯示，2024年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9.4萬起，抓獲了一大批違法犯罪嫌疑人，其中詐騙集團幕後“金主”、頭目和骨幹570餘名，狠狠打擊了詐騙分子囂張氣焰。同時，2024年以來，國家反詐中心全力推進預警勸阻和技術反制工作，累計下發資金預警指令183.8萬條，會同相關部門攔截詐騙電話46.9億次、短信33.7億條，處置涉案域名網址1181萬個，緊急攔截涉案資金3151億元。
但治理越向縱深推進，風險也變得更加隱蔽。一是副卡問題仍然存在。一人名下多個號碼，部分家長爲孩子辦理的副卡缺乏實名綁定或長期未登錄監管平臺，成爲“盲區”。二是“撿漏”卡源在流動。部分偏遠地區、違規營業點仍存在“變相代辦”行爲，或通過快遞辦理等方式降低實名審覈質量。對此，金峰也表示，部分基層運營商管控鬆懈，着眼於完成指標的要求，採用後臺名義實名，批量開卡的方式。據傳，其中部分卡直接批量流入電詐分子手中。三是多終端切換濫用風險上升。詐騙分子將一張卡多次插入不同設備，規避風控識別。
這正是兒童電話手錶成爲目標的原因之一。設備與卡片綁定鬆散、監管標準不統一、部分低端產品無法接入運營商風控系統，使其成爲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機”。金峰認爲，電話手錶中基本使用的都是實體SIM卡，爲標準套餐（手機+流量+短信），可以在手機、卡池等設備中使用的。同時電話手錶的用戶主要是小學生，相對單純，比較好騙，所以才成爲犯罪分子的目標。
業內專家付亮表示，實體卡轉移有清晰的路線，此類詐騙的破獲，不應停留在抓獲盜竊手機、手錶、手機卡的罪犯上，而是應迅速出擊，破獲實施電詐的犯罪團伙。
這也提醒我們，斷卡行動的“水位線”已經逼近通信網絡的“末梢神經”，而要真正封堵所有漏洞，技術手段的升級已成當務之急。
eSIM是破解“卡源問題”的新路徑
所謂eSIM（嵌入式SIM卡），是一種內置在設備主板上的可編程芯片，用戶無需插入實體SIM卡，只需通過掃碼或遠程配置即可激活通信服務。近年來，這一技術已在智能手機、智能手錶、物聯網終端中快速普及。
從反詐角度來看，eSIM具有以下顯著優勢：
一是不可物理拆卸，杜絕“偷卡”問題。 相比傳統SIM卡易拆卸、易轉移的特點，eSIM無法“物理換號”，詐騙分子無法再像懷化案那樣“騙完即用”。
二是遠程激活+集中管理，便於快速封禁。eSIM支持運營商平臺統一配置與遠程銷號，一旦發現異常使用，可以實時停用而無需等待人工干預。
三是設備+號碼強綁定，利於身份溯源。通過終端識別碼（IMEI）與eSIM配置強綁定，可以形成更精準的用戶畫像，提升風控模型的準確性。
四是更易接入AI監測與風控系統。eSIM平臺本身就是數字化管理體系，便於運營商在號卡管理中嵌入行爲分析、風險預判等智能能力。
以兒童手錶爲例，如果全面採用eSIM方案，家長無需再爲孩子單獨辦卡，而是通過主號遠程開通副號，號碼自動綁定在終端設備，設備異常開機、換人使用、切換網絡等行爲都可被實時識別並預警。哪怕詐騙分子“偷走手錶”，也無法“讀卡用卡”。
金峰認爲，相比較實體SIM卡，eSIM卡採用了手機號碼與終端綁定的方式，由此提升了犯罪分子，獲得和使用SIM卡的成本。例如，在實體SIM卡中，可以拿着收集來的身份證去辦理多張SIM卡；但eSIM卡模式下，需要購置多臺設備，才能獲得相應數量的卡。
又例如，實體SIM卡，被斷卡後，直接換一張即可；eSIM卡，若採用強監管，則可能將手機亦作廢。因此，eSIM卡能夠提升“斷卡”的成效。
這意味着，eSIM或許真的能從根本上“改變遊戲規則”。
但eSIM真能“破局”嗎？
儘管eSIM展現出“未來之光”，現實中，它距離真正承擔“斷卡破局者”角色，還有一段距離。
首先是落地速度慢。雖然近期中國聯通上線eSIM手機業務開通頁面，成爲中國運營商首次明確在官網對eSIM手機業務的商業化進行正面迴應，打破了過去一年多國內手機eSIM業務按下“暫停鍵”的沉寂。不過截至2025年中，全國支持eSIM的2億臺活躍設備仍然是集中於高端手機與部分智能穿戴設備。大量入門級兒童手錶仍採用傳統SIM卡，部分品牌甚至未接入主流運營商平臺。
其次是境外平臺風險難控。在海外，有些“eSIM市場”平臺允許用戶在線註冊號碼、下載配置文件，並不受國內實名制與反詐系統管理。這種“灰色eSIM卡”已成爲部分跨境電詐團伙的備選方案，“境外註冊、境內落地”，繞開國內風控。最後是平臺治理標準尚未統一。目前eSIM在不同運營商間配置標準、風險預警機制、終端兼容性存在差異，尚未形成“全國一張網”的管控能力。
此外，“設備共享”模式也帶來身份模糊問題：例如，一個eSIM手錶可能被多個家長輪流設置使用權，造成溯源困難；或者家庭組網內多個終端共享副號，風險行爲不易判別。這意味着eSIM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它代表的是通信生態從“插卡即用”走向“雲端可信”的治理邏輯升級。
要真正實現“eSIM助力斷卡”，需要全產業鏈協同：在監管層面，建議將eSIM管理納入《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實施細則，推動平臺備案、實名認證、異常使用通報等工作機制建設；在運營商層面，構建eSIM卡號信用評分系統，與用戶身份、使用行爲、社交連接、金融交易等數據交叉驗證，建立動態風控模型；在技術企業層面，統一eSIM反詐接口標準，推動芯片廠商、終端廠商、系統平臺形成“號-人-機-行爲”四位一體驗證系統；在國際合作層面，與境外eSIM平臺建立數據共享與聯動打擊機制，防止“技術出境、風險迴流”。
最重要的，是要讓公衆理解、信任、主動選擇eSIM作爲更安全的通信選擇，而這需要通信企業在產品、服務、宣傳上更加用心。
兒童設備如何“守住入口”？
相比eSIM系統性治理的複雜性，兒童智能設備的安全管理看似簡單，卻是一場“不容忽視的治理短板”。
當前我國兒童電話手錶市場龐大，據艾媒諮詢預測，2025年中國市場存量將突破7000萬臺。然而監管層面存在三大問題：
一是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大量三無、低價手錶仍通過電商或線下渠道流通，缺乏通信安全模塊和風控接入機制；
二是開卡渠道多樣但不透明，部分品牌仍允許通過線下非實名卡快速接入；
三是與運營商系統脫節，許多手錶廠商並未接入號卡風控白名單機制，無法被實時監控。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發力：
首先，推動兒童智能終端全面採用eSIM方案，與運營商平臺直接對接，實現“一機一號、一號一人、一人一實名”的閉環。
其次，構建“兒童通信安全白名單系統”，由工信部牽頭建立專屬號段、接入白名單、使用異常報警、跨設備登錄限制等功能模塊。
再次，鼓勵廠商開發“反詐預警模塊”，如異常切卡提醒、設備離線報警、異常撥號限制等功能，實現端側風控前移。
最後，建立“家長遠程控制+實名賬戶同步”的管理機制，讓家長成爲風險識別的第一道防線。
一旦兒童設備端的漏洞被堵住，詐騙分子“找卡”的空間將進一步收窄。
兒童手錶SIM卡被“盯上”的事件，背後並非一場簡單的詐騙，而是“斷卡”行動成效下的犯罪退守現象——卡越難得，犯罪越瘋狂。而eSIM的崛起，帶來了可能的“斷卡再升級”。它不是“靈丹妙藥”，但卻具備從根本上改變詐騙邏輯的可能性：不再是“誰拿到卡誰能打電話”，而是“誰經過合規授權，才能發起通信”。
未來，SIM卡與其說是一個“實體通信鑰匙”，不如說是“網絡身份的信用憑證”。每一次通信連接，都是一次信任認證。
而讓這份信任不被濫用、不被盜用、不被玩弄，是我們這代通信人與治理者必須共同完成的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