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協商文化”的再喚醒

江鬆

一場關於鄰里糾紛的電視節目，究竟能爲誰解決問題？一個在演播室裡搭建的“圓桌會議”，能否影響到社區治理的日常邏輯？在面對面協商越來越少、網絡表達愈加發達的當下，我們需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媒體在基層治理中還能做些什麼？

呂永峰博士的新著《作爲公共傳播的電視商議：實踐邏輯與路徑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以翔實的案例、縝密的結構與深切的現實關懷，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本書爲我們的社會提供了一種極具可行性的共識機制——把“電視”重新變爲“共議平臺”，把“傳播”重新定義爲“公共服務”。

該書的基本觀點清晰而堅定：真正的公共傳播，不在於媒體自上而下的“代表發聲”，而在於能否建立起一個多元對話、平等表達、協商解決的制度性平臺。“電視問政”雖然揭露問題迅猛，卻缺少了協商的味道；而“電視商議”則主張問題各方“面對面、講道理、找辦法”。

這一點在《向前一步》《我們圓桌會》等電視節目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展現。比如，《我們圓桌會》在化解“學區路段交通擁堵”問題時，組織了交警、家長、學校、街道等多方參與者同場協商，不是喊口號，而是彼此換位思考；不是求一刀切的政策，而是尋找“多數人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這正是呂永峰在書中所主張的“治理不是支配，而是協商；傳播不是表演，而是制度”。而這背後的核心，是對“人民”二字的真正尊重。不是用電視替羣衆說話，而是用電視“讓羣衆說話”。

書中提出的“電視商議五維模型”——即空間建構、主體組織、議題確認、互動規範、共識達成——正是對公共議事流程的系統化再設計。它不僅是一套節目策劃思路，更是一種基層治理工具包。

更重要的是，它不是專家主導型的“精英協商”，而是羣衆參與型的“生活商議”。節目現場既有街坊鄰居，也有環衛工人、退休老兵、個體商販，他們是對話中的“行動者”。

本書更深層的貢獻，是其對中國社會“協商文化”的再喚醒。協商，不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是中華文化自古有之的治理智慧。從“衆人商量事好辦”到“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由衆人商量”，這種精神貫穿中國基層組織的千年傳統。

在此基礎上，呂永峰強調：“電視商議的本質，是一種媒介制度實驗，是將協商嵌入公共傳播流程的治理重構。”這使得本書不僅屬於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範疇，更跨界連接了政治學、社會學、行政管理等多個領域。

作者還特別強調了節目可持續機制設計問題，包括協商達成後政策跟進、執行監督、後期回訪、公衆反饋機制等，使得電視節目從“單點敘事”變爲“多點閉環”，真正實現“播出即落實”的行動邏輯。

值得一提的是，書中多次提到社區治理、行業改革、職工權益等主題，尤其關注工人羣體在城市公共空間中的表達困境與協商困境。

《作爲公共傳播的電視商議》是一本“寫給所有人”的書。它既寫給媒體人，讓他們看到媒介的公共使命；也寫給治理者，讓他們意識到制度溝通的力量；更寫給千千萬萬個普通人，讓我們知道“公共生活可以協商，社會事務可以參與”。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