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許子東:大學應以全人教育爲目的,但就業是頭等大事
澎湃新聞記者 吳怡 鄒橋
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一個人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潛力,這就是成功;很多人都能發揮自己的潛能,這就是好的社會。”日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許子東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相似的觀點,他在去年播出的《圓桌派》節目裡談及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時也這麼說過,在他看來這就是理想社會。他跟好友竇文濤、馬家輝、陳魯豫坐在一起侃侃而談,讓觀衆想起了多年前《鏘鏘三人行》幾人同臺暢聊的畫面。
今年5月底,在上海見到許子東時,澎湃新聞記者一眼就認出了這位高挑儒雅的學者。他跟屏幕裡的形象大致不差,兩鬢添了點細碎的白髮,但聊起天來思維敏捷、風趣幽默、尖銳犀利。
他曾說喜歡“無效聊天”——人們暫時剝離了社會身份,想到哪兒就說到哪兒,彼此打斷,也彼此反饋。此次專訪前,關於採訪的內容和問題,他問都沒問。當見面聊完,記者問了他最後一個問題:《鏘鏘三人行》這檔節目留給大家的影響是什麼?許子東說了四個字,“平等對話”。
“知識分子”是他身上最顯著的標籤。有人評價他,“入世這麼久還沒被磨平棱角,敢說,有知識分子的擔當。”面對科技衝擊下盛行的“文科衰退論”,他也有話要說。他極力捍衛文科的價值,但又一針見血指出文科發展的一些弊病,批判文科被工具化的危機,試圖重申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影響當下的年輕人和大學教育。
AI衝擊與文科價值再定位
澎湃新聞:這段時間關於文科縮招的話題引起很大關注,尤其是AI發展越火熱,“文科衰退論”聲勢就會越大。您是否同意文科縮招?
許子東:文科分不同的類型。應用型、工具型的文科會受到AI比較大的影響,例如培養秘書或者成批培養作家,因爲這種教學方法更多是依靠知識普及和積累,工作方法也比較規範。AI對這類文科,無論是幫助,還是挑戰,都會比較大,所以它們必須要發展才能生存。至於研究型的文科,我覺得AI只是作爲輔助工具,不會影響到這些學科。
最簡單的區別方法就是,你問DeepSeek問題,如果你覺得它的答案說得很好,你沒法再補充了,那你這個學科就“差不多”(這樣)了;如果你覺得很不滿,你要講的東西它完全沒講出來,那你這個學科還有發展的餘地。
澎湃新聞:有觀點認爲,在AI的衝擊下,頂尖高校的文科應該保持適當規模,而文科縮招更應聚焦中底部普通高校。您怎麼看?
許子東:我覺得這不是以學校來劃分的,就算是比較頂尖的學校,它對文科生的培養也還是有不同的類型。例如有的高校部分文科生往政工方向培養,他們不需要研究《文心雕龍》,但可能需要比較強的文件處理能力等。AI會促使文科分化,分化當中可能包含學院分工,但是不完全等同於學院分工。
澎湃新聞:您之前說,從魯迅的“生存-溫飽-發展”三階段論來看,文科是“發展階段”的產物。那是不是建議學生先解決生存溫飽的問題,再來談發展?
許子東:對文科生來說,發展就是生存。不能發展的話,生存都沒辦法生存。
澎湃新聞:這涉及一個問題,就是大學培養人到底應該是以什麼爲目的?是以就業爲目的,還是以全人教育爲目的?
許子東:從學校的角度來講,當然是以全人教育爲目的,大學不應該成爲職業培訓場所,不應該成爲一種工具,但這是理想的說法。對國家來說,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是頭等大事。
每年有10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這是巨大的進步。以前的人才培養結構是金字塔型,現在是大煙囪型。從社會結構來講,這是非常理想的狀態,說明知識分子跟普通民衆之間沒有那麼大的鴻溝了。其次,說明知識分子跟政府官員也沒有那麼大的區別了,因爲很多人會進入公務員系統。這是很好的。
但現實問題是,(這麼多畢業生)帶來了就業的壓力。在中國傳統社會你一考上榜做了讀書人,一生已經是地位不同了,上可做官,下可做鄉紳。現在情況不一樣,大學生數量那麼多,大學生跟普通民衆之間沒有那麼大差別了,但人們(對於讀書人)的心理還在對不對?一個地方尤其是在偏遠地方,誰家孩子讀了北大清華,敲鑼打鼓之後就有了期待,盼着孩子以後會很有出息。所以1000多萬大學畢業生是我們巨大的財富,也是巨大的壓力。
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大學本身是全人教育,是靈性發展,不要變成工具。但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就業壓力非常大。剛畢業的學生沒有分配,一快畢業就要到處找工作。不像工作了幾年的年輕人,他們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閱歷。所以,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面來看待。
文科生的現實困境與出路
澎湃新聞:您長期研究魯迅文學,前幾年有一個詞在年輕人裡面很火,“孔乙己的長衫”。您之前在解讀這個現象的時候說,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優越感和使命感。那是不是應該勸年輕人放下這種優越感和使命感,接納取得好成績、取得好學歷不一定等於成功?心態是不是應該轉變一下?
許子東:優越感不應該放棄,使命感也不應該放棄,但是同時你要面對現實,因爲在這個層次的人多了。如果只盯着公務員考,當然卷得厲害,但現在不像以前,途徑和出路也多了,畢業生還可以去外企、繼續深造等等。
中國讀書人這種優越感和使命感不是缺點,這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非常寶貴的傳統,他們比一般人更關心國家的事。但有人文精神並不代表道德高,我們既要打破讀書人找不到出路的困境,也要打破道德上的優越感,不要覺得自己讀了書,就比工農的品質高,就有了高的精神(境界),這是一個幻覺。但總體來說,多讀書,對國家的事多關心,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德,應該繼承發揚。
澎湃新聞:當下社會,文科生也面臨一些困境,包括可能工作機會不算多、工資不算高、可替代性比較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