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教堂”式研究到“預製房”式研究——科學精神蛻變中的科研文化

對科學精神進行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認識論層面的概念分析階段，而應回到在科學精神的引領下對主體行爲的分析上，否則我們無法看到一種內隱的理念對於個體世界觀的改變以及對於個體實踐模式的塑造。換言之，堅持或信奉科學精神一定會在實踐層面有所表徵，並給個體真實生活帶來實質性的改變。尤其是伴隨着近代市場經濟的興起，科學精神的信奉者一定會基於該理念而得到實質性的（有形或無形的）回報或收益，並進行計算，然後做出調整或新的選擇，否則，科學精神是無法傳播更遠或被更廣泛的人所普遍接受的。爲此，我們不妨看看國外學者對此類趨勢的研究現狀。

縱觀國外學術界關於對科學精神和科學行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科學精神與科學行爲之間呈現出雙向建構的關係：科學精神規範主體的科學行爲，科學行爲反過來又影響科學精神的重建。

在從19世紀到20世紀的科學狂飆時代中，“科學精神”的概念經過衆多科學家的實踐與修正，其內涵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擴充。1892年，英國科學家皮爾遜（Karl Pearson，1857-1936）率先在他的科學哲學名著《科學的規範》中分析了科學的一些特質和精神要素，如普遍性、客觀性、實證性、合理性、懷疑性、簡單性、審美性、一致性、進步性、公有性、公正性、爲善性等。他將其提升並稱之爲科學精神。信奉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家艾耶爾（Ayer）等人把科學的事實判斷與倫理分開，主張倫理只是一種情感表達，而沒有意義。1942年，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突破了邏輯實證主義的事實/倫理的二分，首次提出科學的精神氣質（ethos of science）的四條原則，也就是被後世廣爲稱道的“默頓規範”。它們分別是普遍性、公有性、無私利性、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後來又加上了獨創性。科學評價的普遍性強調依據客觀標準，而非個人特質；公有性主張科學知識應歸於公共領域；無私利性要求科學家在研究中排除私人利益的干擾；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提倡系統性的批判；獨創性原則規定科學發現必須具有創新性。到了默頓這裡，科學才從價值中立到了價值承認，這是一次認識上的突破，之後又演變出科學的內部主義和外部主義，前者認爲科學進步依賴認知價值（如解釋力、簡潔性），外部倫理僅影響目標選擇；後者強調科學受社會、經濟和政治語境的塑造（以SSK爲代表的建構主義），比如，生物技術倫理需考慮環境與社會公平等。

1954年，保羅·伯克霍爾德（Paul R. Burkholder，1903-1972）認爲，真正的科學精神應該激發人們爲了知識本身而追求知識，而不僅僅是爲了物質利益。除了求真，科學應該還要有美學價值。1956年，布魯諾烏斯基（Jacob Bronowski，1908-1974）在《科學和人的價值》（Science and Human Values）中強調，科學追求真理，將其視爲終極價值和目標。在觀察和思考過程中，追求真理者需保持獨立，社會亦應維護其獨立性。科學界需要異議和自由；爲了科學的持續發展，應將歷史研究與未來探索相結合，而寬容則是必不可少的。傳統的科學觀是線性漸進的，並不斷趨近真理，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的範式理論爲解釋科學精神提供了新的見解。他認爲科學發展是不同範式的更迭，科學革命是對舊理論的拋棄，新理論的接受，科學共同體接受了一個新的共同綱領或研究範式。所以科學精神應是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新知的開放，這對應着默頓的第四條（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和第五條原則（獨創性）。

在真實的研究環境中，科學家的行爲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分佈式認知理論提出，實驗室是一個“認知－文化系統”，科學家的行爲會受到共享工具、符號系統和集體實踐的影響。哈佛大學的認知科學家南希·內爾塞西安（Nancy J. Nersessian）引用克拉克的“延展心智”理論，強調實驗室環境本身就是認知系統的一部分。在實驗室中，科學家使用計算機模型可視化神經元網絡，開發了新的符號系統CAT——活動軌跡中心來形成共享心智模型。而每週例會、跨學科的討論以及在維基百科上的協作都是實驗室的集體實踐，科學家們可以隨時調整研究目標、思路設計，彼此之間形成一個如同棘輪的認知系統。

那麼科學精神能否一如既往地規範科學行爲？到了21世紀，科學界的科研文化隨着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科學精神出現了異化。切爾尼科娃（Chernikova）認爲如今的科學倫理已經從古典科學倫理轉向技術科學倫理。古典科學的學科邊界清晰，主要追求對自然規律與理論的發現，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分離。技術科學則跨學科融合，如NBIC（納米－生物－信息－認知）技術羣，研究對象從古典時期的外界客觀事物轉變爲人類自身的增強技術或人工智能。技術科學將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融合，從解釋世界轉向改造世界，最重要的是，技術本身不再是中立的，而是價值負載的。

在基金、競爭、評獎等多種壓力下，學者的科學行爲並不總是遵循科學精神。加拿大科學家丹尼爾•布克曼（Daniel Z. Buchman）等人研究了在加拿大大麻合法化的背景下，科學家由於接受產業資助而陷入道德困境，商業邏輯在實踐層面對默頓規範中的“無私利性”原則造成了嚴重挑戰。政府對科研的資助不足，科學家轉向求助產業資助，而產業的出資方最終會主導研究方向，從而損害學術的公信力。

麥爾曼（Meirmans）探討了激烈競爭的基金制度如何塑造了科研實踐活動。由於基金評審要參照以往的學術成果，研究者變得迴避創新，而穿上了“學科緊身衣”開始做漸進性研究。尤其在人文社科領域，三到五年的短期項目制迫使學者放棄需長期積累的“大教堂”（cathedrals）式研究，學界普遍追求短平快的“預製房”（pre-fab house）式研究。研究規劃本身可能需十年甚至更長，涉及長期數據的積累，但項目制的時間限制讓學者只能做“短期可交付的成果”（short-term deliverables）。迫於短期成果壓力，學術研究無論是在研究問題、思路還是方法上都變得保守且可預測。資助體系鼓勵研究者採取小步前進而非高風險創新的策略，“人人都在跳相同的圈，科研多樣性被削弱”。當前科研資助體系的核心矛盾變成了：項目制評價標準（如短期產出、確定性成果）與研究本質需求（長期投入、探索性創新）之間的結構性衝突，從而形成了預製房式研究的規模化生產學術的現象。文科跨學科的評審常因爲非實證研究的方法論而被評審拒斥，導致學術不公。所謂的大型項目合作則常常流於形式，效率低下。麥爾曼發現，基金競爭的程度越高（中標率越低），政策干預越大，研究者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就越差（有理由推測，其成果的創新性也越差）。對此，筆者不禁想到德國的科隆大教堂，它始建於1248年，直至1880年才由威廉一世宣告完工，歷時632年，這才造就它的恢宏與壯觀，試問如果採用當下的“預製房”模式來建造，還能建造出這樣的奇蹟嗎？

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崔教授（Anne S. Tsui）總結出如今科研文化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如下幾種：其一，學術與實踐脫節，研究者追求論文發表的數量和速度（“計數文化”），忽視對實踐的價值。其二，經驗資深的學者逐年積累學術資本後，學術發表更加容易，產生了“贏者通吃”文化，反過來促使經驗尚淺的學者以忽視科學精神的方式生產學術成果，比如篡改數據等。如Summerlin的僞造數據、哈佛研究者Darsee篡改實驗結果，都反映出制度性激勵（名利競爭）對科學誠信的侵蝕。貝德安（Bedeian）等學者發現超半數教師目睹此類行爲。其三，全球盲目追求北美的期刊標準，理論創新停滯。崔教授將科學精神歸納爲三個核心：追求真理（通過嚴謹方法逼近現實）；改善人類生存（如愛因斯坦所言，科學應使普通人生活更好）；研究自主性（免受商業排名干擾）。而以上三個問題已經背離這些核心旨趣，也就是在實踐層面背離了科學精神。

這些新的科學行爲，雖然背離了傳統默頓規範所指涉的科學精神，但也催生了新的價值觀。傑奎琳（Jacqueline Dalziell）在對澳大利亞合成生物學的定性研究中發現，合成生物學家日常面臨的倫理困境（如產業壓力、性別不平等）會反向塑造其科學理念。研究者面臨着短期合約壓力，會選擇更容易出成果的保守課題；成果剽竊、數據作假頻發，女性研究者受到不公正對待，大量塑料耗材的浪費，都是在實踐層面上的倫理衝突。正如他們提出的良心拷問：“當科學家爲下一份合同憂心時，他們如何能安心思考技術的社會影響？”所以他們形成了一種新的“實用主義倫理觀”，意在努力適應這種科研困境和誠信危機。

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德國哲學家約納斯（Hans Jonas，1903-1993）就提出了應對技術科學倫理的責任倫理。默頓規範只是針對科學家的即時行爲，但無法應對科技帶來的長遠、系統的風險。基因編輯、原子能等技術不僅影響當代人，還會影響人類後世許多代，且後果無法控制、不可逆，所以科學家也必須要考慮未來人類的利益。西班牙社會學家瓦萊羅（Valero Matas）也贊同這一點，默頓規範是一個理想的、普適的價值體系，但如今各學科發展迅速，互相之間也未產生共識（學科間與學科內），建立一個新的倫理體系迫在眉睫。新的倫理體系要分爲核心層和外圍層，核心層是普適的默頓規範（公正、不傷害、追求真理等），外圍層則根據不同學科的特性，制定特殊的規範，比如生物醫學倫理協議，這樣就能形成彈性治理框架。瓦萊羅呼籲，科學倫理要超越舊的默頓規範，讓科學家參與社會實踐，進行跨學科協作，不僅要追求真理，還要將責任倫理內化在研究中。崔提出要建設社會責任型學術（Socially Responsible Scholarship），包含“三優先”框架（平衡利益、語境敏感、倫理至上）。在行動上， 年輕學者選擇有社會意義的研究問題，而不是追隨計數文化；資深學者支持創新研究，而不是亦步亦趨前人的固有研究；院校改革“數量優先”的評價體系；期刊把實踐的相關性也納入審稿標準，而不是選擇與實際脫節的論文。崔的社會責任型學術得到了切爾尼科娃（I Chernikova）的支持。切爾尼科娃也贊同科技倫理從封閉學術規範向開放社會責任轉型。默頓的規範是讓科學家內化的價值觀，依靠科學家內心的道德秩序來規範自身，但僅憑這些是遠遠不夠的。

具體在運動科學領域，阿羅拉（Nitin Kumar Arora）梳理了運動科學研究的倫理規範與方法學挑戰，提出通過健全的試驗設計和倫理審查框架來減少學術不端，並呼籲建立“健康與運動研究誓言”（HERO）以提升行業標準。運動科學領域存在隱瞞興奮劑副作用，學者重複投稿，只篩選陽性數據導致證據偏差等科學行爲失範的問題。HERO誓言就是要求研究者：堅守“道德指南針”，抵制發表壓力導致的學術不端；承諾遵循最高倫理標準（如《赫爾辛基宣言》和GCP準則），確保證據的可解釋性與社會信任；通過機構監督（如倫理委員會）和同行評審形成約束機制。如此才能將行業規範內化在研究者心中，把倫理準則轉化爲實踐規範。

總而言之，國外學者關於科學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在科學行爲失範、建立新的科學倫理方面，涵蓋了運動科學、生物醫學、通信技術等各個學科的領域。可以清晰地看到，儘管默頓規範等經典理論爲科學精神提供了重要基礎框架，但在當代科技迅猛發展的背景下，科學行爲呈現出多樣化、複雜化的趨勢，對科學精神的內涵提出了新的挑戰。雖然科學精神仍是科學家或研究者內心的道德指南針，但他們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經濟、政治、個人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建立新的以責任倫理爲中心的科學精神，已成爲國外學界關於科研文化的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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