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原著是單線悲劇 劇集是復調喜劇

◎李寧

近日，由馬伯庸所著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長安的荔枝》熱播。該劇從“驛傳荔枝”這一微小的歷史典故切入，描畫了一幅唐朝官場與民間的百態圖。原著小說全文僅7萬餘字，情節凝練，人物集中，可謂短小精微。劇版《長安的荔枝》則將其擴展至35集的敘事體量，通過新增故事副線、重構人物羣像、強化諧趣風格、補充歷史細節等方式，爲原著骨骼填補了更爲豐富的肌理與血肉。這種對於文學留白的創造性填充，如同打開了原著的隱藏關卡，帶領觀衆進入一個更爲宏闊、鮮活的故事世界中。

角色不忠於原著就是魔改嗎

《長安的荔枝》講述大唐小吏李善德被同僚算計，去執行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極限時間和匱乏條件下，將新鮮荔枝從嶺南運至五千餘里外的長安，以賀貴妃生辰。

原著小說可謂李善德的獨奏曲，幾乎所有篇幅都聚焦於這位九品小吏的生死時速與官場苦旅。劇版則大膽揮毫，將李善德的妻子改寫爲亡故，增加了小舅子“鄭平安”一角。劇作由此突破了原著單線敘事的限制，以李善德受命轉運鮮荔枝的主線爲經，鄭平安捲入官場派系鬥爭的副線爲緯，編織出更爲複雜的故事空間。一顆荔枝引出的是唐代官僚體系、民生百態、權謀博弈與家族命運錯綜交疊的圖景。

這種大刀闊斧的改編，自然引發了不小的爭議，尤其是對許多原著粉絲而言，刪去情深義重的妻子、新增油嘴滑舌的小舅子，這種改寫大有“魔改”之嫌。一直以來，以是否忠於原著爲標準來判定藝術改編成功與否，是一個深入人心的標準。但這對於改編者而言，卻是強加的鐐銬。況且，即便改編要忠於原著，也不應強調情節與人物上的機械照搬，而是要強調二者內在精神上的交相呼應。

以此觀之，劇版是在契合原著內在精神基礎上的合理改編。原著中，李善德接受敕封的“荔枝使”這一荒誕差事，是一種被動無奈的選擇，這讓他最後勇敢面斥右相的行爲缺乏更爲堅實的內在動機和轉變邏輯。而劇中，妻子的亡故意味着李善德失去了最爲重要的情感寄託，強化了父女二人相依爲命的悲情底色，推動他從原著中被動接受命運枷鎖走向主動突破命運桎梏。通過將家庭溫情置換爲生存絕境，劇版強化了個體抗爭時的孤獨感與無助感，使得李善德的人物命運更具悲劇張力，也讓他最終的反抗更富有感染力。

“鄭平安”這一角色的加入，與李善德構成了一莊一諧、互爲鏡像的人物關係。明算科出身的李善德忠厚固執、不善逢迎，在官場上舉步維艱。鄭平安是他的人生反面，深諳官場之道，處事八面玲瓏，善於見風使舵。前者代表的是技術理性，後者體現的是官場智慧。

這對性格迥異的“歡喜冤家”不僅提升了故事的戲劇張力，也製造出強烈的喜劇效果。原著以冷峻、沉鬱、嚴肅的筆觸包裹黑色幽默的內核，凸顯小人物在荒誕、絕望的處境下艱難求生的悲情命運，以及宦海沉浮中仍然葆有的理想主義精神。而劇版在保留黑色幽默特質的同時，更強調通過人物的行爲、語言等表面元素來製造笑料，以此形成輕鬆、詼諧的歷史輕喜劇風格。

更重要的是，創作者意在通過李善德與鄭平安的雙主人公設置，在相互映照中建構更爲飽滿、可信的人物弧光。二人的人生軌跡看似南轅北轍，最終殊途同歸。李善德雖爲官場螻蟻，但心繫國事民瘼；鄭平安雖工於鑽營，卻誓死捍衛家族尊嚴。他們以各自的方式——或笨拙堅守，或油滑周旋，不計代價地守護着心中珍視之物。

羣像人物豐滿嶺南圖景別緻

限於篇幅，原著小說幾乎可以說是李善德的獨角戲，其他的人物往往寥寥幾筆，未深入展開。劇版的一大亮色，在於變獨角悲歌爲羣像長卷，織就了一張覆蓋朝堂、市井、商賈、邊陲等多層面的人物網絡，鋪展開一幅立體多維的大唐浮世繪。

該劇的羣像戲，一方面體現在描畫出了層級分明的官場衆生相。在長安巍峨宮闕的陰影下，右相翻雲覆雨，左相蟄伏佈局，魚朝恩權傾內廷，他們的每一次博弈都裹挾着朝堂震盪；以上林署爲代表的官員們將推諉扯皮化作職場生存的厚黑哲學；嶺南刺史何有光與掌書記趙辛民，將地方治所變成權力尋租的樂園；隱於暗處的空浪坊坊主雲清則揭示出權力運作的隱秘本質。

劇中對於何有光、魚朝恩等角色的塑造着力頗深，演員的演繹也十分出彩。例如海盜出身的何有光身爲地方大員，議事時大嚼甘蔗、心不在焉，一到鬥雞場卻精神抖擻，爲了錢財不擇手段，將地方治理得烏煙瘴氣。該劇將其塑造爲一個豪橫跋扈的喜劇反派，令人印象深刻。

在廟堂之外，該劇還刻畫了胡商、果農、奴隸等紛繁的民間人物。相較原著，劇中增加了阿彌塔、藍玉等新角色，對胡商羣體進行了更爲深入的描畫。蘇諒、阿彌塔等胡商勢力之間的鬥爭，生動地再現了唐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資本流動圖景。而何有光與胡商阿彌塔又構成利益共生體，前者借胡商資本鞏固地方割據，後者則通過“義女”身份換取貿易特權，二者關係也映射出唐代中央與藩鎮的博弈邏輯。

同時，劇集用了大量篇幅不厭其煩地展現李善德愈挫愈勇的轉運實驗，在這個過程中描畫出阿僮、阿豐等邊陲鄉民的生存狀態。這些農人本就生活艱難，卻要爲了帝王家的一紙荒誕敕令被迫毀家紓難，他們的個體苦難構成了對“盛世神話”的無情解構。

值得注意的是，劇版在改編過程中不僅呈現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與身份，更有意編織出人物之間複雜的命運交集。創作者用大量篇幅交代許多人物的前史，以此提升故事信息的密度與人物性格的深度。例如，何有光與養女阿彌塔的恩怨情仇，何有光、魚朝恩與雲清之間的往事糾葛，雲清與盧司丞之間的過命之交，等等。這種處理方式，讓許多次要角色也變得血肉豐滿、真實可信。

長安與嶺南，在劇中不僅是地理座標，更是兩種文明形態的象徵。都城長安是秩序井然、壁壘森嚴的廟堂，邊陲嶺南是自然野性、開放流動的民間。當李善德策馬穿行於南北之間，這場跨越五千裡的奔襲，實則是秩序與野性、廟堂與江湖的激烈碰撞。

以往，《妖貓傳》《長安十二時辰》《長安三萬裡》等影視劇中錯彩鏤金的長安盛景，似乎已成爲標準的大唐想象。但《長安的荔枝》卻將嶺南作爲主要敘事空間，營造出一個“華夷雜處”的邊疆世界。針對嶺南地區的特殊自然環境，創作者在視覺呈現方面也別具匠心。通過直射光、高飽和度色彩與輕微曝光過度等手法，結合演員的細節表演，該劇構建出了溼熱黏稠的南方意象。潮溼燠熱的氣候、別具風情的峒人村落、煙火繚繞的市井集市，形成了國產影視劇中少見的唐代地域景觀。正是在這樣野性的民間，李善德才得以掙脫官場桎梏，迸發出草根的創造力。

化古爲今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從《風起隴西》《長安十二時辰》到《兩京十五日》，馬伯庸的歷史題材小說一直在踐行着“歷史可能性”寫作，到歷史的褶皺與縫隙裡去發掘更多的可能性，以現代人的視角、情感與觀念去重述歷史。其作品的一大特點在於化古爲今、古今對照，《長安的荔枝》也不例外。雖然與原著相比，劇版多了許多輕喜劇色彩，但本質上仍然延續了原作的寓言書寫與歷史反思路徑。

荔枝“一日色變，兩日香變，三日味變”的特性與五千餘里的地理距離，構成一道無情難題，壓得人喘不過氣。李善德拼搏半生剛剛揹負起高額房貸，又遭遇無法完成的KPI，這種悲苦人設讓熒屏前的現代職場人嗅到了熟悉的味道。劇中，李善德扛着碩大的“荔枝監”牌匾走在嶺南街頭，這一幕既令人捧腹，又讓人感到諷刺與辛酸。唐代打工人生存指南，無疑具有跨越千年的共情力量。

當然，劇集並未止步於職場共情，還構建了一則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諷喻。通過細緻鋪墊，荔枝轉運背後的“學問”被層層剖開：果農們賴以爲生的荔枝淪爲權謀工具，高昂的運送成本最後又被折算成沿途農戶的稅賦。在“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嘆息面前，“一騎紅塵妃子笑”的浪漫面紗被徹底撕碎。該劇生動地揭示出封建帝王的恣心所欲是如何被官僚系統一步步放大，並最終化作碾碎小民的巨石。

而劇中個體與系統的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呼應着部分現代人面臨的困境。在某種績效目標的牽引下，現代個體信奉自我優化的價值觀，試圖最大限度地發揮能力與價值，然而過度追求又導致了一種自我消耗與自我剝削。李善德給出的化解方式，是以自我譭棄的方式與圍困自我的系統決裂，勇敢地逃逸出去，奔向更開闊自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