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賺錢那麼簡單：年輕人用AI寫回憶錄，捲進了一代人的沉默
在“副業熱”和“AI創業潮”的雙重裹挾下，一羣年輕人悄然盯上了一門看起來溫情又賺錢的新業務：替老人寫回憶錄。
有說這是銀髮經濟的下一個風口，也有人把它包裝成低門檻的財富副業——幾千塊一本，聽幾小時故事、用AI生成稿件，就能讓一本“人生傳記”快速落地。
但當真正坐到老人面前、聽他們一字一句講出那些沉默多年的人生片段時，年輕人很快發現：寫回憶錄不是一門快速變現的生意，而是一場深度陪伴的過程。
它不能被標準化、不能被壓縮進模型，更無法繞過人心的柔軟與複雜。在高效工具之外，是緩慢、瑣碎、沉重的真實。
在一個人人爭搶風口的時代，還有多少人願意，爲一段無聲的回憶，停下來，認真聽一次？
01 年輕人盯上了“老人的人生”
張野是在去年底決定辭職的。他29歲，過去五年在北京一家廣告公司做文案策劃。從地產樓書、品牌故事到社交文案，他寫過無數個關於“理想生活”的句子，也熬過無數個爲PPT修圖通宵的夜晚。
“你知道那種感覺嗎？寫了幾百套關於生活的提案，卻從來沒寫過一個真正的人。”他對我說。
真正的轉折點，源於一次深夜刷帖時的偶然。他在網上看到有人分享，最近有不少老人希望請人幫忙寫回憶錄，把一生經歷整理成書，送給後輩。“那時候我一下就被擊中了。”張野說，“原來寫文字還能做這樣的事情——幫一個人留下他的人生。”
他很快聯繫了曾經的同事，兩人決定嘗試做這件事。他們沒註冊公司、沒開發平臺，而是低調從身邊朋友、社羣中開始試探接單，組建了一個簡單的流程：口述溝通、文字整理、校對潤色，再到成品裝幀，全程儘量親力親爲，有時也藉助一些AI工具處理格式和風格統一，但內容一定是人工主導。
最開始找來的客戶，都是些“圈子裡認識的長輩”：一位退休的紡織廠女工、一位南方城市的退伍老兵，還有一位張野親戚家的叔叔，早年是搞建築設計的。這些老人不一定文筆流暢，但都有一種“想說點什麼留下來”的衝動。
“他們其實很願意講，只是沒人聽。”張野說。他們把電話溝通、文字整理都做得像是一次小型“陪伴式對話”，一頁頁地把那些慢慢被忘掉的生活場景拼回來。
但很快，張野意識到這件事並不輕鬆。寫一段人生，比寫一個品牌故事難太多。
“有一次，一位老人回憶自己年輕時從上海去了雲南參加勞動建設，講到的年代、背景、生活細節都非常模糊。”張野說。他們試圖幫老人還原一些場景細節——比如當時的遷徙方式、生活條件、工作單位是否真實存在。爲了查證一些提到的老地名和事件，他們查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報紙、甚至找到了同一年代的紀錄片。
“不是爲了替他說什麼，而是爲了不寫錯、不寫淺。”他說。老人記憶中的很多細節已經模糊，表達也含混，需要反覆追問、佐證，才能把那些“說不清”的故事補全。
他們堅持了四個多月，完整交付了幾本書。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有人聊着聊着突然不想寫了，有人因家屬反對中途終止，還有人覺得“寫這玩意有什麼用”。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是在幫他們講述過去，但其實更像是在陪他們確認這一生。”張野說。
他們並沒有賺到什麼錢，有時一個月的溝通和寫作，攤下來人均收入還不如在公司加班拿績效。但張野說，這件事帶給他的是另一個維度的滿足感。
“每個老人都像一本無序的手稿，有的章節空白，有的順序顛倒，有的甚至從未被講述過。你能做的，就是把這些碎片儘可能完整地拼在一起，然後告訴他，你的人生，很值得一寫。”
02 效率與溫度之間：AI寫書的邊界感
起初，張野也對AI抱有極大希望。
他們用過市面上幾款主流的文本生成工具和AI，也嘗試接入一些開源模型插件做輔助處理。最初的設想很簡單：老人講，AI記，團隊稍作編輯潤色——一份回憶錄就能在兩週內完成。省時、省力、成本低，聽起來像是爲“銀髮經濟”量身定製的爆款模式。
“我們當時真的以爲，靠AI可以做到‘半自動寫人生’。”張野苦笑着說。
但真正落地操作後，他們發現問題比預想得多得多。
最大的問題，是情感缺位。AI可以整理邏輯、統一語法，卻無法理解一個沉默背後的悲傷，也無法分辨“他說累了”和“他不想再說”之間的區別。有一次，一位老人談起年輕時下鄉插隊的經歷，中途停頓了很久。AI繼續輸出了一段“陽光灑落田野”的環境描寫，看起來工整流暢，卻把場面推得失真、甚至有些殘忍。
“那種錯位，是很刺眼的。”張野說，“寫的是苦難，但AI給你的語感是讚美。這不是技術問題，是經驗問題。”
還有就是信息識別誤差。許多老人習慣用方言表達，一些口音較重的詞語連語音識別都未必能準確轉寫。加之老年人記憶中的事件往往時間點模糊、人物關係複雜，AI很容易在處理過程中丟失關鍵線索，甚至“亂編”一段看似合理卻完全失真的描述。
“它把‘我爸那年去東北拉煤’識別成‘我爸那年去東北拉妹’。”張野舉了個例子，“我們當時一邊笑一邊也有點心涼，這事兒真不是靠技術摳字句就能完成的。”
但AI也並非毫無用處。張野他們現在主要將其用於一些“低情緒負載”的環節，比如口述轉錄、內容排版、時間線整理、初步語句通順處理等。“它是工具，但不能代替判斷，更不能代替傾聽。”他說。
更重要的是，一本回憶錄從來都不只是“記錄”而已。它是一個人對自己過往的梳理，是一次“口述—傾訴—沉澱”的過程。
有一次，一位78歲的老人，在溝通第八次的時候才第一次談起自己早年失去兒子的事。在此之前，他每次都略過那個年份，隻字不提。張野沒有追問，只是陪他說別的，直到那一天，他主動提起，說：“現在好像可以講一講了。”
“這不是AI可以替你完成的事情。”張野說。
他漸漸意識到，在這個項目裡，他們做的其實並不是寫書，而是陪着一個人慢慢回頭看一眼走過的路——哪怕那條路並不完整，也不是每一段都願意回憶。
“我們不是在寫他的故事，而是在陪他理解他的故事。”
03 寫書，也是一種關係勞動
對張野來說，真正讓他意識到“寫回憶錄不是寫稿件”的，是第三位客戶——一位74歲的退休中學語文教師。
第一次上門溝通時，老人話不多，只遞來一疊已經泛黃的筆記本和幾張摺痕斑斑的老照片，開口的第一句話是：“你們年輕人寫得懂我這一輩子嗎？”
張野記得那天坐在老人家茶几邊，光線昏黃，一整面牆的舊書櫃像一堵沉默的記憶牆。他開始覺得，這不只是一份文字工作，而更像一次雙向靠近的過程。
“其實他們願意講，但你得讓他感覺到你真想聽。”他說。
在那之後的一個多月裡，他斷斷續續和老人見了七八次。前幾次老人多是旁敲側擊地講教學、講詩詞，直到第四次才談到自己年輕時因家庭出身受限、無法考大學的挫敗，第五次說起年輕時被下放勞改的記憶——每一段都不是直接說出來的，而是像水滲進布里那樣，一點點從邊角浸透進來。
“寫一段人生，是需要被信任的。”張野慢慢意識到，“你不是在問他的問題，而是在陪他建立回憶的秩序。”
很多時候，這種寫作更像一種關係勞動——你需要在不斷的交流、反饋、確認中，和講述者共同搭建出一套可被書寫的結構。老人們並不總能清楚表達自己想說什麼，也不是每一段人生都有“邏輯脈絡”可循。有些人想把戰爭寫得輕描淡寫，有些人卻執意細數一樁早年的情感創傷。作爲記錄者，你不是在組織素材，而是在和他們一起整理一生。
“我那時候特別怕我寫的句子，是我想出來的，不是他說的。”張野說。後來他學會了頻繁回訪、口述交叉驗證、甚至打印初稿請家屬逐字過目，“這個東西不是寫‘人物介紹’，是要讓他自己也覺得像是‘我說的’。”
他記得那位老教師拿到樣稿時沉默了許久，只說了一句：“這些年我一直以爲自己沒什麼可說的。現在才知道，我其實一直在想。”
還有一次，一位阿姨在看到寫完的回憶錄後，送了一張十幾年前的全家福給張野，說：“我孫子長大後，我想讓他知道，我年輕時也有很多故事，不是一直在廚房裡忙。”
這些時刻讓張野意識到，回憶錄不僅僅是一種“文字產品”，它更像是一場遲到的人生對話，一次與自己和解、與後人交談的機會。
“所以我現在覺得，那些只想着靠這個掙錢的人，很快就會受挫。”他說，“因爲你必須投入情緒、投入時間，才能換來對方對你敞開的那一點點空間。”
04 熱潮背後：這是副業，也是退場率很高的一門生意
儘管經歷了一段段動人的講述與溝通，但張野越來越清楚，寫回憶錄不太可能成爲一門“人人都能賺錢”的好副業。
從去年底開始，他就注意到，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不少打着“回憶錄寫手”“口述史自由職業”旗號的內容——有人曬出“一個月寫三本，月入兩萬”的流水賬，有人在知識付費平臺推出所謂“入門課程”，宣稱“只需懂寫作，靠AI可複製產出”。
“看上去門檻很低，搞得好像只要會聊天，就能掙幾萬。”張野搖頭。他知道現實並非如此。
回憶錄不是標準化產品。不同於自媒體寫作或AI寫小說，口述史的複雜性遠遠超出預期。每一位老人背後，都是獨一無二的人生路徑；每一份稿件，都需要反覆溝通、確認、修訂，甚至面對情緒起伏、家庭矛盾、記憶空白等不可控因素。
“你得等着老人有空、有心情、有信任度，有時候前期聊三四次都進不去主題。”他說。更何況很多老人本身節奏慢、溝通方式和年輕人不同，光是建立穩定的交流通道就很花時間。
除了時間成本，還有溝通成本和信任門檻。一些老人最初充滿興趣，但到了一定階段就中止，不少是因爲“寫着寫着覺得自己不值得寫”，還有的是子女不同意，“你們又不是官方的，萬一泄露信息怎麼辦”。
而最實際的問題，是付費意願的落差。
從表面看，銀髮人羣龐大，似乎蘊藏巨大潛力。但從張野的經驗看，“願意花幾千塊請人寫自己一生”的老人，仍然是極少數。“真正付得起這個錢、又願意花這個錢的，很多是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定精神需求的羣體，而不是多數。”
有一次，一位老太太當面誇他們“寫得真好”，轉頭卻被女兒勸退，理由是：“花這錢幹嘛？又不是名人，寫了誰看？”
張野聽完有些無奈。他後來發現，這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心理障礙——很多人把“寫回憶錄”看作是“留名”“出書”，而不是“記錄自己”。
更尷尬的是，有不少“新入行”的人，因爲看到宣傳而跟風入局，很快就退出了。有的接單後因寫不下去被客戶投訴，有的低價攬活結果做不出內容，有的乾脆拿AI草稿交差，最後被要求退款。
“這行退場率特別高。”張野說，“你指望寫回憶錄發家致富，那大概率是失望的。”
他現在也不再像最初那樣激進地推這件事，而是把它當作一項“慢慢培養”的服務：精力有限時就不接新單，接下來的客戶只靠口碑推薦，哪怕一年只寫五本，也寫得穩妥、踏實。
“說到底，這事不能只靠熱情。”他說，“它很小衆，很慢，很重，也很難標準化。它可能是門生意，但它首先得是一份尊重。”
05 一段人生值多少錢？當價格遇上尊嚴
“你們這個要多少錢？”“幾千塊起，看字數、工作量。”“哎喲，那我不寫了。我就是講幾個小時的故事，又不是出書。”
這類對話，張野和他的合夥人已經聽過不下十次。
價格，始終是最難越過的門檻。
對許多老人而言，幾十年來已經習慣把“寫書”視作一種嚴肅的、少數人才能享有的權利——通常是名人、幹部、學者，才值得“立傳”。而“普通人”的經歷，似乎只配寫在家裡的日記本里。
“很多老人不是不想寫，而是覺得‘我哪配寫’。”張野說。
他遇到過一位老人，年輕時下鄉支教、特殊時期中寫詩被扣上“帽子”，晚年靠退休工資獨自供孩子出國留學。她講述的細節令人動容，但當張野說“您可以寫下來，出版給孫子看看”，她卻連連擺手，說：“我就是個普通老師，寫了也沒人看。”
這是一個關於“自我價值”的盲區。
老人往往低估了自己人生的厚度，也高估了“寫回憶錄”的門檻與代價。他們不相信有人會真誠地傾聽他們的故事，也害怕“付了錢寫完之後也沒人在乎”。
與此同時，年輕寫作者也在價格上陷入進退兩難。
張野一開始也想走“親民路線”，最低嘗試過1500元起的“簡版服務”：不排版、不出版，只是幫忙整理一萬字左右的口述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少客戶覺得貴，認爲這只是“打字員”的工作，成本不該超過幾百塊。
“但其實整理十幾頁內容，可能要溝通三次，改四輪，後期還要排語言風格。”張野說，“很多人看不見寫作背後的勞動，就覺得‘怎麼會這麼貴’。”
他發現，不少願意付錢的，反而是那些已經意識到“文字=傳承”的人——比如一位老醫生，特地請他們幫忙整理自己的一生，希望日後家裡孩子能明白自己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還有一位中年客戶，說想爲父親做本“紀念冊”，當作臨終前最後的告別禮物。
“他們並不是買一本書，而是在買一次被認真對待的過程。”
張野始終記得，一位老人看到寫好的初稿後，沉默了很久，然後低聲說：“我從來沒想過，我的這些事，原來也能被當作故事寫出來。”
那一刻，他感到一種沉甸甸的分量。
在這個消費時代，我們習慣給一切貼上價格標籤：多少字多少錢、一次溝通幾個小時、出版幾頁附帶多少張照片。但張野知道，真正打動人的，往往是這些標籤之外的東西。
“你說一段人生值多少錢？誰都沒法回答。”他說，“但只要有人願意花時間去聽、去寫，它就不是無價之物——它是被看見的。”
06 回憶錄的未來：從商品到陪伴，從內容到連接
在經歷了數月的寫作與試水之後，張野並不急於給這門生意下結論。
他看過有人跟風入局，很快又退場；也見過機構嘗試流水線式生產回憶錄，用AI模板化生成千篇一律的“人生敘事”；更有不少寫手轉向“低價走量”，主打“幾百塊一本”，希望用速度和規模打開市場。
“可能很多人希望它變成一個標準化產品，像寫論文、做圖文快閃一樣，流程清晰、收益明朗。”張野說，“但我們發現，它始終繞不開一個詞：陪伴。”
在他看來，回憶錄行業更像是一種“慢經濟”。它不適合被過度消費，也不適合被資本催熟。它需要耐心、信任、共情，需要把一個人從沉默中慢慢引出來，讓他相信自己的人生值得被聽、被記錄、被留下。
“我們在溝通的時候，遇到過老人因爲說起故人而落淚，也見過有人一邊回憶一邊笑，說‘我還以爲我都忘了’。”張野說，“你會發現，寫回憶錄的過程，其實比拿到書更重要。”
他至今仍記得一位客戶的父親，臨終前剛好看到寫好的樣稿。老人翻了幾頁，合上書，說：“我這一輩子，就算沒有白走。”
那是張野從業以來，聽過最樸素、也最沉的評價。
也正是這些片段，讓他相信這件事值得繼續做下去。
在行業之外，也有一些變化正在發生：有人開始在社區開設“口述工作坊”，邀請年輕人陪老人聊天、整理文字；也有學校嘗試把“家族敘事”列入中小學語文教學，鼓勵孩子回家溝通父母和祖輩；甚至有心理諮詢師，將“撰寫回憶錄”作爲部分老年抑鬱康復計劃的一環，幫助他們重建對人生的理解和尊重。
這也許預示着另一種可能性：當回憶錄不再是商品，而成爲一種代際連接的方式；不再是寫給名人的紀念，而是寫給普通人的關懷，它或許才能真正走進大衆的生活。
“寫書不是目的，留下連接纔是。”張野說。
尾聲：每段記憶，都值得被認真聽一次
我們習慣於爲產品定價，卻很少爲一個人的記憶標註價值。
在這個充滿“效率優先”的時代，一本老人回憶錄顯得格外“慢”——它耗時、費力、不可批量，卻藏着人與人之間最質樸的情感交換。它是一段人生的重組，也是一場跨代的對話。
不是每段人生都波瀾壯闊，也不是每個故事都適合出版。但當一個人願意打開他沉默多年的過往，當另一個人願意坐下來聽、記錄、梳理，這本身，就已經足夠重要。
也許寫回憶錄，不是爲了傳世，而是爲了被看見。爲了讓我們記得，每一個普通人，也值得被溫柔地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