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凡確實回來了

可能還有很多問題還沒有答案，但重要的是，包凡回來了。

8月8日，《財新》援引“多個獨立信息源”爆料稱，被有關部門帶走配合調查、已經許久未曾露面的華興資本創始人包凡最近“出來了”，但包凡案件的相關代理律師拒絕談論案件任何信息，而華興資本於當日給予《財新》的迴應稱，包凡不再參與集團日常管理與運營，其個人生活動態屬於私人事務範疇。投中網通過相關消息人士進一步確認獲悉，包凡確實已經“結束配合調查”。

從2023年2月26日，華興資本董事會正式對外確認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國有關機關的調查算起，到8月8日多個消息源確認包凡已經“結束配合調查”，已經整整過去了894天。

在這894天裡，包凡至少被3次傳聞“要回來了”。第一次是2023年3月底，有所謂的消息人士對《科創板日報》記者表示，包凡馬上要“放出來了”，並表示“消息準確”。但後來的事實證明，該消息人士口中的“包凡馬上要放出來了”，大概率是根據留置期推算來的——根據監察法規定，監察機關對被調查人員採取留置措施的，一般不超過三個月。如果要延長，可以延長一次，延長時間不能超過三個月。

第二次出現在2024年2月，當時華興資本發佈公告稱，包凡“由於健康原因及希望將更多時間用於處理家庭事務的考慮”辭去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及提名委員會主席、執行委員會主席等職務，並沒有提及是否還在配合調查。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系列動作是，需要“華興資本”這家公司本身需要走出來——據華興資本在2023年2月16日、2月26日及8月9日所披露，受包凡事件影響，華興新經濟人民幣四期基金和美元四期基金募資提前結束，同時投資期提前終止，不再進行新項目投資；根據2024年華興資本財報，2024年上半年其資產管理規模爲348億元，其中產生管理費的資產管理規模約爲174億元。

第三次出現在2024年9月，當時華興資本宣佈將在2024年9月9日復牌，與此同時包凡的妻子許彥清將接任公司非執行董事，人們猜測風波或許“將要過去了”，許彥清的任命或許是爲了包凡的迴歸做鋪墊。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系列動作其實來自於“華興資本”這家公司本身的需要——10月，許彥清升任爲董事會主席，11月，王力行成爲新任CEO，華興資本正式完成了管理層的迭代。在年底發佈的內部信中，王力行旗幟鮮明地喊出“華興人一起二次創業，打造一個嶄新的華興2.0”。

這段日子裡包凡沒有對外有過任何的發聲，但你總能看到人們週期性地會去思考“包凡到底什麼時候會回來”，反覆提到張穎、王冉、包凡並稱“歲寒三友”的段子，總是有意無意地提醒着人們這一代創投人到底經歷過何種“勢如潮水”或者“泥沙俱下”。就連“去包凡化”這樣一個本質上屬於“公司內部事”的計劃，都成爲了過去兩年半時間裡的一個經典選題。人們相信整個“去包凡化”的過程將成爲中國風險投資史上的一個分界線。站在線上往前看、往後看，總能看到一些值得琢磨的變化。

比如張穎似乎就是這麼個例子。在過去的894天裡，張穎仍然花很多時間徒步、騎行，過“每天打槍、釣魚、徒步紮營”的日子，是風險投資金字塔尖裡那個“更願意貼近青年文化的人”。但張穎也越來越多地談立場、談站位、談《2025的4個重要判斷》，把創業者公益項目“經緯問診”重新撿了起來，非常認真地談“企業與社會的關係”。

比如符績勳看起來也是這麼一個例子。在過去的894天裡，GGV宣佈將美國和亞洲業務進行拆分，紀源資本不再使用已沿用18年的“GGV”這一英文品牌，接着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重新調整“人員和產品結構”。平穩轉身後，符績勳又把自己“推了出來”，回到了輿論中間，開始接受採訪、參與圓桌。

但實際上，華興資本早在2015年就提出了“去包凡化”。在那年春天的一場總結會上，剛剛幫助京東完成了史詩級IPO、行業聲望空前、已經有能力用22天結束“打車補貼大戰”的包凡忽然冷靜了下來，提出了一個問題：“你看今天高盛，Mr. Goldman和Mr. Sachs在哪？他們的後代都沒人在公司裡，但他們很牛，這是我的追求。”

包凡甚至主動“去包凡”。2017年1月，華興資本藉着搬遷到北京三里屯盈科中心的契機，舉辦了一場答謝宴色彩的媒體見面會。會上有人直接問包凡，如何看待知乎上提出的華興資本“去包凡化”？包凡當時的回答是，“去包凡化無非就是以後我的朋友圈小一點，各位合夥人的朋友圈大一點。我希望當我和我的朋友圈退出這個舞臺的時候，華興還能繼續傳承下去。”

“去包凡化”當然很迫切，被大量的不確定性加速，但“包凡”也在過去894天的討論裡被高度泛化、抽象成了符號的。如果把包凡當做一個創業者，把華興當做一家創業公司，從創業公司的角度來看，整個過程其實是相當“有序”的。

在過去的894天裡，華興動作標準地完成了很多“和離”。例如2024年3月，華興資本與華興新經濟人民幣四期基金（以下簡稱“四期基金”）簽訂了一份和解協議，內容是華興資本將以人民幣7.91億元的對價，受讓四期基金的相關組合權益，同時免除四期基金應付給華興資本的利息1.17億元。

那份和解協議簽訂的主體是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實際上“和解”的雙方是GP華興資本和其四期人民幣基金的LP。四期基金的“相關組合”爲包括追覓、蜂巢能源、陳香貴拉麪等8家公司。2022年4月前，上述資產組合的投資金額總計爲16.48億元，而公告顯示，經獨立資產評估師認定，截至2023年12月31日，這8家公司相關股權的市場價值爲約人民幣17.5億元。

8家公司的總估值與華興資本投資時的兩年前相比，基本沒變化。但考慮到過去894天裡大部分的市場行情，絕對稱不上差。截至2023年6月30日，四期基金已償還給華興資本的投資款爲9.23億元，未償還的投資金額爲7.91億元，應付利息1.17億元。其中華興資本付出的總成本+免除利息，總數約等於當時的投資金額，小於8家公司截至12月31日的市場價值——這之間的差值，就是協商的代價和結果。

總之和解協議是華興資本與四期基金的LP，就“收回未償投資金額及應計利息進行全面協商”的產物，LP不用提心吊膽繼續履行出資協議，華興資本則拿到8家公司的股權。這個結果算不上皆大歡喜，但也是各取所需了。

在過去的894天裡，華興動作乾脆地摘下了“帽子”。比如沒人再提“科技圈的精品投行”，話術的重心重新回到了“併購”這些交易方式上來，喊出了“all-in併購”的口號。在2024年的一封內部公開信上，王力行說了一句很重的話：“時代不同了，沿着當年老一輩合夥人定義好的道路前進，從天時地利和能力上，可能都很難實現，這就更要求我們需要根據今天的環境，找出我們自己該走的道路，最終在勢能上能超越當年。”

王力行是2007年就加入華興資本的校招生，是許彥清口中的“CR Baby”。在成爲CEO之前，他幾乎在華興的每一個職位上都幹過，歷任分析師、經理、TME部門副總裁、企業融資團隊董事及董事總經理、財務顧問事業部主管。包凡第一次提出“去包凡化”的2015年或許是他入行最忙的一年——在一篇題爲《華興人的五環之歌》的華興內部推文裡，同事們分享的經歷是“2月的某天下午，找他（王力行）問工作的事情，他說給我10分鐘休息時間行嗎？我實在太困了，因爲就在此前的3周時間他和M&A團隊一起完成某項目，團隊成員在最後1周內每天睡眠不到1小時。”

那一年他在自己的個人公衆號，寫過一篇叫做《不忘初心，方能始終》的文章，說：“不能因爲這些未來可能風險，就不要去做。不能因噎廢食這個道理，我相信每個人都懂。”

雖然很殘酷，但在這樣的894天后，包凡“迴歸”帶來的影響，或許會遠低於很多人的預期。

當然，我也無意苛責過去894天里人們對“包凡”的符號化。過去一年時間裡，我們投中編輯部合力編纂了一本超過25萬字的《中國風險投資史》，試着覆盤2005年到2025年這段時間裡，風險投資如何從一個“增加市場經濟成色的金融工具”逐漸成爲一個“有明確社會分工、有鮮明社會使命、有完整上升路徑、有系統技能體系”的行業。而包凡就是在成書過程中繞不過去的一個名字。

比如當年那篇著名的“警惕風投散戶化”，能串起轟轟烈烈的百團大戰、出行大戰，能串起“全民PE”和“二板時代”，能串起激進的樂視，混戰的滴滴美團。可以想象，正是這篇文章讓很多人第一次意識到“標的資產荒”、“一級半市場”、“併購型市值管理”這些概念具體意味着什麼，讓人們意識到“資本市場從來都不是靠道德標準進化的”。

更重要的是，一級市場是完全不透明的，是沒有骨架的，是由各種消息組成的。人們依靠這些消息完成投資決策，而否認、確認、不予置評，本身都是消息，都可以作爲參考依據，甚至很有必要進行延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從哪裡找到足夠的量化標尺，來定位中國一級市場的狀態與邊界？包凡不是唯一一個能夠勝任此角色的人，但這樣能夠把所有線頭串起來的人、能夠接觸到衆多線頭的窗口期，也是相當有限的。

大概就像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寫到：如果有一個命題與它的必然性一起被想到，那麼它就是一個先天判斷。這句話也很適合套用到人們對包凡的關注中：如果有這樣一個人與他的身份一起被必然想到，那麼他或許正代表着人們對這個“身份”的最直接、最深刻共識。

而從這個角度來看，過去894天里人們對包凡的集體乃至超限的關注，是完全值得被積極解讀的。因爲在人們的集體意志裡，他從繁榮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