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增秀的生命壯歌

（來源：內蒙古日報）

轉自：內蒙古日報

□本報記者 蔡冬梅 通訊員 呂必得

8月12日，在包頭博物館線上雲觀展清明節特輯中，講解員孫桐宇引領各地遊客走進2號展廳，聚焦位於包頭東河區的中共包頭工委舊址福徵寺（又稱包頭召）。在這裡，“一支派克鋼筆”的革命故事緩緩展開，吸引着遊客駐足聆聽觀看，穿越歷史長河，探尋那份火紅記憶。

1942年一個寒風刺骨的春夜，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山道上，一位懷孕數月的女子攙扶着房東大娘向山頂疾行，身後日軍的搜捕聲步步逼近。突然，這位孕婦腹痛如絞倒在亂石間——一個新生命提前降臨在這硝煙瀰漫的山野。當戰友翻山越嶺請來軍醫時，只見她氣息微弱地將一支派克鋼筆塞到同志手中：“我沒給黨做多少工作，把它交給組織吧……”鮮血染紅凍土，26歲的巴增秀永遠閉上了眼睛。

巴增秀的青春在國殤中淬鍊出鋒芒。1916年，她生於包頭昭樑（今東河區），蒙古族名字叫阿拉更。她自幼歷經磨難，幼年喪母，眼疾奪走右眼光明，少年時父親也撒手人寰。17歲前，她目不識丁，幸得叔父巴文峻返鄉探親，驚覺侄女尚未入學，當即帶她赴包頭讀書。1936年她轉入歸綏（今呼和浩特）土默特旗高等小學，在此迎來命運的轉折。

校園操場上一場沖天烈焰焚燬了她的安寧——日軍憲兵闖進學校，將200年積累的教案史料付之一炬。火光灼燒着她年輕的臉龐，更點燃了她心中的抗日烈焰，巴增秀深感亡國羞辱，萌生抗日救國的強烈願望。在地下黨表哥勇夫的指引下，她毅然踏上救亡之路。

1939年8月，奎璧帶領的蒙古族青年隊伍穿越日軍封鎖線，歷時月餘抵達延安。23歲的巴增秀在陝北公學如飢似渴地汲取革命養分。教室裡她徹夜研讀馬列著作，山坡上她教唱《游擊隊之歌》，蓬勃的革命熱情讓她被推選爲學生會骨幹。1941年春，黨旗下莊嚴的誓言爲她的生命烙下永恆印記——巴增秀成爲了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1941年6月，當組織召喚幹部奔赴前線，巴增秀率先請纓，奉命返回大青山抗日前線，離別延河時，她在日記本上寫道：“把每一滴血灑在大青山。”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殘酷遠超想象。日軍“三光政策”下的綏西地委，常以野菜炒麪果腹，山洞權作棲身之所。作爲武歸縣政府唯一一名女性，巴增秀化名李彤，與男同志並肩鑽山洞、穿槍林，在戰鬥間隙用歌聲喚醒希望，敵人一撤走，山坡上就響起她那清脆的歌聲。

不僅如此，她的鬥爭智慧在1941年冬於井兒溝組織羣衆重建家園時綻放異彩……挖土窯、搭窩棚，20多個村莊在廢墟中重生，寒夜中的土窯裡，她握着老鄉的手說：“房屋燒了挖地窯，糧食搶了種蕎麥，只要人心不散，鬼子就滅不了咱們的火種！”這火種終成燎原之勢——羣衆自發爲部隊送情報、制軍鞋、護傷員，根據地的根越扎越深。

1942年，日軍發動“鐵壁合圍”，懷孕7個月的巴增秀堅持帶領羣衆轉移。犧牲前夜，她剛組織運回30馱生活物資。敵情突至！她強撐着身體攙扶房東大娘奔上山樑，在劇痛中早產。產後血崩染紅山岩，軍醫趕到時已回天乏術。鄉親們含淚將她安葬在井兒溝召坡。那支見證她書寫抗日宣言的派克鋼筆，伴着臨終囑託，成爲她留給世界的最後信物……

硝煙散盡，精神永存。今日包頭東河區校園裡的孩子們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福徵寺凝視着玻璃櫃中的那支派克鋼筆，筆尖早已鏽蝕，但26歲的巴增秀以生命守護的精神卻穿越了時空。當講解員說起她臨終那句“沒做多少工作”時，總有少年紅着眼眶攥緊拳頭。83載歲月流轉，大青山的杜鵑依然年年染紅山崗，宛若當年那抹青春熱血，永遠奔涌在中華民族的記憶長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