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時評：緊急避險還是損壞公物？這一錘，到底誰說了算

7月2日晚，K1373列車突發事故導致斷電滯留，300餘名乘客在悶熱的車廂裡煎熬3小時，其間一名男性乘客用安全錘砸窗通風，在網上引發“是緊急避險還是損壞公物”的熱議。

7月3日，廣州鐵路公安局懷化公安處迴應：未對砸窗乘客採取拘留措施，經批評教育後放行。

7月5日，廣鐵長沙客運段再次發佈詳細的情況說明：列車工作人員對車內悶熱和旅客耐受情況進行了跟蹤研判，認爲客車滯留線路兩側無站臺、車門離地面高度超1.5米、事發時爲夜晚、車外無照明、開啓車門可能存在旅客下車摔傷人身安全風險，車內雖悶熱但沒有達到馬上開啓車門和破窗應急預案的緊急程度。對於砸窗男子，鐵路公安對其進行了批評教育，車輛工作人員對破損車窗進行了修復。

這一回應再次引發熱議，網友紛紛追問“緊急程度的標準是什麼，誰說了算？”

鐵路部門的通報全面而細緻：車廂溫度31℃、80餘個氣窗打開、發放礦泉水、聯繫救護車在旁待命.....但是，工作人員執着於既有風險的考量，卻忽視了旅客對通風這一“剛需”的迫切需求，也暴露了應急預案的模糊地帶。

就像老百姓常說的“屋裡熱不熱，住的人最清楚”，當乘客衣服能擰出水、老人孩子頭暈目眩、有乘客不得不轉到乘務室休息時，紙面上的“未達緊急程度”顯得有些蒼白。

鐵路部門擔心破窗引發跳車風險確有道理，但乘客的生命健康與基本舒適度同樣不可偏廢。問題在於：爲什麼乘客的極端不適沒能觸發預案升級？當規則遇上人的健康與生命風險，是否該有更加務實且靈活的應對？

更值得深思的是，鐵路系統並非冷漠。工作人員堅守崗位、分發物資，擋在破窗前防止跳車，同樣是對職責的履行。問題在於：當“不出事”成爲最高準則時，制度是否反而捆住了手腳？就像家長過度保護孩子，結果讓孩子失去了應對危險的能力。

列車故障難以避免，但“車廂困局”是可防可控的服務漏洞。這背後是管理思維的慣性——重硬件輕軟件，重程序輕應變。列車斷電後，空調停運、應急通風缺失、乘務員無權靈活決策......這些技術和管理短板，最終讓乘客被迫“違法自救”。

制度與人性並非對立。江蘇淮安曾有位幹部因“容缺辦理”獲得晉升，這樣的案例本該成爲範本。反觀列車上的工作人員，他們或許更需要一份“緊急裁量權”。比如在特定條件下，可自主決定開門通風並加強警戒，而非等待層層上報、可能遲到的上級指示。畢竟，在熱射病奪命只需兩小時的極端環境下，等待本身就是一種風險。

事件中最觸動人的細節，是破窗後那位立刻擋住窗口的工作人員。他沒錯，砸窗小夥也沒錯——錯的是應急預案不充分、毫無變通的規則設計。要化解這類矛盾，不能止於“該不該砸窗”的爭論，而需鐵路部門切實提高服務質量和應急處理能力，把應急從“保安全”延伸到“保尊嚴”，把工作從“不出問題”升級爲“注重體驗”。

預案要能“呼吸”。給應急標準加入“體感係數”，比如當溫度溼度雙高、多人出現中暑症狀時，自動觸發更高級別響應。就像氣象預警分黃橙紅，列車應急也該有清晰階梯。

給一線工作者“放心出手”的底氣。明確“爲救人而採取的合理破窗、開門不予追責”，甚至設立“應急擔當獎”。非典時期“先救人後補手續”的共識，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鑑。

讓技術做制度的補丁。與其事後爭論砸窗對不對，不如提前設計可快速拆卸的通風裝置，或在車廂頂部設置緊急排熱口。高鐵能自動降弓防觸電，爲何不能解決斷電後的“悶罐”問題？

最好的規則是爲人服務的。按規矩做事，更要按規律辦事。只有把乘客的“表情包”作爲工作的“風向標”，用心用情用力用智解決乘客的急難愁盼，工作人員的“辛苦指數”才能換取乘客的“幸福指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的“緊急避險”原則，早已承認生命權高於財產權。下一次再遇類似情況，希望人們不必靠“違法”來自救，管理者也不必因“合規”而糾結。

來源：安徽時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