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次股災
美國股市歷史上經歷過多次劇烈暴跌，每一次股災都有其獨特的誘因和影響，但也存在一些共性規律。
本文將按時間線梳理1929年大蕭條、1987年黑色星期一、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等幾次美國股災，分析市場下跌的成因、演變過程，以及市場如何走出低谷（包括貨幣政策、財政刺激、市場信心修復、金融監管變化等）。
希望通過縱覽歷史股災的邏輯，總結規律，爲當前市場提供有益的啓示。
1929年大蕭條股災：槓桿泡沫破裂與經濟大蕭條
1929年美股大崩盤使道指從1929年9月高點暴跌近90%，引發全球經濟大蕭條。
1920年代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經濟繁榮伴隨大量投機，股市估值遠超基本面。投資者大量借貸加槓桿炒股，信用消費盛行。當時銀行存款利率很低，公衆把資金投入股市投機。
然而1929年美國經濟已顯露疲態：農業過度生產、物價下跌，工業品因收入不均而需求不足，企業盈利惡化。股市卻依然狂熱上漲，形成巨大的泡沫。此外，一些政策動向也動搖了市場信心。
例如有觀點認爲關稅法案不確定性是壓垮市場的導火索之一：1929年10月美國參議院在討論Smoot–Hawley關稅法案時出現出人意料的提高關稅傾向，引發投資者對貿易戰的恐懼，當天市場午後開始暴跌。
過度投機與經濟基本面惡化的背離，疊加政策不確定性，令市場如驚弓之鳥，成爲股災的溫牀。1929年10月股市終於崩盤。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證交所成交量創歷史新高，出現恐慌性拋售。10月28-29日連續暴跌，其中10月29日被稱爲“黑色星期二”，道瓊斯指數單日下跌近12.8%。
股價持續自由落體般下跌，1929年秋至1932年道指累計跌幅高達89%。股災迅速演變爲銀行擠兌和金融體系危機，大量銀行倒閉，信貸緊縮使實體經濟雪上加霜。美國股災通過金融和貿易渠道傳導至全球，標誌着全球性大蕭條的開端。全球貿易急劇萎縮，各國紛紛提高關稅（美國通過Smoot–Hawley法案對兩萬餘種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導致貿易戰惡化了經濟滑坡。
據統計，1930-1933年間全球貿易額萎縮超過60%，經濟衰退和通貨緊縮在歐美各國此起彼伏。歐美失業率飆升到20-30%的歷史高位，大批企業倒閉，社會動盪不安。可以說，1929年股災引發了人類近代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大蕭條，其影響之深遠以至於整個30年代全球經濟都在蕭條陰影下掙扎。
1929年股災後的復甦異常緩慢漫長。美聯儲在危機初期政策失當：爲維護金本位制反而提高利率，導致流動性雪崩；同時由於銀行倒閉浪潮，貨幣供應大幅收縮，加劇通縮壓力。直到1933年羅斯福總統上臺後，美國纔開始大刀闊斧的應對措施，包括實行“新政”加強財政刺激和社會救濟、實行銀行休假和存款保險恢復信心，以及放棄金本位使貨幣貶值推動出口等。
這些措施逐步止住經濟下滑並帶來一定復甦。但1937年過早緊縮又引發二次探底衰退，可見信心修復之脆弱。股市方面，道指直到25年後的1954年才重新回到1929年高點，投資者信心經歷了長期重建。
政策和監管變革方面，1929年股災催生了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美國於1933年通過《玻璃-斯蒂格爾法》（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分業經營），1934年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加強對股市的監管。在全球範圍，各國也從金本位轉向更靈活的貨幣政策，以避免大蕭條的重演。
1929年大崩盤的慘痛教訓在於過度投機與信用擴張的風險、中央銀行在危機時提供流動性的必要性、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經濟的毀滅性影響。
1987年黑色星期一：技術性暴跌與流動性拯救
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突然崩盤，道瓊斯工業指數單日暴跌22.6%，創下美股史上最大單日跌幅。這一天被稱爲“黑色星期一”，其衝擊波在全球股市引發連鎖反應，全天內亞歐美股市相繼暴跌，全球市值日蒸發約1.7萬億美元。
所幸由於各國央行迅速干預提供流動性，股災並未釀成類似1929年的長期經濟大衰退。
與1929年不同，1987年的基本面並未嚴重失衡，更像是一場技術性暴跌。美股在1982-1987年經歷5年大牛市，道指從不足800點漲到1987年8月的2722點，累計漲幅超250%。
到1987年秋天，市場出現估值過高的擔憂和獲利了結壓力。一系列因素被認爲觸發了此次股災：其一，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價偏離基本面，存在修正需求。其二，宏觀層面美國存在高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引發市場對美元貶值和政策失衡的焦慮。其三，美聯儲於1987年上調利率以遏制通脹，使無風險利率上升削弱股市吸引力。
此外，程序化交易加劇了拋售：很多機構使用所謂“投資組合保險”策略，根據計算機模型在市場下跌時自動賣出股指期貨對衝風險。然而當下跌開始時，程序化賣盤大量涌出，形成踩踏，放大了跌勢。這些因素疊加，導致10月19日出現史無前例的暴跌。值得注意的是，恐慌心理和連鎖反應也是重要原因——亞洲時區率先下跌後，歐洲、美洲市場接力暴跌，市場陷入自我強化的恐慌循環。
10月19日開盤後不久，賣盤即如山洪爆發，道指收盤暴跌508點（-22.6%）。標普500和納斯達克指數跌幅相近，投資者驚恐萬狀。次日（10月20日），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緊急發表聲明，承諾“美聯儲準備充當流動性供應的源泉”，向銀行體系注入充裕資金。美聯儲在隨後幾天大幅向市場提供流動性，確保金融機構有足夠資金應對擠兌和交割需求。同樣，各主要國家央行也採取寬鬆措施穩住金融體系。
這種迅速的“放水救市”行動效果顯著：儘管股指在10月剩餘時間仍有波動，但沒有進一步崩潰。美國股市在1987年年底止穩，並於1988年開始重拾升勢，1989年道指重新接近股災前水平。可以說，充裕的流動性供給阻止了金融市場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1987年美國GDP增長依然強勁，股災並未引發經濟衰退。
1987年的股災持續時間很短，對實體經濟衝擊有限。美國1987年四季度GDP增速僅短暫放緩，1988年經濟增速反彈至5.4%
信心修復方面，美聯儲的緊急干預以及隨後企業基本面的穩健表現，使投資者在數月內重建信心。監管層面，此次股災直接促成了交易機制改革：美國於1988年開始在股市引入熔斷機制（交易暫停規則），當股指單日跌幅達到一定閾值時自動暫停交易，以防止恐慌蔓延。這套機制後來在多次危機中被啓用（例如2020年3月美股多次熔斷），有效緩解了極端波動。全球影響方面，1987年股災證明了金融全球化下市場聯動性之強，各國央行在危機中加強了信息溝通和協調應對。
一些國家由於應對不力而遭受較長期打擊，例如新西蘭央行當時沒有及時放鬆貨幣政策，導致本幣匯率過強和股市長期低迷，其經濟衰退持續時間遠長於美國。總體而言，1987年黑色星期一是一場由市場技術因素引發的短暫風暴，通過果斷的政策響應，金融體系和經濟很快恢復了穩定。這次事件讓決策者認識到保持金融市場流動性和信心的重要性，也促使後續建立更完善的風險控制機制來避免類似暴跌再度發生。
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科網繁榮與衰退交織
20世紀末，互聯網的興起引發了一場席捲全球的科網股投資熱潮，即著名的“網絡泡沫（Dot-com Bubble）”。
1995年至2000年間，NASDAQ綜合指數上漲了約800%之巨，在2000年3月達到頂峰。無數互聯網初創公司（俗稱“.com公司”）在資本追捧下估值飆漲，即便很多尚未盈利甚至沒有清晰商業模式。這場泡沫在2000年春天急轉直下：NASDAQ指數從2000年3月高點暴跌，到2002年10月累計下跌了78%，幾乎抹去整個泡沫時期的全部漲幅。
美國股市市值蒸發數萬億美元，大量科技股投資者蒙受慘重損失。互聯網泡沫的破裂不僅重創了科技行業，也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衝擊。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互聯網的快速普及和風險投資激增共同催生了科網泡沫。寬鬆的貨幣環境和對新技術的樂觀情緒，使投資者爭相涌入互聯網相關股票市場。當時衆多互聯網初創企業蜂擁上市，投資者在“新經濟”信念驅動下給予這些公司天價估值。
然而到了2000年，泡沫跡象日益明顯：許多上市的網絡公司基本面薄弱、入不敷出，一些知名案例如Pets.com、Webvan等迅速燒光融資後倒閉清算。
美聯儲在1999-2000年爲防範通脹連續加息（1999年三次、2000年初兩次升息），擡高了資金成本，也逐漸刺破了高科技股的估值泡沫。最終在2000年3月，隨着投資者對網絡公司的盈利前景產生懷疑，市場情緒逆轉，科技股開啓暴跌。網絡股指數首當其衝，但拋售很快蔓延到整個股市，標普500指數在2000-2002年累計下跌約49%，一度陷入技術性熊市。
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進一步打擊了本已脆弱的市場信心，加劇了股市和經濟的下滑。
對經濟和全球市場的影響：美國經濟在科網泡沫破裂後陷入輕度衰退：2001年3月起美國出現爲期8個月的經濟衰退。
與隨後2008年金融海嘯相比，這次衰退的衝擊相對溫和，GDP僅小幅下降，失業率從約4%升至6%附近就見頂。
泡沫破裂期間，大量互聯網企業倒閉或被併購，硅谷一帶裁員潮涌現。但傳統產業所受影響有限，消費和房地產等其他經濟領域在低利率環境下很快企穩甚至興旺（部分資金從股市流出後涌入房市，某種程度上孕育了後來的房地產泡沫）。
全球範圍看，互聯網泡沫帶有國際性質：歐洲、日本等地的科技股在2000年也經歷暴跌，納斯達克的下跌拖累全球股市早2000年代持續低迷。不過，由於當時全球經濟基本面尚可，加之各國央行及時降息應對，全球並未陷入全面深度衰退，大多數國家只是增長放緩或短暫衰退。
政策應對與市場修復：面對科網泡沫破裂後的經濟壓力，美聯儲迅速從緊縮轉向寬鬆，從2001年初到2003年中連續11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6.5%一路降至僅1.0%的低位。寬鬆的貨幣政策爲經濟軟着陸提供了支撐：美國GDP增速從2001年的+1.7%回升至2003年的+3.9%。
財政政策上，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推出減稅措施，也對提振投資和消費起到一定作用。股市方面，在連續下跌近三年後，美股於2002年10月見底企穩，隨後逐步走出低谷。在低利率和經濟復甦預期推動下，標普500指數於2007年才重新回到2000年泡沫頂點水平；而重災區納斯達克指數的恢復更爲緩慢——直到15年後的2015年4月才重新創下2000年高點的新高。
這凸顯了信心重建和價值恢復的漫長過程。經歷此輪泡沫破裂後，投資者和監管者更加警惕資產泡沫的形成，市場也更加註重基本面盈利能力。不過，從積極面看，網絡泡沫雖然毀滅了許多虛弱的公司，卻爲倖存的科技巨頭（如亞馬遜、eBay等）清除了競爭，對互聯網行業的長期健康發展未嘗不是一種“出清”。
此後，美股進入新的成長週期，直到2008年再遇金融危機。總的來說，2000年科網股災證明了資本市場週期性：暴漲暴跌往往源於過度樂觀後的理性迴歸，而及時的政策寬鬆能夠減輕泡沫破裂對實體經濟的傷害。投資者也從中汲取教訓，更加重視估值與盈利，避免重演“只看概念不問盈利”的非理性狂熱。
2008年金融危機：槓桿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崩潰
與歷史多次危機相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標普500指數的跌幅（藍線）最爲慘烈，一度下跌超過50%，與1929年大蕭條時期（綠線）相仿。
2008年的金融危機通常被稱爲“次貸危機”或“全球金融危機”。其根源在於美國此前多年累積的房地產泡沫和過度金融槓桿。
2000年代初爲應對科網泡沫破裂和911衝擊，美聯儲大幅降息並長期維持低利率，這推動美國樓市繁榮，大量資金涌入房地產和相關證券市場。寬鬆的信貸環境下，金融機構向信用資質較差的借款人發放高風險住房貸款（次級按揭貸款）。
銀行將這些貸款打包成證券（MBS、CDO等）出售，藉此將風險分散給全球投資者。然而風險並未真正消失，而是在銀行表外和全球金融體系中積累。到2006-2007年，美國房價漲勢難以爲繼，開始下跌，大批次貸借款人違約，按揭相關證券價格暴跌。
持有這些資產的金融機構出現鉅額虧損和信貸緊縮。2008年3月，華爾街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因流動性枯竭被緊急收購；9月雷曼兄弟申請破產成爲導火索，金融市場恐慌情緒徹底引爆。投資者失去對銀行體系的信心，紛紛拋售風險資產，全球金融體系陷入癱瘓。
美國及歐洲多家大型銀行和保險機構相繼告急，如果沒有干預，整個金融系統面臨崩潰風險。可以說，過度槓桿+監管缺失讓金融體系脆弱不堪，一旦核心資產（房貸）質量惡化，鏈條上的所有環節（借款人-銀行-投資者）全遭衝擊，形成系統性危機。
市場崩盤過程：隨着危機加劇，2008年下半年美國股市持續急挫。標普500指數早在2007年10月就見頂，並在2008年初確認進入熊市。當雷曼破產消息傳出時，市場恐慌到達頂點：2008年9月29日，道指暴跌777點，爲當時史上最大單日點數跌幅。
隨後10月股市進一步狂泄，金融類股票首當其衝，銀行股價腰斬甚至歸零（如華盛頓互惠銀行倒閉）。2009年初，隨着經濟數據急劇惡化，股市最後一波下探，最終在2009年3月觸底：道指跌至6469點，相比2007年高點跌去54%；標普500指數從最高點1565跌至666點，跌幅約57%。
這意味着超過一半的股市市值灰飛煙滅。投資者信心降至冰點，紛紛撤離股市投入美國國債等避險資產。當時有評論稱，這場危機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崩潰”。事實上，2009年全球GDP出現罕見負增長，滿足了經濟學對全球性衰退的定義。國際貿易也陷入嚴重萎縮，2009年全球貿易額下降超過10%。
可以說，2008年金融危機不僅是股市崩盤，更是整個金融體系的多米諾骨牌倒塌，其衝擊之深遠在戰後史無前例。
由於金融體系是現代經濟的血脈，金融危機直接導致實體經濟活動驟停。美國在2007年12月步入衰退，並在2008-2009年經歷了長達18個月的“大衰退”。美國GDP在此期間累計下降超4%，工業生產萎縮，消費者支出大跌。全國失業率從5%攀升至2009年末的10%，約870萬人失業。
房地產市場崩潰，房價中位數下跌三成，大批房屋遭法拍。危機通過貿易和金融渠道迅速傳導全球：歐洲多國銀行持有大量美國次貸資產，同樣出現信用危機，不得不由政府出手救助（如英國政府國有化北巖銀行，冰島國家破產等）。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衰退，新興市場也受到重創，全球失業人口大增超過3000萬。國際貿易和投資流動急劇收縮，全球商品價格暴跌（原油價格從每桶147美元高點狂瀉至30多美元）。
可以說，2008年危機演變爲一次全球經濟危機：在全球化背景下，沒有任何主要經濟體獨善其身。總體而言，2008-2009年全球經濟經歷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同步衰退，其影響之大使這一時期被稱爲“大衰退”（Great Recession）。
面對空前危機，各國政府和央行協同推出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救市舉措，力度和速度遠超以往任何時期。美國方面，美聯儲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降息，至2008年底將聯邦基金利率從5.25%一路降至0-0.25%的零利率區間，並祭出非常規的量化寬鬆政策，大規模購買國債和抵押證券以注入流動性。這些大規模資產購買在2008-09年累計擴表上萬億美元，旨在壓低長期利率、穩定金融市場。美財政部和國會也迅速行動：2008年10月通過7000億美元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爲銀行體系注資和收購不良資產，防止金融機構倒閉。
隨後又在2009年初推出約800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法案，用於減稅和政府投資，提振總需求。其他發達國家央行（如歐洲央行、英國央行）也大幅降息並實施QE，各國政府推出財政刺激方案，形成全球協作。在多方努力下，金融市場恐慌情緒逐步緩解：銀行間拆借利率在2009年初降溫，債券市場融資恢復。美國股市則在極度超賣後迎來轉折：2009年3月標普500指數見底666點後開始反彈，投資者在經濟企穩和政策託底的預期下重回股市。
此後，美股展開長達11年的大牛市（2009-2020），標普500指數從谷底上漲逾300%。
當然，實體經濟的復甦相對緩慢，“大衰退”後的失業問題拖延多年才改善，美國失業率直到2016年纔回落至5%以下。監管改革方面，危機暴露了金融體系的諸多漏洞，爲防範未來風險，美國於2010年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和壓力測試要求，限制高風險交易行爲；巴塞爾委員會推出更高資本與流動性標準（巴塞爾III）；各國也加強對影子銀行和衍生品市場的監管透明度。這些措施提高了金融體系穩健性。
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在於：宏觀政策需關注資產泡沫與槓桿風險，金融機構過度複雜和缺乏監管會埋下系統性隱患。而及時的大規模政策干預（央行充當最後貸款人+政府紓困）被證明是阻止危機演變爲大蕭條的關鍵。在政府和央行強力託底下，美國股市和經濟雖遭重創但最終浴火重生，開啓了新一輪增長週期。
2020年新冠疫情衝擊：黑天鵝事件與快速反彈
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爆發，對經濟和市場造成猝不及防的劇烈衝擊。美國股市從2020年2月下旬開始暴跌，僅用了一個月時間標普500指數就從高點下跌約34%，創下美股史上最快熊市記錄。
這場由公共衛生危機引發的股災具有不同以往的特徵：暴跌來得極其迅猛，但在空前的政策刺激下市場又快速反彈，在較短時間內收復失地。
危機誘因與市場暴跌：與以往金融泡沫破裂型危機不同，新冠疫情是典型的“黑天鵝”事件。
2020年初，隨着COVID-19病毒在全球傳播，各國紛紛採取封鎖、防疫措施，經濟活動驟然停滯。工廠停工、商店歇業、人員流動受限，引發對企業盈利和經濟衰退的強烈擔憂。2月下旬開始，投資者預期到疫情將重創全球增長，美股結束了長達11年的牛市而掉頭向下。2月20日至3月23日，標普500指數在短短一個月內下跌約34%，道瓊斯指數累計下挫31%，納斯達克指數也跌去近30%。
2020年3月美股史無前例地觸發了四次熔斷機制（交易臨時暫停），顯示恐慌情緒一度失控。當時投資者爭相拋售股票換取現金，美國國債和黃金等避險資產價格飆升，VIX波動率指數飈至金融危機以來新高。
各行業板塊普跌，但航空、旅遊、能源等受疫情打擊最大的板塊跌幅尤其慘重。不少股票在數週內腰斬甚至更嚴重，可謂“流動性踩踏”。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時金融體系相對健康（並無重大內部失衡），股市暴跌主要源自對未來經濟停滯的恐懼和去槓桿行爲，而非金融機構本身出問題。這爲後來的快速修復埋下了伏筆。
面對疫情引發的金融恐慌，美國政府和美聯儲迅速推出超常規的大規模刺激政策，力度遠超2008年。在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於2020年3月3日和15日兩次緊急降息共150個基點，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的零利率區間。
同時，美聯儲啓動了“無限量”量化寬鬆，承諾不限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抵押貸款支持證券，並動用非常規工具直接向企業和各級政府提供信貸支持。
美聯儲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廣泛行動來保持信貸市場運轉，包括設立特別貸款工具購買公司債、支持中小企業貸款、爲貨幣市場基金提供流動性等。正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當時所言，央行將“不計代價地動用全部工具支撐經濟，直到有信心走上覆蘇之路”。
在財政政策方面，美國國會於3月下旬火速通過《新冠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法案），規模高達2.2萬億美元。
這一史上最大規模財政刺激包含向居民直接派發現金、擴大失業救濟、爲企業提供貸款補貼、支持州地方政府和醫院等多項措施，對衝疫情對收入和就業的衝擊。財政刺激總額相當於美國GDP的10%，力度空前。
隨着貨幣+財政“雙管齊下”的救市舉措落地，金融市場信心得到極大提振。美聯儲的流動性支持緩解了“現金荒”，公司債市場重新活躍，股市投資者也開始逢低買入。
美國股市於3月下旬觸底反轉，標普500指數在經歷短暫熊市後迅速回升，2020年4月-8月連漲並在8月下旬收復疫情前高點，成爲歷史上最快從熊市中恢復的案例之一。科技股更是在“居家經濟”受益預期下大漲，納斯達克指數2020年全年竟上漲逾40%，遠超年初水平。
可以說，空前的大力度政策託底是股市快速反彈的主要原因，使投資者確信政府不會讓經濟自由落體式下墜，從而重拾風險偏好。
儘管市場逆轉樂觀，但2020年實際經濟所受衝擊巨大。美國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暴跌31.4%，創下有記錄以來最差表現；4月失業率飆升至14.7%，數千萬美國人短暫失業。
不過，由於財政及時救助和夏季防疫封鎖的階段性解除，經濟自三季度起強勁反彈，實現V型復甦的一半：2020年三季度GDP反彈+33.4%（年率），失業率也迅速回落至年底的6.7%。全年看，美國GDP萎縮約3.5%，屬於嚴重但較短暫的衰退。全球範圍內，2020年被IMF稱爲“大封鎖”，全球經濟產出預計收縮3%（實際約-3.1%），爲二戰後最嚴重年度降幅。
不過，由於中國等少數經濟體快速控制疫情並復工復產，全球貿易自下半年起恢復，相比2009年的衰退，2020年貿易降幅略小且恢復更快。金融市場在各國央行寬鬆政策護航下亦保持穩定，沒有發生銀行倒閉風潮。2021年隨着疫苗接種和經濟重啓，全球增長強勁反彈。
2020年疫情引發的市場暴跌雖猛烈但暫時，憑藉史無前例的政策響應和疫苗等科技進展，經濟和市場都較快走出低谷。這再次印證了在系統性風險來臨時，貨幣和財政政策及時、大規模介入能夠有效防止危機深化，並大幅縮短市場低迷期。當然，副作用是政府債務和央行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並在後續引發通脹等新問題，但這是後話。
對於投資者而言，2020年教訓之一是不要低估政策力量，當基本面與政策面共同作用時，市場可以很快反轉。與此同時，這次經歷也凸顯了現代市場的脆弱性和聯動性：一次公共衛生事件即可通過信心渠道引發全球性股災，但只要信心恢復，市場亦能迅速修復。
綜合幾次歷史股災的經驗，我們可以對未來市場趨勢做出初步研判。首先，歷史表明市場具有周期性和韌性：無論是1929年那樣的特大崩盤，還是1987年、2000年、2008年、2020年的劇烈調整，美國股市最終都走出了低谷並創出新高。
歷史上，大跌往往孕育長牛起點：1970年代多次危機後的低估值爲80-90年代的大牛市奠定基礎，2008-2009年危機後的估值低谷孕育了2010年代的長牛。
通過回顧美國股市歷次重大股災，我們看到每一次危機背後都有獨特的誘因和教訓：有的是泡沫狂歡後的破滅（1929、2000），有的是技術性崩盤（1987），有的是金融體系過度槓桿引發的連鎖反應（2008），也有外部衝擊的考驗（2020）。市場下跌時幅度和持續時間各異，但最終都在政策和市場機制作用下走出低谷。恢復市場信心的要素包括：充裕的流動性支持、強有力的財政救助、制度改革完善金融規則，以及時間和盈利修復。
在全球化時代，危機影響往往超出一國，需要國際合作與協調。展望當前，關稅波動提醒我們地緣風險正在成爲影響市場的重要變量。理性的投資者應當在瞭解歷史規律的基礎上，既對風險保持敬畏，又對市場長期前景保持信心。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會押着相似的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