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公益真的是「不求回報」？經濟學者：利他行為其實也都是為了自己好

淨灘、公益活動示意圖／INGIMAGE

人們爲什麼願意做利他行爲？從疫苗接種到捐贈財產，人們日常的選擇，背後都隱含着經濟學的效用最大化邏輯。本篇文章探討人類偏好差異、環境議題與道德選擇，帶你重新理解什麼是人性。

經濟學從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開始：個人的行爲是讓他們自己儘可能過得好。用專業術語說，個人尋求最大化自身的效用，這是一個類似幸福的概念，但範圍更廣。

我從接種傷寒疫苗和繳納稅款中獲得效用，這些都不會讓我特別高興，但可以讓我避免死於傷寒或進監獄。長期看來，這讓我過得更好。

經濟學家並不特別在意是什麼給我們帶來效用；他們只是接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我喜歡咖啡、老房子、經典電影、狗、騎自行車和許多事物，世界上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偏好，這些偏好可能與我的有關，也可能完全無關。

事實上，不同個體有不同偏好，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察，有時會被那些通常表現精明的政策制定者忽視。舉例來說，有錢人和窮人的偏好不同，同樣的，我們的個人偏好也可能隨着生命週期而改變，尤其是我們（希望）變得更富有時。

「奢侈品」一詞對經濟學家來說有個技術性含義；它指的是當我們財富增加時，購買量會隨之增加的商品，例如跑車和法國葡萄酒。

關懷環境則是個比較不明顯的奢侈品。富裕的美國人願意花更多錢來保護環境，這筆支出佔他們收入的比例遠高於較不富裕的美國人；同樣的關係在國家層面也成立，富裕國家比貧窮國家投入更多資源保護環境。

原因很簡單：我們關心孟加拉虎的命運，因爲我們可以。我們有房子、有工作、有乾淨的水，還可以爲狗準備生日蛋糕。

還有個棘手的政策問題：對於我們這些過着安逸生活的人來說，將我們的偏好強加於開發中國家的個人，是否公平？經濟學家認爲這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們經常這麼做。

當我在《紐約時報》週日版上讀到南美村莊砍伐雨林，並破壞珍稀的生態系統的故事時，我驚訝且厭惡地差點打翻我的星巴克拿鐵咖啡。

但我不是他們，我的孩子沒有捱餓，也沒有面臨死於瘧疾的風險。如果出現這種前提，而破壞珍貴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可以幫助我養家餬口，買得起蚊帳，我也會磨利斧頭開始砍伐，纔不會在乎殺了多少蝴蝶或斑點鼬。

這不是說開發中國家的環境不重要，它很重要。事實上，從長遠來看，許多環境劣化的例子會讓貧窮國家更加貧困。砍伐那些森林對其他人也有壞處，因爲森林砍伐是導致二氧化碳排放上升的主因之一（經濟學家常常認爲，富裕國家應該付錢給貧窮國家，讓他們保護具有全球價值的自然資源）。

顯然，如果已開發國家能更加慷慨，那麼巴西的村民就不必在摧毀雨林和購買蚊帳間做出選擇。目前的問題更基本：將我們的偏好強加在生活情況截然不同的個體上，從經濟學角度來看是不妥的。

利他不是反常，而是讓人快樂的選擇。我再提出一個關於個人偏好的重要觀點：最大化效用並不等於自私行事。

一九九九年，《紐約時報》刊登了奧西奧拉．麥卡蒂（Oseola McCarty）的訃聞，這位女士於九十一歲辭世，她的一生都在密西西比州哈提斯堡當洗衣工，獨自住在一個簡陋的小屋裡，屋裡只有一臺只能接收一個頻道的黑白電視。

讓麥卡蒂女士與衆不同的是，她並不貧窮。事實上，在她去世的四年前，她捐出了十五萬美元給她從未就讀過的南密西西比大學，設立了幫助貧困學生的獎學金。

麥卡蒂的行爲是否顛覆了經濟學領域的思維模式？諾貝爾獎是不是要被召回斯德哥爾摩？不，她只是在將錢存下來且最終捐出獲得的效益，要比將其花在大螢幕電視或高級公寓上所得到的更多。

好吧，那只是錢。

那麼來看看韋斯利．奧特里（Wesley Autrey）的故事，他是一位建築工人，五十歲，住在紐約市。二○○七年一月，他和兩個小女兒在上曼哈頓等地鐵時，附近一名陌生人突發癲癇，然後跌落到地鐵軌道上。如果這還不夠糟糕，那麼一號線的列車已經駛入視野，即將進站。

（本文摘自今週刊出版《把經濟學剝光光：從生活小事中搞懂世界運作邏輯》，作者：查爾斯．惠倫）

奧特里先生跳下軌道，用自己的身體保護那名男子，五節車廂差點就要從他們身上輾過去，近到在奧特里的帽子上留下了一道油漬。火車停下來時，他從底下大喊：「我們沒事，但我兩個女兒在上面，告訴她們，爸爸沒事。」這一切都是爲了幫助一個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大腦科學—透過觀察人們在做決策時的大腦活動，我們獲得了關於利他主義的新見解。

爲什麼有人會做出沒有明顯利益，甚至可能讓自己陷入危險的事（例如跳到地鐵軌道上）呢？《經濟學人》解釋道：「根據神經科學的說法，答案是這樣做讓人感覺快樂。」對他人，包括陌生人，表現出友好的行爲，會活化大腦的獎勵中心，就像性、金錢、巧克力和毒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