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將技術優勢轉化爲與東盟合作的發展動力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胡慧茵 實習生溫檸寧 廣州報道
“美國作爲世界頭號大國，曾主導1945年國際貿易秩序構建並承擔了全球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現在美國‘拖不動了’要卸掉其承擔的部分國際責任。這種顛覆現有世界貿易秩序的行爲會造成國際秩序的極大混亂。對此，中國繼續推動全球化和區域全方位合作。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的升級，有利於推動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合作發展。”近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張燕生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說道。
在美國濫施關稅擾亂貿易秩序、全球經濟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廣東一季度經濟取得了4.1%的增速。總體看，一季度廣東經濟延續回升向好態勢，運行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在外貿上體現得尤爲明顯。據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統計，一季度，廣東外貿進出口2.14萬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2%，增速高於全國2.9個百分點，規模創下歷史同期新高。其中，廣東對東盟進出口佔廣東進出口總值的16.3%，東盟是廣東第一大貿易伙伴，拉動廣東整體進出口增長1.1個百分點。
第137屆廣交會第一期線下展日前圓滿落幕，依然萬商雲集、人氣爆棚，正是廣東外貿“穩”字當頭的例證。在張燕生看來，第137屆廣交會是集中展示中國在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成果的重要窗口，是順應全球正歷經數字化和綠色化“雙轉型”的潮流，推動全貿易鏈的數字化，尤其在人工智能應用領域取得顯著進展。
“中國需協調區域合作機制，將技術優勢轉化爲與東盟合作的發展動力，實現雙方互利共贏。”張燕生說。
《21世紀》：本屆廣交會圍繞綠色化、智能化、數字化等方面發力，這說明廣交會的產品結構發生了哪些變化，客商重點關注哪些領域？
張燕生：當前全球正經歷“雙轉型”——數字化轉型與綠色化轉型。智能化是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組成部分。廣交會正是順應這一世界潮流，推動全貿易鏈的數字化，尤其在“人工智能+”的領域取得顯著進展。例如，在農業、製造業及生產性服務業，數字化已貫穿商品和服務。
在這方面，中國和美國發展得最好。美國的優勢在於底層技術、原始創新及科學發現。而中國的優勢首先在於能夠鏈接終端，包括鏈接物流和信息網絡；其次，是應用場景，使“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在農產品貿易、工業產成品貿易和生產性服務業貿易等領域得到最大程度的應用；第三，是產業化和工程化能力。例如，中國能快速將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醫藥、清潔能源等概念轉化爲實際應用，進行產業化、工程化的突破。
另一方面，中國自提出“雙碳”目標後，綠色化發展迅速。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光伏組件和鋰電池。其中，新能源是重中之重；光伏組件則有約80%的領域由中國自主可控，包括關鍵核心的技術、零部件及材料；鋰電池也在世界市場中佔據領先優勢。廣交會正是展示中國在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成果的重要窗口。
《21世紀》：本屆廣交會的“專精特新”企業數量較上屆增長20%。爲何廣交會能吸引越來越多的優質企業？其爲國內外客商帶來哪些機遇？
張燕生：廣交會是高度國際化的信息交流與優質產品展示平臺。無論是在“專精特新”還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單項冠軍企業，都通過廣交會這個窗口向全球展示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和新業態。包括廣交會在內的世界各大著名展會中進行國際性的展示，是企業走向世界的重要橋樑，也是提升其國際產業競爭力的關鍵手段。
《21世紀》：據海關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10.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3%。從結果來看，我國外貿韌性不減。背後有哪些因素作爲推動？當前我國進出口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張燕生：國家戰略的核心是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並培育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
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看，作爲人口、經濟和開放規模巨大的國家，中國需平衡與世界的利益關係，簡要來說就是“有飯大家吃”的共贏策略——中國通過進口爲全球創造需求與增長動力，尤其對發展中國家意義重大。這體現的正是大國的現代化，要求中國在發展中兼顧自身和主要貿易伙伴的利益。
《21世紀》：服務貿易繼續攀升，體現出我國外貿結構優化取得了怎樣的成效？之後我國外貿業還要朝着哪些方向穩結構、優結構？
張燕生：首先，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是傳統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深度融合。我國80%以上產業是傳統制造業，需要通過傳統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深度融合，來提升我們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比如結合研發服務、技術服務、設計服務、資訊服務、其他專業服務和人才服務等，以此提升商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互聯互通的效率。所以說我們的服務貿易增長越快，對推動貨物貿易轉型升級、製造業轉型升級乃至整個經濟轉型升級的作用越顯著。
但需要明確的是，服務貿易不僅包括生產性服務業，還包括生活性服務業，如旅遊、休閒、娛樂、文化和公共性服務業，如教育、醫療、養老，服務貿易的整體增長至關重要。
目前，我國服務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典型的就有旅遊領域，其背後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中國居民財富增長，旅遊、留學支出使逆差擴大。二是國際合作深化，中國在科技、工程等領域加強國際合作，知識產權交易逆差擴大。三是運輸與保險需求增加，伴隨外貿規模擴大，相關服務逆差同步攀升。
服務貿易逆差在我看來還是好事。逆差反映我國對國際先進生產性服務，如金融、保險、技術的需求旺盛，這對於中國新質生產力和高質量發展是很有幫助的。因此，並非順差即好、逆差即壞，當前結構下，貨物貿易順差與服務貿易逆差並存，也是我國外貿穩定發展的體現。
《21世紀》：美國推行所謂“對等關稅”政策擾亂全球貿易，對有全球業務的許多企業運營都帶來了挑戰。以去年的數據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比重約爲15%，除美國外的其他市場佔85%的份額，這對我國外貿企業來說意味着什麼？在此背景下，我國外貿企業要如何應對風險？
張燕生：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當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可能會面臨嚴冬，脫鉤斷鏈的風險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企業需兼顧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安全，企業要隨時做好防範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準備。另一方面，“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應積極推動內外貿一體化，開拓國內市場，依託內需擴大經濟“蛋糕”。同時，在當前中國面臨外貿摩擦和衝突越來越激烈、受到不公平對待越來越多的情況下，應積極開拓新興市場，與東道國、第三方合作共享利益，避免單打獨鬥。中國企業的產品、服務和信用已成爲優勢，下一步就要尋求全球合作，聯合熟悉國際規則的西方全球性企業，彌補我國企業規避地緣政治、跨境法律法規與國際公關能力的短板弱項。
《21世紀》：在東盟經濟部長特別會議中，東盟國家表示將堅定不移地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目前東盟國家可能採取哪些戰略來減輕關稅所帶來的影響？接下來中國和東盟可從哪些方面加強合作？
張燕生：東盟作爲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特別容易受到貿易戰和保護主義的打擊，需深化與中國的經濟一體化。
一是背靠中國市場。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東盟國家依託中國14億人口市場，能更好地增強抗風險的能力。目前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五通”迅速推進，說明中國和東盟的一體化程度在迅速提升，恰恰佐證了中國和東盟的合作對東盟是特別重要的。
二是擴大區域內需。東盟需和中國同步減少對歐美的出口依賴，推動區內貿易與投資。
《21世紀》：在RCEP框架下，中國與東盟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是否迎來新契機？中國和東盟正推動自貿區3.0版升級，您如何評價？雙方經貿合作在哪些領域潛力較大？
張燕生：對東盟而言，離中國越近越富，基礎設施越便利越富。中國作爲超大體量經濟體，需以大國擔當推動區域發展，承擔更多繁榮東南亞與東北亞的責任。
美國曾主導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但如今“拖不動了”。中國有能力且應主動推動區域安全、貨幣金融與貿易開放，對東盟更主動擴大開放市場。因此，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升級中，中國應承擔區域公共產品供給責任，更加開放市場，以此帶動東盟的發展。
數字化與綠色化是全球共同努力的方向。到了歐盟這就代表“雙轉型”，日韓、美國亦然。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數字化和綠色化的轉型是中國和東盟應該共同努力推動的。具體可能涉及以下領域：
數字化轉型上，覆蓋農業、製造業、基礎設施及生產性服務業，推動“互聯網+”“人工智能+”應用。綠色化轉型上，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組件等領域具備世界級優勢，可助力東盟能源轉型。
總的來說，中國需協調區域合作機制，將技術優勢轉化爲與東盟合作的發展動力，實現互利共贏。
《21世紀》：2024年，我國跨境電商進出口2.63萬億元，增長10.8%。跨境電商在“賣全球”方面潛力進一步釋放，同時在“買全球”方面的優勢也在持續發揮。您如何看待我國跨境電商的特點？目前來看，發展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對我國外貿的發展有多重要？
張燕生：跨境電商面臨三大挑戰：第一是合規與維權能力亟待提升。2021年亞馬遜封號事件重創中國跨境電商企業，涉及金額超千億元。
這警示了兩大關鍵問題：合規必要性及維權短板。刷單等違規行爲的野蠻增長時代已結束，企業必須嚴格遵守國際規則；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及龍頭企業普遍缺乏國際法律、經貿規則的專業人才與應對能力，需系統性提升國際化運營能力。
第二是防範規模化發展風險與外部政策風險。據匯豐銀行預測，2025年中國跨境電商規模或達5000億美元。若企業仍以“一盤散沙”狀態參與競爭，將受制於人；唯有協同合作形成合力，方能提升話語權、定價權與規則制定權。
第三是跨境電商競爭模式轉型。當前頭部平臺如SHEIN、TikTok、拼多多，仍依賴低價策略，導致供應鏈壓價、貿易摩擦頻發，亟需從低成本規模競爭轉向高附加值創新驅動。但是歐洲經濟疲軟引發消費降級，消費者品牌忠誠度下降，對中國高性價比商品需求激增，爲跨境電商帶來了機遇。中國跨境電商未來應同步推動數字化轉型、綠色化轉型及社會責任履行，以技術升級和可持續發展開拓市場。
《21世紀》：面對國際保護主義，粵港澳大灣區要如何把握區位優勢進行發展？
張燕生：粵港澳大灣區的四個中心城市中，深圳和東莞的外貿依存度超過100%，廣州和佛山的外貿依存度爲40%到50%。深圳港口的貨物70%用於外銷，廣州的貨物70%面向內銷，這是過去40年形成的業態格局。港澳同樣高度依賴國際市場。
當前國際保護主義、逆全球化及對等關稅盛行，粵港澳大灣區轉型迫在眉睫。首要任務是做好內循環這篇大文章——擴大內需市場，承接國內消費升級、新生產力發展及科教興國戰略的紅利。與此同時，需同步提升灣區經濟的國際化、產業的國際化、城市的國際化與人才的國際化，形成“全球大腦”與開放競爭新格局。這一轉型對香港、澳門及珠三角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
因此，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應分三個臺階推動發展：一是對標東京灣：人均GDP翻番，達到東京灣的水平，推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二是對標紐約灣：人均GDP再翻一番，達到紐約灣的水平，金融、文化娛樂及城市治理進入全球前沿。三是對標舊金山灣：人均GDP持續增長，達到舊金山灣的水平，聚焦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TEM）領域，建設一流研究型大學、金融中心及現代化法治體系。
在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的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需保持戰略定力，沿這三個臺階穩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