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就電動汽車價格承諾談判接觸，取代關稅或實現共贏

據外媒日前消息，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歐盟和中國已同意研究爲中國製造的電動汽車設定最低價格，以取代歐盟去年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的方案。玉淵譚天昨日報道稱，中歐雙方團隊已經就電動汽車價格承諾談判開始接觸。

更早時候，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貿易和經濟安全委員謝夫喬維奇舉行視頻會談。商務部發布的信息也指出，雙方同意儘快啓動磋商，深入討論市場準入相關問題，爲企業創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並立即開展電動汽車價格承諾談判，以及討論中歐汽車產業投資合作問題。

與強行徵收關稅相比，將電動車設定最低價格作爲方案對中國汽車公司的意義有所不同。艾睿鉑大中華區汽車諮詢業務合夥人章一超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設定最低價格，“利潤可以留在企業方，而非作爲關稅交給政府，企業參與市場的積極性會更高”。

他進一步指出，在高額關稅政策下企業只能選擇建廠規避，而如果採用設定最低價格的方案，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也會相對更爲多元。

資深汽車行業分析師梅松林向界面新聞分析稱，強行徵收關稅是一種對抗、不友好的政治立場，而設定最低價格則是一種市場行爲，防止進口產品因價格過低而衝擊當地市場。“從強行徵收關稅到設定最低價格，顯示出雙方關係向前邁了一步，從對抗走向適度管控。但最終還得看如何設定最低價格，希望不要將中國電動車推向不利的境地”。

對於中國汽車公司而言，歐洲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市場。章一超指出，當前設立最低價格的方案短期內仍面臨點對點磋商，需要一些時間。方案確定後，只要政策不再突變，將有利中國汽車公司在歐洲的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最終採用設定最低價格的方案，中國電動汽車公司可能需要面臨新的挑戰。梅松林提示稱，當前中國電動車的性價比優勢有目共睹，“一旦設定了最低價格，中國品牌的性價比優勢難以充分發揮出來，必須打造新的亮點，如智能駕駛、智能座艙、電池、充電等等，同時也要改變國際市場消費者對中國品牌先前包括品質、可靠性、保值等方面的固有負面看法”。

從歐盟汽車工業角度看，以設定最低價格取代加徵關稅則意味着在保護產業的同時促進轉型。章一超告訴界面新聞，“設定最低價格一方面依然可以有效保護歐盟汽車產業、避免低價產品衝擊市場，另一方面也可以讓中國新能源汽車公司更積極參與歐洲市場，比如短期在歐洲建立研發能力，而不僅僅只爲規避關稅而本地化生產，這對幫助歐洲汽車公司轉型具備更多意義”。

“整體而言”，章一超表示，“設定最低價格相比加徵高額關稅是更好的結果”。

去年10月，歐盟成員國表決投票通過對華電動汽車加徵關稅的提議，對中國生產的電動汽車徵收最高達45%的關稅，該措施爲期五年。

彼時的表決結果就顯示，歐盟各成員國在與中國商業關係的態度上存在分歧，反對的5個歐盟成員國中包括該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汽車生產國德國。

大衆汽車集團管理董事會主席奧博穆此前接受德媒採訪時表示，歐盟應考慮調整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計劃，允許中企在歐洲投資。與其加徵關稅，“不如相互給予投資信任。那些投資、創造就業機會、與當地公司合作的企業應在關稅方面受益。”

歐盟當前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高額關稅的反轉傾向，也可能讓在歐掙扎於銷量旋渦的中國汽車公司處境變化。

不少中國汽車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銷量已經受到歐盟加徵關稅影響。Rho Motion諮詢公司數據經理查爾斯·萊斯特在報告中分析稱，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期間，受歐盟關稅影響，上汽名爵在歐洲銷量大幅下滑，東風本田、吉利、蔚來和小鵬等汽車公司也受到影響。

儘管面臨挑戰，部分中國汽車公司仍實現增長，例如比亞迪。上述報告指出，儘管受到關稅影響，比亞迪仍擴大了在歐洲的市場佔有率。根據彭博社統計的數據，今年1月，比亞迪在英國、西班牙、葡萄牙三國分別實現551%、734%和207%的同比增長，銷量超過特斯拉。

需要指出的是，中歐當前選擇開展電動汽車價格承諾談判等事宜的時間節點，正值美國政府大舉加徵關稅。

特朗普此前宣佈進口汽車面臨25%的關稅，而具體到地區，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關稅總額被提高至驚人的145%，歐盟則或將需要面對幾乎所有商品超20%的關稅。中方對美反制之際，歐盟也拿出反制態度。

章一超向界面新聞分析表示，中歐開展電動汽車價格談判可能與美國加徵關稅存在一定關聯，“最低價格方案並不是最近才被提出，作爲顯然比關稅更溫和但同樣可以起到市場保護作用的政策，歐盟在這一時間點提出來有點和美國‘打擂臺’的感覺”。

此前的視頻會談中，王文濤指出，美國所謂“對等關稅”嚴重侵犯各國正當利益，在當前形勢下，中歐共同維護以規則爲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堅持貿易自由化便利化，將爲世界經濟和全球貿易注入更多穩定性、確定性。謝夫喬維奇也表示，美國加徵關稅嚴重衝擊國際貿易，歐方願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世貿組織成員一道，共同保障全球貿易正常運行。

梅松林認爲，美國對全球貿易伙伴強徵關稅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促使中歐雙方再度審視彼此的合作問題。他進一步指出，合作機遇大於彼此的挑戰，“在任何環境下，有挑戰就有機遇，中、美、歐三方關係的演變正印證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