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獄」麻煩...10多人擠一間沒隱私 澳洲男蹲5年牢：會發瘋

澳洲人拉達爾在北京的拘留中心被關押五年，地點與這張攝於2012年圖中的拘留中心類似。（歐新社）

在狹小的空間內與十多人共同生活，無論吃飯、睡覺、如廁都沒有隱私…，監獄生活讓一般民衆難以想像，這種失去自由的日子雖是違反法律的贖罪，但似乎也隱藏着罪犯治理的灰色地帶，即將出獄重返社會的更生人又該如何面對未來的人生？

狹小骯髒的牢房擠滿十多人，長期被剝奪睡眠、燈光終日不熄，環境衛生惡劣，並被迫從事勞動。這是曾在北京第二監獄服刑五年的澳洲公民拉達爾（Matthew Radalj）揭露的真實情況。

澳洲男拉達爾接受媒體採訪，揭中國黑牢五年夢魘。（視頻截圖）

★行爲積分制度 操控心理

BBC報導，拉達爾曾是北京居民，他聲稱自己2020年在一間電子市場與店主因手機螢幕維修價格發生爭執而被錯誤定罪。拉達爾表示，在被告知「在定罪率接近百分之百的司法體系中，爲自己辯護毫無意義」後，他簽下了一份虛假的搶劫罪供詞，希望藉此減輕刑期效，最後被判處四年徒刑。

回憶起被囚初始的經歷，拉達爾說：「他們在我被關押的第一間派出所裡連續打了我兩天。我整整48小時沒睡、沒吃沒喝，然後被迫簽署了一大疊文件。」

在正式服刑之前，拉達爾說自己被關押在一個獨立的拘留中心，在這段「過渡期」中，拉達爾形容囚犯被迫遵守極端嚴苛的規則，生活條件極其惡劣。「我們被禁止洗澡或清潔自己，有時一禁就是幾個月。連如廁都只能在指定時間，而且廁所骯髒不堪—上層廁所的排泄物會不斷滴落到我們身上。」

最終，他被轉送至「普通」的監獄，和其他囚犯擠在狹小的囚室，燈長期24小時亮着，連吃飯都在同一空間內進行。

拉達爾表示，囚犯經常遭受心理折磨，其中一項是所謂的「良好行爲積分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囚犯每月最多可獲得100分，方式包括學習共產黨文獻、在監獄工廠工作，或舉報其他囚犯。一旦累積4200分，理論上便可申請減刑。若以此計算，囚犯須連續三年半、每月獲得滿分，纔有可能達到減刑門檻。

拉達爾表示，這制度實際上被用作心理操控和折磨的手段。他聲稱，獄警會故意等到囚犯即將達標時，便以各種違規理由扣分，這些違規行爲種類繁多，包括囤積或與其他囚犯分享食物、在走廊上「走錯線」（偏離地面的畫線）、將襪子掛在牀上方式不當，甚至是站得太接近窗戶。其他受訪囚犯表示，這套積分制度是一種「精神遊戲」，目的是摧毀意志。一名前囚犯表示，他在獄中服刑五年，從未見過有人真的因爲積分而獲得減刑。

上海新收犯監獄，受刑人統一接受教化課程。（取材自東方網）

★日常懲罰 減少食物供應

這種形同虛設的制度讓一些囚犯拒絕參加，拉達爾也是其一。因此，監獄方面便採取其他方式施加心理壓力，例如減少每月與家人通話的時間，或削減其他被視爲「福利」的待遇；但最常見的日常懲罰，是減少食物供應。

多名前囚犯表示，北京第二監獄的膳食主要是渾濁的白菜湯，有時可能會有一些胡蘿蔔絲，運氣好的話纔會有一點點肉絲。除此之外，他們還會獲得饅頭。

其中一名囚犯描述，因爲大家長期處於飢餓狀態，飲食極度缺乏營養，而且每週只獲准到戶外活動半小時，導致上半身非常虛弱，但由於攝入大量饅頭，腹部卻顯得異常脹大。

在食物限制的情況下，導致囚犯之間出現權力鬥爭。拉達爾提到，在北京第二監獄中，原本由奈及利亞籍囚犯負責廚房工作，後來，說中文的臺灣囚犯成功說服獄方讓他們接管，從而掌握珍貴的額外食物資源。此舉引發大規模毆鬥，拉達爾亦被捲入其中。他因毆打一名囚犯而遭判獨立囚禁，歷時194日。

在獨居囚室中，拉達爾終於迎來了關燈的環境，卻發現自己因爲長期身處光線微弱的空間，產生了感官困擾。

每日糧食配給被減半，房中毫無書籍可閱讀，也沒有人可以交談。拉達爾就這樣被囚於僅約1.2米乘1.8米的狹小空間中，整整半年。

他說：「不論你願意與否，你會開始發瘋，而這正是獨立囚禁的本質目的…你很快便明白，眼前這間牢房到底是極小，還是極大。」

他說：「到了第四個月，我開始長時間自言自語。獄警經過時會問：『你還好嗎？』我反問：『爲何這樣問？』他們答道：『因爲你在笑。』」

拉達爾透露，中國監獄生活中的另一項特徵，是在媒體或官員來訪時僞造美好環境。他舉例，有一次監獄設置了一間電腦室，獄方宣稱每人將獲配一個電郵地址，可用來發送電郵，並拍攝三名奈及利亞籍囚犯在使用電腦。「那三人顯得困惑，因爲電腦根本沒有連接網絡，但獄警只是叫他們『假裝』在使用。」等到拍攝結束，那些電腦隨即被用塑膠包起來，再也沒有被使用過。

監獄內會開設多種課程，讓受刑人學習技能。圖爲正在學習編織的受刑人。（取材自微博）

★秘密記錄 揭露獄內情況

爲了揭露中國監獄內的真實情況，拉達爾一直秘密記錄見聞，他撕開口罩的內層，在裡面寫下極細小的字句。獄中有其他囚犯根本無法讓家人知道他們被關押的消息，當他們得知拉達爾的行動時，有六、七十個人希望拉達爾出獄後能幫忙聯絡家人，「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拉達爾將寫滿筆記的口罩碎片用從工廠偷偷收集來的膠帶緊緊包裹，儘可能壓縮成雞蛋大小的包裹，試圖在不被獄警發現的情況下吞下肚，卻宣告失敗。

後來在他即將出獄時，獄方交還他初次被捕時所穿、於當時掙扎中被撕破的舊衣。拉達爾注意到外套內襯有一處裂縫，趁獄警不注意，將筆記迅速塞進去，並順利通過臨行前的突襲搜查。

回到澳洲後，拉達爾坦言仍對過往經歷心存憤怒，復原之路漫長。他逐一聯繫昔日獄友，花了將近六個月的時間聯繫他們的家人，遊說大使館，希望能讓他們獲得幫助。

「自由帶來的是不盡的感激」，拉達爾說，「你會對生活中最簡單的事物產生更深的珍惜感。但我也對那些仍被關押的朋友懷有強烈的責任感。」

受刑人重返社會前，會被安排集中參加出監教育。（取材自澎湃新聞）

●10年刑期倒數計時 39歲女囚期待又惶恐

歷經十年的牢獄生活，39歲的張怡(化名)準備走出高牆，重返社會，面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即將重獲自由的她既期待又惶恐。她怕自己跟不上社會，怕再次受到誘惑，怕辜負這十年的改造。

澎湃新聞報導，2015年冬天，張怡因違法犯罪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在高牆內的3000多個日夜，是一場與自我、與過往的漫長抗爭。

入獄第一天，她收到監獄民警指令，將所有衣物交給警官檢查，自己抱着頭蹲下，「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成了囚犯。」

一年後，她轉入中期服刑所在監區，「最初的半年，每天都想一了百了算了。」張怡回憶，夜深人靜，她就盯着監室的窗戶，幻想撬開玻璃跳下去。但嚴格的監管下，她沒有輕生的機會。

最讓張怡感到難過的是家人。2017年，服刑中的張怡見到了從家鄉貴州趕來的父親。父親話不多，只是隔着玻璃看着她，未告知女兒自己已是癌症晚期。這是張怡入獄後父女第一次相見，也是最後一次。一個月後，父親離世，張怡深陷自責地說：「如果我在外面，也許能早點發現他生病。」

入獄後，張怡總感覺耳邊有人低聲說話，她分不清是現實還是幻覺。同監室的其他服刑人員開導她，「你可以找民警聊聊，只要你想改，就有機會。」她也發現，警官和她入獄前想像的冰冷粗暴截然不同。

張怡回憶，當時她鼓起勇氣對當時的主管民警周警官說，「父母頻繁闖入夢裡責備我、質問我，醒來後只剩下負罪感，閉上眼就會浮現從前在家裡，因一句氣話對父親冷戰，或是在父母身邊撒嬌。」

周警官回憶，那時張怡狀況很差，經常亂吼。後來在心理輔導民警的幫助下，張怡逐漸走出陰霾。「我們還讓她參加了監獄的藝術矯治，在自編自導的話劇中演繹重生的自己。」

報導指出，張怡只有小學學歷，在寫改造材料時連字都認不全，需要靠同監室服刑人員和警官幫忙指導。但在監獄教育中，張怡重拾課本，一步步完成了小學和初中的課程。她說自己最喜歡數學課，學會了小數點和進位後，「至少能把帳算清楚了」。在監獄職業技能培訓中，張怡選擇了養殖技術，「出去後想養些土雞，踏踏實實過日子。」

在參加監獄勞動技能培訓時，張怡的進步被看在眼裡，爲了鼓勵她，警官讓她系統學習管理方面的知識。從那時起，張怡每週都會收到詳細任務清單，學習內容涵蓋勞動流程、物品管理、統籌安排等。張怡還自己列了詳細的計劃，「我不允許自己出錯，哪怕是彈簧這樣的小零件，我都會用小本子詳細記錄」，確保從收發物品到輔料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做到精準無誤。

報導稱，當時有不少服刑人員勞動技能掌握不足，張怡也被安排現場協助，一有空就去了解每個人的操作習慣，發現問題後手把手教導。如果有人不願意學習，她就耐心開導，「慢慢地，以前好逸惡勞的一些習性都改掉了」。

如今，張怡即將刑滿釋放。在上海市女子監獄，剩餘刑期在三個月以內的受刑人會被安排集中參加出監教育，以便更好地迴歸社會。而如何讓他們認識社會、定位自己，是出監教育的核心課題。

出監監組的夏警官說，出監教育中，會建立模擬的小社會，這是讓臨釋人員適應社會的第一步。加速變化的社會將會讓她們在心理預期、迴歸家庭、謀生就業等多方面出現困境，監獄旨在幫助她們克服出監焦慮，並協同社會力量一起幫助她們迴歸。

和張怡同監室的陳芳(化名)4月中旬出獄。按照慣例，出獄前一日，服刑人員可以享受特別沐浴時間，她們會格外鄭重對待這次沐浴，這意味着重頭開始。她們會互相道別，但是不說再見，而是說「希望我們永不相見」。

如今張怡也臨近出獄，面對即將回歸的社會，她既憧憬又惶恐。她不知道如何用手機支付、打車，甚至擔心找不到回家的路。即使妹妹會到監獄門口接她，教她使用智能手機，但張怡仍焦慮：「別人十年都在進步，我好像被時間丟下了。」

她想像過出獄後的生活，但不知是否能夠順利重啓人生。她想先打工攢錢，再回鄉下養雞，靠自己的雙手謀生，彌補對家人的虧欠，「刑滿釋放那天，最想做的是去看父母，跪在父母墳前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