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次廣場協議？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答21：對美國來說不明智，對日本來說沒道理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鄭青亭 北京報道

從競選期間開始，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屢屢炮轟美元走強，稱美國面臨“嚴重的貨幣問題”，尤其是，美元兌日元等貨幣的匯率“令人難以置信”。這一度引發了有關是否會有第二次廣場協議的討論。對此，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方明在北京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美國並不太可能這麼做。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面臨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美元升值等問題。在美國政府的策劃下，1985年9月，美、日、英、法、德等五國的財政部長及央行官員等在紐約廣場飯店召開了“廣場會議”。會議要求日元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鉅額的貿易赤字。

白川方明強調，從日本的貿易結構來看，當時與現在的情況有很大不同。1985年，‌日本的貿易順差達到了461.5億美元‌，其中，對美國的順差創下紀錄，達到350億美元。​但過去幾年，日本面臨的卻是持續的貿易逆差，2024年約合340億美元，其中，對美國仍爲貿易順差，順差額達到680億美元。

不僅如此，白川方明指出，美國國債佔GDP的比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985年，這一比例約爲35.3%；​目前，這一比例接近100%。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美元大幅貶值，美國國債可能會發生拋售，不利於美債的穩定。

因此，他表示，從美國的角度看，尋求第二次廣場協議“有風險”。不過，他也說，特朗普是高度不可預測的，“不知道他會怎麼做”。但白川方明強調，從日本的角度看，支持類似廣場協議的協議似乎缺乏充分的理由。

談及日本的貨幣政策，他表示，日本央行推動貨幣政策正常化是理所當然的，目前的政策利率已上調至0.5%水平。日本2月企業服務價格通脹達3.0%，日本央行肯定會進一步加息，問題是速度會有多快。“市場預計日本央行今年將加息兩次，每次25個基點，到今年年底達到1%的水平。”

他表示，正如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所說，美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不確定性非常大”。因此，並不存在所謂的預設航向（preset course）,日本央行需要根據核心通脹率的變化、美國關稅政策的具體影響來制定政策。

白川方明自1972年入職日本央行，2008年到2013年擔任行長，在這39年的央行生涯中，參與或近距離考察了日本高速增長結束後的重大經濟和金融事件，包括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的泡沫經濟、19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崩潰、2008年金融海嘯、2009年歐洲債務危機、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並引發福島核電站核泄漏事故，還有圍繞日元升值和通貨緊縮的種種問題。

在其回憶錄《動盪時代》一書中，白川方明站在貨幣政策決策者角度，以全球視野反思了日本經濟和貨幣政策。他表示，執筆本書的最大動機之一，源自對歐美各國看待日本經濟及日本銀行貨幣政策定式思維的強烈違和感。在他看來，諸如“日本的過往教訓”的膚淺解讀，嚴重影響了之後歐美諸國的貨幣政策運作，甚至成爲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日本化”現象的原因之一。

中日兩國面臨一些相似難題

近日，白川方明在北京的線下讀書會上指出，日本與中國不僅因同處東亞有着共同的課題，在其他領域也存在着諸多相似的難題：

第一，兩國都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經濟從高速增長向穩定增長的過渡。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持續到70年代初；中國經濟真正步入高速增長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比日本晚了約30年。不過，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勢必會在某個時點開始放緩，於是就會出現如何向穩定增長順利過渡的挑戰性課題。

第二，兩國同樣面臨着應對人口動態變化的課題。就經濟增長與人口動態的關係而言，高速增長是通過兩條路徑實現的：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二是享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的人口紅利。目前，日本面臨着少子老齡化帶來的人口減少問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過去曾向城市大量輸送勞動力的日本農村地區正在遭受人口嚴重減少的影響。中國則是在幾年前剛剛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現象。

第三，兩國都與美國發生了貿易和投資摩擦。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美之間發生了各式各樣的經濟摩擦，高潮從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上半期。匯率、商品服務市場以及金融市場的開放問題屢屢成爲摩擦的焦點。在此過程中，還經常觸及日元國際化的是與非。無獨有偶，近年來相似的情景正在中美之間上演。

不過，他強調，不主張中國完全照搬日本的經驗，因爲每個國家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政治體制以及社會契約。他表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國，希望中國能夠平穩實現從高速增長到“新常態”的過渡。

多種因素共同造成日本通縮

日本作爲全球具有代表性的發達經濟體，曾經歷“失去的三十年”、房地產泡沫破滅、長期通縮以及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但近期，日經指數在GDP數據的刺激下，成功突破了30000點大關，創下了自2021年9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日本走出“失落的30年”了嗎？

白川方明對當前的日本經濟感到謹慎樂觀。他認爲，日本股市飆升的背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上表現優異；其二，日本企業對股東的分紅大幅增加。但他強調，股市的走勢最終取決於經濟增速，由於日本的預期增速並沒有增加，他很難感到過分樂觀。

談及今年的日本經濟前景，他指出，日本央行預測2024財年日本GDP增速預期爲0.5%，這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即便最終結果可能有所波動，但他認爲，最重要的是，日本未來幾年潛在增速就在0.5%上下，處於相對低迷的水平。

實際上，白川方明對“失去的三十年”一詞持否定態度。他認爲，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的第一個10年裡，泡沫經濟時期的高增長本身就是不可持續的。從本質上說，這並不是一種“失去”，而是從不可持續發展狀態重歸可持續發展軌道的過程。

他指出，歐美學者對所謂的“日本的教訓”達成了共識，即“若日本銀行在泡沫經濟崩潰後能迅速實施大膽的貨幣政策，日本就可以避免陷入經濟低速增長和通貨緊縮”。但他說，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發達國家還是經歷了與日本完全相同的歷程。

他強調，日本的通貨緊縮是日本經濟問題的結果而非原因。日本的通貨緊縮是由多種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泡沫經濟破裂後的“過剩”，快速老齡化和少子化的人口結構，以及潛在增長率下降。

他表示，在10年或20年這樣一個“長期”發展歷程中，決定增長趨勢的不是物價或貨幣等名義變量，而是生產效率、創新以及勞動年齡人口變化等實際變量，貨幣政策只能起到平抑波動的作用，不會影響軌道自身的變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