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補貼政策剛出，嬰幼兒用品就漲價。

幼兒補貼政策剛出，嬰幼兒用品就漲價。

近期國內剛宣佈給0到3歲兒童發放3600元的育兒補貼，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社交媒體上涌現了大量家長吐槽嬰幼兒產品價格上漲的聲音。所以直接發放補貼是否會和國補一樣，會出現大面積的商家補貨補貼的情況，或者像很多人說的直接發放補貼會引發通脹。今天咱們結合外國的經驗聊一聊。

首先第一個問題，這次直接發放補貼，消息公佈後，嬰幼兒產品是否真的出現大面積的漲價潮。

關於漲價的消息，最早出現在小紅書或者是微博上的一些家長的反映，說一些知名品牌的部分產品價格漲幅在10%左右。也就是說，如果按照這個漲價的幅度，三年內漲價導致的額外成本可能會超過補貼本身。

對此，一些品牌企業解釋說是這種漲價波動更多的是季節性的波動。有乳業分析師也表示，過去幾年，奶粉行業經歷了激烈的價格戰，導致產品價格偏低，當前市場可能正處於價格體系修復的階段，不是針對育兒補貼的惡性漲價。

其實，按照這個邏輯，長期內卷低價，最近遇上利好，適當回彈確實也正常。有媒體就調查，雖然部分產品價格上漲，但還是有部分產品在進行降價促銷，哪些漲哪些跌，肯定越是品牌，尤其是知名高端品牌，具有一定用戶忠誠度和技術壁壘的產品更容易價格上漲。

總的來說，至少以目前有限的信息來看，部分嬰幼兒產品存在漲價情況基本屬實。不過原因更多可能和最近很多行業突遇反內卷概念類似，短期出現回彈，至於長期漲價與否，還是要看品類。日本的例子就驗證這一點。

咱們都知道，日本是全球最早面對少子化問題的國家之一，他們發現了相對育兒補貼對消費品價格的直接影響，政府對託兒所費用的補貼產生的服務型價格的上漲可能更爲顯著。底層邏輯也很好理解，政府補貼相當於變相增加了家庭對托兒的支付能力和需求，而托育這類服務型產品相比普通嬰幼兒消費品可能無法快速增加供應，也就是常說的供給彈性更小，價格確實有上漲的動力。

英國也有類似情況，英國的育兒支持政策有一部分是通過學券或者是直接補貼給家庭，用來支付託兒費用。倫敦經濟學院等機構的多項研究就得出結論，政府補貼的增加和托兒費用的上漲確實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注意這裡說的是相關性，而非因果性。其中一份2010年的研究更是發現政府給3到4歲兒童提供的免費托兒時間補貼裡面約三分之二，被托兒機構的費用上漲所吸收，這意味着育兒家庭實際感受到的福利很大概率會低於補貼的票面價值。

當然，這不是說政府這麼補貼不好，研究數據表明，補貼確實緩解了一些家庭的燃眉之急，但其中確實會由於市場價格供需變動，效果打折扣，這個也是難以避免的經濟規律。咱們日常消費者購物中也都會有這種類似拿了補貼，最終會到商家手裡的感覺。

在經濟學裡被稱作補貼補貨，或者說是稅收歸宿。區別更多的是多與少的問題，而多與少的關鍵在哪呢？可能和市場監管配套措施，甚至說是是否是長期進行政策等一系列舉措的落實有關。

其實現如今，很多育兒政策到底有用沒用，鄰國都已經實驗過。看歷史，日本對少子化問題的嚴重性的認識也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泡沫破裂初期，日本政府還只是聚焦於育兒緩解，並沒有觸及導致年輕人不願生育的深層次原因。政策上就搞了個宏偉的藍圖，結果肯定是收效甚微。

直到2000年後，才轉向現金和服務的雙重刺激，比如擴大兒童津貼範圍和金額，從戰略上出臺相關法律高度重視少子化的問題，但還是出現了補貼三分鐘熱度，託兒所排隊難，女性職場壓力大、育兒負擔重，不育職場文化流行等情況。

其實這個階段，生育率在補貼的情況下有了回升，但還是在低位徘徊。日本社會就開始認識到，要想真的解決問題，還需要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到了2010年，日本政府開始聚焦女性活躍和工作方式的改革。比如當時的安倍政府把女性經濟學作爲增長戰略的核心，認爲讓女性在育兒的同時能夠繼續工作，是提高家庭收入和生育意願的關鍵。由此投入大量預算解決託兒所不足的問題。

當然，過程中由於標準放寬，也導致了保育質量下降，安全事故時有發生的情況。不過咱們也知道，現實就是如此，很多事情都是有利有弊，實施的力度效果也不一定。比如這個階段推行的工作方式的改革，採取靈活工作時間，限制加班，強制推行男性育兒假等，相信每個經歷職場的打工人都能猜到這會發生什麼，很多企業會表面上支持工作方式改革，但實際工作量可能並不會減少，要麼錢變少，要麼變成打多份工。

另外這個階段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還進行了財稅改革，說白了就是你這邊給補貼，另一邊肯定要通過加稅或者是把以前停徵或者是沒有徵的稅實行起來，來平衡財政，過程中肯定會出現一些博弈。比如當年日本出現了著名的反面例子，三黨協議。

2010年，當時的日本民主黨政府爲了兌現選舉承諾，大幅增加了兒童津貼的金額，引起了另外兩黨的不滿。你用補貼來拉選票當上位籌碼，我就用財稅改革來牽制你。生育補貼就成了政治博弈的籌碼。

到了2011年，民主黨妥協通過縮減兒童津貼換取稅改法案的通過。三大政黨關於社會保障和稅改達成新的協議，史稱日本三黨協議。自此之後，日本兒童津貼從無條件現金補貼變成了有收入上限，逐步縮減的兒童撫養津貼。政府同時提高消費稅，這又引起什麼問題呢？稅負上升的速度遠快於福利增長的速度。

也就是說，你交的稅在變多，但拿到的補貼卻在變少，或者是沒變化，導致補貼政策縮水，引起了日本民衆的強烈不滿，被吐槽是通過騙補來加稅。

當然，更長遠的影響肯定是日本短短几年把育兒政策從普惠補貼變成了條件補貼。不同政黨的上臺就推翻前任的制度，會嚴重挫傷民衆的信任，削弱政策長期的激勵作用，畢竟育兒是長期性決定，生了沒法塞回去。你這政策老變也會影響他們長期決定。

最後綜合種種結果也很明顯，日本生育率從2015年的綜合生育率達到了1.45的階段性高點後再次轉爲下跌。

然後時間又晃到了2020年前後，新冠疫情後，由於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人口持續走低，日本把少子化政策重新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搞了一堆大規模的經濟支援措施，比如大幅提高兒童津貼、大學減免等等。這一次由於時間相對較短，還沒有具體的觀察結果，但日本輿論普遍認爲，若不進行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性改革，可能難以力挽狂瀾。

什麼樣的社會結構性改革呢？咱們都知道，國際上現在主流的對於生育促進的模式，除了日韓這類，個人看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英美這種主要靠市場化的稅收抵免，或者直白點講，就是還是靠處理資本關係。這應該和他們的經濟實力、移民多以及小政府和大市場的基因相關。模式自由代價可能是不那麼平等，但適合中產和高淨值以上家庭。

另一種就是瑞典或法國這種旨在處理平衡男女和政府責任利益關係。比如瑞典把促生育核心放在促進性別平等上，認爲這是實現工作和家庭平衡，鼓勵生育的前提。育兒假非常慷慨，強制88月，想通過重塑父親角色或改變育兒主要是媽媽責任的傳統觀念來進行一定改變。

而法國更簡單直接。衆所周知，在所有的促生育國家中，法國是發達國家中生育的典範，總和生育率接近2.0。它相對成功的原因，一度被歸因爲是因爲它實行了一套長期穩定、全面的政策體系，現金補貼、稅務和服務三位一體。

但說白了它這套模式其實更像是已經把育兒當成國家責任，全方位介入。直白點說，就是在男女都越來越原子化，注重個體利益，活在當下，對未來的孩子越來越難以負責的現代化社會，或許中間方持續介入是最簡單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