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討薪案引發的保學行動

北京晚報記者 張宇

“請問是檢察院嗎？我打工三個月沒拿到1分錢，你們可以幫我嗎……”去年底，房山檢察院檢察服務中心接到一通求助電話，來電的是15歲少年王曉森。檢察官抽絲剝繭調查發現，這通電話背後不僅涉及非法僱傭“童工”問題，還暗藏着一條未成年人輟學線索。對於適齡兒童、少年而言，接受義務教育“一個都不能少”，一場挽救孩子的行動隨之展開。

來電求助

打工三個月1分錢沒拿到

房山檢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檢察工作辦公室是統一集中辦理所有與未成年人相關案件的部門，該辦公室的檢察官助理王露夢初見王曉森，對他的第一印象是“稚氣未脫、老實本分，但又有與年齡不符的‘社會習氣’”。

王曉森是河北人，因爲父母長期在房山務工，他成了留守少年。靠着父母定期寄來的撫養費，王曉森和爺爺奶奶在老家生活。去年初，王曉森不聽大人勸阻，執意從河北來到北京。父母無奈，只能放任兒子“自謀生路”。之後，王曉森便找了一份快遞員的工作，他與快遞站點老闆王某約定日工資150元。

王某既沒有查驗王曉森的身份證件，也沒有給他辦入職手續，就給他提供了其他快遞員的賬號用來工作。截至去年7月，王曉森在快遞站點工作3個多月，應結工資8000多元，但當他鼓起勇氣找老闆索要工資時，卻發現對方已失聯。王曉森一分錢工資都沒拿到，多方求助無果後，無奈撥通了檢察院的電話。

“王曉森只有王某的電話號碼和微信，我們打電話聯繫王某督促其及時付清工資，他一開始也滿口答應，就是沒有行動。一個月後，王某拉黑了我們的辦案電話。”王露夢迴憶。之後，檢察官又聯合屬地派出所民警一同尋找王某的蹤跡，最終通過快遞站點上游承包商聯繫到王某。

最後，王某和王曉森達成和解，今年3月，王某支付了拖欠王曉森的全部工資。王某也因僱傭童工被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抽絲剝繭

一番對話發現輟學線索

工資討回來了，但檢察官的心仍未放下。“你上幾年級了？打工不怕影響學業嗎？”王露夢問道。王曉森回答：“我上初二了，不想上了，好幾個月沒去學校了。”在幫助王曉森的過程中，一次隨意的對話，讓檢察官發現隱藏在討薪背後的輟學線索。

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在未成年人失學輟學問題上，家長、學校或行政機關未依法履職的，檢察機關可依法督促履職。然而，高效識別、篩查出輟學線索並非易事。

王露夢解釋了輟學線索發現難的三個主要原因：一是輟學情況比較私密，除了親近的家長、老師等很難發現；二是有些失學輟學線索散見於一些違法犯罪案件中，但很多時候未被引起重視；三是有些長期不到校的孩子可能處於事實輟學的邊緣，需要甄別判斷背後的原因。

“值得關注的是長期不到校現象，尤其是那些頻繁逃課、虛假病休，只有在考試等重要節點出現在學校，但很快又脫離校園的孩子，如果放任不管，可能會成爲事實輟學。”王露夢說。

危險信號

長期不到校應引起重視

爲了高效識別、篩查出輟學線索，房山檢察院搭建“控輟保學綜合履職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連通了三個“數據孤島”：一是檢察機關內部有關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的線索數據，二是公安機關提供的因未達刑事責任年齡而不予刑事處罰的未成年人和曾受治安處罰的未成年人有關信息，三是教育行政部門所掌握的未成年人學籍信息數據。

三項數據相互碰撞比對，便會形成“控輟保學學生名單”，不僅能夠區分學生個人是本地學籍還是外地學籍，識別輟學的原因，還會提示輟學背後的法律監督線索。截至目前，房山檢察院通過法律監督模型已累計發現20餘條案件線索。

一個讓人憂慮的事實是，案件涉及的大部分未成年人由於脫離學校教育，缺乏有效約束及引導，很容易受到不良誘惑，有的參與違法犯罪活動，有的成爲被侵害對象。

在一起尋釁滋事案中，成年人張某某與15歲的馬然、14歲的高明志等人，無故向一名11歲男孩強行索要2000元。檢察官發現，高明志長期不到校學習，“法律監督模型提醒，這是一個危險信號，立即引起了我們的重視。”

王露夢第一次見到高明志時，對方染了頭髮，不愛說話，和他當街欺凌他人的樣子判若兩人，“高明志是一名‘網癮少年’，整天在家不是睡覺就是玩遊戲看動漫，不願到學校讀書，臨考試，他就去學校‘打個卡’。”

“十幾歲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正是‘三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檢察機關的‘控輟保學’工作不僅要讓孩子回到教室，更是爲了預防犯罪，讓他們走上正途。”王露夢說。

在辦理一起電信詐騙案件時，檢察官發現幾個負責接送“卡農”、線下取現的“馬仔”竟是幾名十來歲的孩子。法律監督模型顯示，他們的戶籍、學籍均在外省，輟學後來北京“賺快錢”，成爲電詐團伙的“工具人”。

助力返校

監護職責與家庭教育並重

房山檢察院向討薪少年王曉森戶籍地檢察院移送了輟學線索，當地檢察院當日即同步通報同級教育部門。學校和教育部門立刻開展工作，與王曉森及其父母聯繫，勸導他返校。針對王曉森父母二人家庭教育不到位的問題，房山檢察院則制發了《督促接受家庭教育指導令》，併爲其聯繫了家庭教育指導，幫助二人“依法帶娃”。很快，王曉森重新回到明亮的教室。

今年4月，檢察院從王曉森的班主任處得知，學校專門制定了個性化家校共育方案，各科老師還爲孩子擬定了“一對一”學習幫扶計劃，同學們也積極地幫助他。“王曉森正在全力以赴備戰升學。”王露夢欣慰地說。

發現“網癮少年”高明志長期不到校的線索後，房山區檢察院走訪教育部門、高明志所在學校和街道辦事處得知，教育部門、學校已經開展了督促高明志返校復學的相關工作，但收效甚微。高明志生活在單親家庭，因爲母親忙於工作，他是和姥姥姥爺生活在一起。母親對兒子的學業無能爲力，孩子不去上學也沒有更好地採取措施。“孩子處於叛逆期，他不願上學就不逼他了，沒想到惹出這麼大的麻煩，希望能再給孩子一個機會。”高明志母親後悔地說。

基於調查情況，房山檢察院聯合街道辦事處共同履職，督促高明志返校復學。在圓桌會議上，各部門聚在一起，爲孩子的復學出謀劃策。“知道高明志喜歡動漫，我們就向他推薦相關專業及學校，鼓勵他朝着自己的目標努力。”王露夢說。

爲了預防高明志再次離開學校，房山檢察院也向其母親送達了《督促監護令》，要求其履行監護職責，加強對孩子的管理教育，幫助孩子完成義務教育。

圓桌會議後，高明志順利返校復課。王露夢連續回訪得知，高明志復學後沒有再逃學，目前正緊鑼密鼓備戰中考，不久便會開始新的學業旅程。

專家提醒

務必重視厭學孩子的內心困惑

“孩子長期不到校，其本質就是厭學。一種表現爲請假、病休，不在校園學習的情況；另一種是人雖然坐在教室，但內心卻長期抗拒學習。”北京青少年法律與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主任宗春山說，值得注意的是後一種情況，在不少初二、初三年級的孩子身上有所體現，“尤其是上初二的、14歲左右的孩子。”

宗春山進一步解釋，這一年齡段的孩子面臨人生和學習過程中的兩個重大轉折點，一是孩子開始進入青春期、叛逆期，自主意識和行爲增多；二是初二是學習的“分水嶺”，此前積累的學習習慣、方式能否跟上課業開始顯現。接下來的初三還將面臨中考壓力，這些綜合因素都可能導致孩子厭學。

“厭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心理、文化和社會問題，除了孩子自身原因，也有父母家庭的原因。”宗春山說，有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其自身就沒有經歷過類似的困境，無法指導孩子擺脫厭學情緒；有的父母雖然是“高知”，但對孩子要求過於苛刻，希望下一代能超越自己，此時孩子也可能因壓力大而厭學。

“我曾遇到一個案例，一個厭學的孩子問我，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我並不覺得孩子在故作深沉，反而覺得這是他內心真實的困惑。”宗春山說，家長要意識到，現在的孩子內心成熟早，已經開始思索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家長、學校應該給予厭學孩子解開內心困惑的時間和空間，比如實行學分制，在學分保留的情況下，允許孩子參與社會實踐，探索生命的意義，想通了再回校學習，而不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孩子。”

學校的家委會和心理諮詢室能否發揮作用？宗春山建議兩者都應注意引入專業資源。例如，家委會可以協調、組織研究青少年心理、教育等方面的專家，學校的心理諮詢室也應聘任專業人士，從心理諮詢的專業角度爲厭學的孩子答疑解惑。

（文中未成年人均爲化名）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