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臺灣米──爲寶島奉獻到人生盡頭（一）

南投縣鳥嘴潭生態米。（本報系資料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一批新華僑參加了美國高等學府的創造與研究，贏得世人的重視，（朱）蘭成兄是其中一個先鋒。……。這批人才，內心中甚願補償抗戰中未能同甘共苦的缺憾，常想在晚年返國加入建設」

──張思侯（張忠謀 叔父），臺北交大校友會《友聲》月刊，1962

想吃稀飯指定「新米」

他們不欠臺灣一絲一亳，卻在臺灣最需要的時候，提供了寶貴的協助，有的甚至鞠躬盡瘁，奉獻到人生的盡頭。臺灣的IC、電子工業，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的萌芽、起飛，而後成爲世界電子界的巨人。

1974年的清明時分，某日和幾位同學到臺北松山機場，爲時任工研院院長王兆振先生的中、俄混血女兒王西美送行。王兆振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送到美國的留學生，在取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後，長期在美服務，是微波功率管以及雷射的先驅。1950年代，他透過昔日交大在臺同學，開始爲臺灣提供了許多科技方面的協助；1960年，他將雷射科技攜回臺灣，在交大成立了雷射實驗室，1973年，受聘爲第一任的工研院院長。此時，他正臥病在美，因而當天西美急着要趕回去照顧父親。就在我們抵達機場後不久，時任經濟部長的孫運璇也同夫人一起來送行。西美和一般旅客一樣，正排隊接受行李檢查，輪到她時，海關人員一眼看到行李箱中一包塑膠袋裝的食米，立刻攔了下來，並說明：食米不可以帶出境。此時，只見西美用着很不流利的中文苦苦哀求：父親正在生病，非常想吃稀飯，來電要她帶回一包「臺灣米」，並指定要「新米」。西美同時向關員表達：父親希望儘快復原，好趕回來上班，（此時工研院的CMOS方案，正如火如荼的在進行），但海關還是不允。此時，這名關員突然認出了幾呎以外的孫運璇，當下我猜想他可能會放行，然而出乎我的意料，這位年輕的關員卻繼續說明：對不起，實在不行，因爲這是政府的規定。當場我就愣住了，不知道這局面將如何化解，然而此時卻見孫運璇微笑的告訴孫夫人：就帶回家吧！孫夫人只好無奈的將這包米放到皮包中，和孫運璇一同在「送行客止步」的紅線外，和西美話別。

當次西美無法向父親交待，王兆振也在最需要、最想念「臺灣米」的時刻未能如願，當然，他在病癒後，仍然立即趕回臺灣，領導工研究院完成了CMOS項目，使之成爲臺灣半導體工業的火車頭，進而促成了日後臺積電、聯電等公司的成立，至終使得臺灣成爲世界半導體產業的一級重鎮。

當年王兆振、朱蘭成這批國際級的專家，雖然身在國外，但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協助國內的發展。朱蘭成這位MIT的電磁波大師，臨終前數月，就是爲了急於協助中山科學研究院的研究項目，而延誤了癌症的檢查與治療。

早在1962年，王兆振就洞悉了臺灣未來的出路，他和旅美交大校友劉大中博士安排電子專家來臺講學，並在給臺電前總經理黃輝（當時新就任國際銀行董事長）的信中談到：

「近與臺灣友人商談，據說臺灣高級技術人員如大學生，很難找到相當職業，主要問題是工業發展落後，……弟意發展電子研究所（交大），提高其程度。如果其結果祗能將研究生送來美國，豈非違反原來推動電子研究所之宗旨，於臺灣經濟無所裨益，是以推動電子工業與發展電子研究所必須雙管齊下。弟意電子工業或其他工業，如能利用低工資，而同時需要高級技術，必可爭取國際市場，亦可能在美國發展出路。主要問題是，發展工業必須有資本，此事請與國內經濟專家（如尹仲容兄）一談。而兄在國際銀行亦可從旁推動。」

現在回頭來看，臺灣的電子工業不就是按着這套思維發展出來。寶島何其有幸，戰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還在爲人民溫飽愁思對策的時候，在國外，已經有一批國際級的專家，偕同在臺昔日的同學與同事，聚其心力於寶島，協助臺灣一步一步的邁向成功的大道。

國際級專家聚心力

1970年代是後美援（Post-USAID）時期，臺灣轉入到高科技階段的關鍵年代；靠着1950年代農民的犧牲與奉獻、1960年代中小企業的奮鬥，此時的臺灣，不論政府、民間都已經累積了一定的能量，再加上二十多年來所培養的各類人才，已經具備了轉型的條件；然而卻缺乏具有國際經驗的高科技經理人員；就在此時，旅居在歐美（主要是美國）的許多中、高層的科技、經濟以及科學人才紛紛前來相助，正好填補了這些關鍵性的角色。當然，臺灣當時本身若是沒有實力（人才、資金、基礎工業），再傑出的外來巧婦，也都難爲無米之炊。或者，這批專家若不是具有與寶島同胞相同的語言與文化，也無法如此有效率的提升臺灣的實力。幸運的是，藉着緣分，以及昔日同窗、長官的引介，這些說着同樣語言以及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國際級專家、學者，紛紛爭相來臺；或短期停留，或長期貢獻。他們的來到，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而是希望藉着協助臺灣，來實現一個他們心中自學生時代就築起的夢想，強國。他們大多數人更因爲是在抗戰時期國家最艱難、人民最痛苦的的時候，離開了戰火，出國留學，因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帶着一顆愧疚及感恩的心，來到這充滿希望與朝氣的新家園，臺灣。

王兆振於1936年畢業於民國時期的上海交大，爾後取得哈佛大學電子物理博士。並曾擔任美國康乃爾大學講座教授，王博士於1957年當選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IEEE Fellow），並於196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筆者從史料中發現，王兆振是對臺灣學術、教育發展最關心的校友，在筆者和他數面之緣的印象中：他溫文儒雅，外表完全看不出其內心對國事炙熱的一面，但是他的關心與熱心卻是長期的而且有耐心的，而他所推動的計劃又都是可行的；從50年代初的覆校，60年代返校講學、協助申請聯合國補助、建立雷射實驗室、在美指導交大博士生到推動工研院購買CMOS實驗室，都可看出他踏實的作風，最後水到渠成，並於1973年回到臺灣出任工研院院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