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抑的不滿需要一個投射對象

蔣雨融

在近日的輿論場上，恐怕很少有什麼事比蔣雨融的遭遇更莫名的了：一個在哈佛大學的精英，既沒有學術不端，也非道德低劣，在畢業演講中談的也似乎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價值觀，這幾天卻被罵上了熱搜，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原本都不想談論此事，因爲起初覺得這實在很無聊——我並不覺得她講得有多好，那不過是美國大學裡四平八穩的典型套路（類似這邊的高考範文），沒什麼好驚奇的，這居然在中國激起這麼大的水花（還是惡意的水花），只怕她本人和哈佛都出乎意料。要說這事有什麼耐人尋味的地方，那並不是她的演講本身，而是中國社會的反應。

事後，有人嘲諷她的英語口音，有人挖苦她那一身穿着，更多人則去人肉她的家庭身世，懷疑她是特權階層，雖然到目前爲止，沒看到挖出什麼過硬的黑料，但對她的惡意並未退潮，倒是有不少文章分析她爲什麼活該被罵。

她做錯了什麼嗎？她自己肯定不覺得，因爲她還回嗆了批評者，這就更激怒了他們。我想，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她做了什麼”（what she did），而是“她是什麼人”（who she is）——在我們這個社會常見的一幕就是：當不喜歡你這個人的時候，你怎麼做都是錯的，連你的存在本身都是錯。

也就是說，蔣雨融身上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精英做派、理想主義，在中國社會無法激起共鳴和認同，倒是普遍的質疑和嘲諷。

美國學者保羅·貝茨曾說，在“9·11”之後，隨着全球化的退潮，歐洲人的信念日益保守化，“ 對於許多東歐人而言，體現世界主義精英價值觀的自由行動理念被視爲威脅，而不是認同感的來源”。在這方面，中國只怕更有甚於東歐人。

看看蔣雨融說的： “如果我們仍相信共同的未來，那就不要忘記：那些我們標籤爲敵人的人——他們也是人。看見他們的人性，我們才能找到自己的人性。”這話有錯嗎？當然沒錯，但看看國內網民的反應就知道，他們無法被它打動，倒是普遍反感這是“白左”的“假大空”。

這場演講，要是放在一二十年前，都不會是這樣的反應。那會的中國還沉浸在“與世界接軌”的全球化甜蜜夢想中，如果有一箇中國女生能受邀在畢業典禮上作爲學生代表演講，那多半激起的是羨慕和驕傲，但是現在？對不起，時代變了。

不要忘了，她這場演講原本的聽衆不是中國人，而是哈佛學子——那種懷抱理想的世界主義精英意識，正是哈佛着意培養的。有人說這次輿論之所以如此，是中國人真不瞭解哈佛想培養什麼樣的人，但問題是中國人爲什麼要了解？大部分人沒興趣瞭解，他們只是藉此事來宣泄自己的情緒罷了。

她的處境，對我們來說確實也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對此事的反應可以折射出中國社會的心態發生了多大改變，又是什麼樣的改變。

在經歷了近幾年的痛苦之後，又是在很難對未來有什麼樂觀預期的現實之下，坦白說，也很難要求普通人還能對那些高蹈的論調報以喝彩。那豈止是“理想主義”？倒不如說更像是一種“不知民間疾苦”的特權，對那些還在爲自己的生存掙扎的人們來說，甚至其存在本身就愈發襯托出自己的困苦，很難不招人恨。

我們這個社會，現在就像高壓鍋，積蓄着無數難以宣泄的怨恨，太多數人都對自己的處境不滿，但他們或是不清楚這一困境是誰造成的，或是知道也不敢發泄，其結果就是當有一個誰剛好踩到雷區，就會被360度無死角地炮轟。

就此而言，蔣雨融只是一個符號，一個標靶，可以讓人們合法宣泄壓抑已久的不滿。他們無須去深入瞭解她，當然更談不上理性地批評、質疑她，相反，她越是面目模糊，才越能成爲完美的投射對象。這是蔣本人無論如何迴應都無法平息的，因爲從根源上說，那些不滿其實與她本人無關。

在中國社會，遇到這樣鋪天蓋地的有罪推定，你還不能辯解，往往越描越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被抨擊者保持沉默，等待風暴過去。到頭來，集體審判的結果並未解決什麼問題，只是鼓勵了一種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爲人最好別那麼高調，更別想着拯救世界，過好自己的小日子吧。

也就是說，按照中國人的處世哲學，蔣雨融如果還想在這兒混，那要麼就說一些正確的廢話，四平八穩，誰也不得罪，要麼就乾脆拒絕那次機會，別拋頭露面，因爲以她的身份、家世，可能不管說什麼都會讓一些人感到不快。何況，中國人也不喜歡搞什麼“演講”，普遍的觀感是：臺上說得再好聽都沒用，要看你臺下實實在在做了什麼。

我們這社會演化成今天這個樣子，不是偶然的。散沙化的個體對他人的善意不抱有任何幻想，更敵視那些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更不用說還是高高在上的精英），理想主義往輕裡說也是一些值得懷疑的蠢話，要麼是騙人的，要麼是還沒被社會毒打過，但人人只爲自己和家人，倒好像是一種無可指摘的“神聖的自私”。不管怎樣，做個“真小人”要比“僞君子”輕鬆得多，還更討人喜歡。

但那些瀰漫的不滿呢？無人迴應，甚至沒機會表達出來，只是鬱積在胸口。像是一團空氣，雖然人人都呼吸得不舒服，但好像除了各自忍受，也別無他法，隔三岔五遇到個什麼事，罵一通，出出氣，隨後就很快拋諸腦後，生活一如既往。

也就是說，不滿和痛苦沒有解決，只是暫時轉移了。一次又一次，輿論場上的熱鬧，轉瞬即逝，卻沒有什麼積累，形成什麼共識，帶來什麼改變。剩下的，就只有“過好自己的日子”。

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如果所有人都這樣，這會是一個更好的社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