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規定拉科研贊助費 大學老師開始「貸款上班」

學校規定拉科研贊助費，大學老師開始「貸款上班」。（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

據《鳳凰網》報導，期末考試剛結束，唐文生就被學校解聘了。「請於三個工作日內來人事處辦理手續。」學校通知他。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辦私立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學校突然下發《科研教研工作量認定及考覈管理辦法》，要求各職稱教師完成一項名曰「橫向經費」的到帳任務，金額爲4.5萬到10萬（人民幣，下同）不等。橫向經費是高校科研經費的一種，主要來自於企業和社會機構付款，與國家和地方政府立項資助的「縱向經費」相對。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認領4.5萬橫向經費到帳，在7月前完成。對他所在的文學院的教師們來說，爲企業或社會機構提供技術服務來獲取這筆科研到帳，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年輕教師都在觀望。一個月過去，漢語言文學系43位教師，只有16位在橫向協議上簽字，完成率僅37.2％，文學院院長不得不開了一場動員大會。

那天，唐文生在線上參會，聽到院長如是「提點」老師們：如果你能拉來橫向科研項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來，你就去找一個公司做假合同。

院長在會上說，橫向經費是硬性要求，學校給文學院下達了702萬到帳的指標。爲了能在2029年向大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申報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學校必須保證，接下來5年，每年師均科研經費不低於4萬元。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連續5年完成橫向經費到帳。「這是支持學科建設，支持申碩，也是要永久保住我們自己的工作崗位的一個長遠之計，希望大家能夠理解。」院長說。

對文學系教師們低迷的完成率，院長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學院做院長，做得如此失敗。」她一遍遍強調，當她必須在某位教師的考覈表上寫下「不合格」三個字時，她會有多麼難受。她覺得沒完成任務的老師們「沒看清形勢」：「要麼走帳，要麼走人……經濟這麼低迷的情況下，我們不嚴格要求，讓老師失去飯碗，出去再找工作，這是我不想看到的。」

會上，一位教師提出困惑，「一個是途徑不太清楚，另一個就是有資金壓力」。

院長開始暗示老師們自掏腰包，「設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壓力就不大了」。

她現身說法，以自己爲例。今年暑假，院長正準備裝修已經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個裝修公司，和對方說好，一塊攢一個橫向課題。她擬的題目是——「人居環境文化主題策劃」，然後用 DeepSeek 做了一個10萬元的裝修方案。合同約定，裝修公司（實則是她本人）向乙方（學校）分批次支付調研費、設計費、實施費用。這筆橫向經費到帳後，她再拿裝修期間產生的發票，去學校財務處，想辦法把這10萬元報出來。

「這就是真題真做，」院長說，「你還有什麼疑問？」

「我這腦子反應太慢⋯⋯我再琢磨⋯⋯我好像有點眉目。」這位老師結結巴巴地回覆。

另一位教師問：「現在每個老師都是用自己的資金去報這個帳，不管是貸款也好，還是掏自己的資金也好，學校是否能保證我們的報銷下得來？」

「這個我估計學校不會不給的，因爲我去年弄了9萬，學校真給了，我當時也有這個擔憂，今年我又弄了7萬，我沒有這個信心的話，我不會再給的。」教研室主任說。聽上去他沒有院長那麼篤定。

在會議的最後，漢語言專業負責人總結分享了她的個人經驗，給大家傳遞信心：「我自己也是貸的款，貸了一年，中間付了幾百塊利息，一年以後全款付清，報帳下來是沒問題的。」

儘管學院再三擔保交上去走帳的橫向經費會「完璧歸趙」，唐文生最終還是沒有在假合同上簽字。

他算了一筆帳。橫向經費到帳後，學校交6.7％的增值稅，再收取10％的管理費，他再花4％購買假髮票，一圈下來，即使餘錢能全部報銷，他也損失掉了不少「本金」。他每個月基本工資5000元，課時費40多元一節，連續交5年橫向，約等於得賠進去一年收入。

錢還是小事，他更擔心學術造假會給他的職業發展留下污點。唐文生是95後，本碩都在澳洲就讀，學的是文化產業，疫情期間回了國。他先是去陝西一家國企工作，領導要他吃回扣，他膽小不敢做。辭職後，他來到高校，「覺得象牙塔可能相對來說會遠離塵埃」。工作之餘，他仍在尋找國外的發展機會：「我的職業生涯可能是面對國外的，學術造假會是非常嚴重的指控。」

文學院近100位教師，和唐文生一樣，拒絕簽字的有6人，均被學校辭退。更多人還是願意花錢，保住這份只能勉強餬口、但至少體面的工作。

失去工作後，唐文生也有些後悔，「收入沒了以後會感到恐怖，自己沒有正事幹，每天就給家人打掃衛生做飯」。他是西安本地人，已婚，有房有車，家庭富裕，和那些來自外地農村的老師相比，4萬塊錢對他來說數目不大，他也有過閃念，「還不如給了算了」。

事後，唐文生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認爲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他和不在高校的人交流，對方說：掏點錢保住工作很合理，現在找工作都得花錢呢！

如今在小紅書上搜索「橫向課題」，會出現許多帖子在交流「花錢自保」經驗。一位天津的大學教師，考慮到孩子要上學校的附屬幼兒園，賣掉房子，拿出40萬「充值」橫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師，慚愧地說着「是我太沒用了，沒有錢，沒有能力完成預期目標……不知道這樣工作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同時曬出已向銀行貸款8萬元的截圖。

活躍在評論區裡的，不乏專業仲介，他們幫助教師匹配企業資源，並給教師做報帳計劃。一位名爲「科技成果轉化」的仲介，在朋友圈裡亮出一份匯款記錄，表示今年2月他曾幫助一位經管老師完成100萬橫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學校政策逼得太緊，誰願意這麼折騰？」

石雲在蘇北一家公辦大學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講師。她告訴《鳳凰網》，今年，她所在的學校改革了考覈要求，明確把橫向課題寫進了職稱評定及崗位聘期考覈裡，如果完不成指標，績效和職稱評定都會受到影響。攤派到她身上的任務略高於唐文生：接下來三年，每年完成5萬到7萬橫向到帳。

「我還沒有聽到過哪一個文科老師能很正規地拉到橫向。」石雲說。和應用性強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難直接產生社會經濟效益。沒辦法，石雲只能自己掏錢，再託做生意的親戚朋友，通過他們的公司帳戶，把錢打到學校。

橫向課題正在慢慢成爲考覈教師們的硬性指標，這一變化，石雲說，她的學校大概始於2022年。2021年9月，大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了2020年度新增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名單。學位授予每3年評定一次，明確把該教學資質和經費掛鉤，對科研到帳經費和學校收入都提出了相應要求。石雲覺得，高校「通過上一輪衝碩士點的操作嚐到了甜頭」，橫向到帳經費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實力」，參與考覈比拼，又能爲學校創收，「哪怕管理費只收1％，對學校辦學來說，都是一筆收入」。

這也是劉一均這兩年觀察到的變化。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博士，2023年畢業後，在中科院當了一年博士後。他觀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學長學姐的狀態，得出結論：「現在高校的邏輯是，你要麼給我名，要麼給我錢，名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錢就是橫向。」

多位二本院校教師表示，以二本院校的平臺去申請國家級課題，基本不可能。從唐文生所在的二本學院發佈的文件來看，橫向科研項目，每到帳1萬元，算10個工作量，與之對比的是，國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立項結題，算2500個工作量。

石雲最擔心的是法律風險。合同與報銷的流程經不起嚴格的法律審查，「等於你留着一個把柄在學校手上」。她認爲，儘管校方暗示老師去造假，但校方並沒有下達紅頭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學校不必承擔風險。

眼下，她正發愁，財務處對橫向經費開支的報銷要求如此狹窄，今年她得買多少東西，才能湊夠5到7萬的發票？

二本院校卯足了勁湊橫向，爲的是保本（科）申碩（士），而一本院校湊錢的目標則是：向「雙一流」看齊。

吳建軍在北方一所理工類院校任講師，他說：「從學校各類文件通知來看，我感覺在衝『雙一流』，從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吳建軍從一所985高校博士畢業，靠投簡歷，入職了這所一本高校。學校實行預聘制，首聘期4年，通過聘期考覈後，才能轉爲長聘。他和學院簽訂了任務書，首聘期內，他需要完成累計100萬元的科研到帳經費。他努力完成了指標。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處的老師告訴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來，得累計150萬。

「我今年咬着牙，還得再弄50萬。」吳建軍說，文件解釋權在學校手裡。

無論是因爲領導要政績，還是學校要名氣，這兩年，吳建軍面臨的業績考覈一直在加碼。他舉了個例子：假設學校有100個任務，10個二級學院，一個學院肯定不能只分10個，至少得分12個；學院分給老師，又會再加係數。

這突然增加的50萬，吳建軍雖然無奈但也有信心，這是因爲，他也早早給自己加了係數，「爲了完成100萬的任務，我給自己定了300萬的目標，這樣我纔有把握完成100萬的任務量」。

交流起來，吳建軍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感覺。工作前三年，他特別恐慌，整日裡狀態都很緊繃。雖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業合作上有優勢，但即便項目談成，經費到帳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幹完了，手續還沒走完，焦慮的時候，吳建軍也曾去銀行研究過能否貸款，「但沒有走到那一步，我的業績從去年開始慢慢上來了」。

爲了拉橫向，吳建軍還去北京讀了個博士後，「去想辦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國家青年科學基金，那就是「碾壓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過考覈，但數據顯示，2024年度大陸國家青年科學基金的資助率爲15.54％，對師門不夠強大、人脈資源匱乏的普通教師來說，難度太大。學院內部也有派系，吳建軍說，以市科技局的縱向項目爲例，對院長派系的教師們來說，申報容易，他自己連報名資格都沒有。他所上交的150萬，都是實打實向企業爭取來的橫向經費，縱向他「根本拿不下來」。

在吳建軍看來，階級固化在高校也很明顯。如果他是富二代，家裡不缺錢，200萬大筆一揮，他就能過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長江學者的門生，發論文、出成果，也會方便。

如果能順利通過首聘期，接下來，吳建軍下一步的規劃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覺得，「所謂的學歷腦力勞動在權力和資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橫向」的這兩年，他對科研的認可度逐漸降低，「其實人生要有機會當領導幹部，何必要搞技術」。

和吳建軍一樣，王森也對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歲，博士畢業後，在山東一所公辦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講師。今年年初，學院向她攤派了70萬的橫向到帳經費任務——她的年收入不過10萬元。

她拿不出這個錢來。學院領導找她談話，建議她把房子抵押了，再自己註冊個公司。「有些老師的確那麼幹了，但是我幹不了，一旦中間有什麼閃失，房子沒有了，我的父母住哪裡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養老錢去做這種有風險的事。」王森說。

現在來看，王森覺得，領導就是在PUA她。他對王森說，別看你是博士，現在博士也很卷的，30歲的博士，我們都嫌年齡大。

王森在2017年開始找教職，那是博士進高校最好的時候。那兩年，大陸啓動「雙一流」建設戰略，合併「三本」院校，許多地方學院升級成爲大學。但短短几年後，高校教師就快速「超編」了，博士進高校也變得越來越困難。王森覺得，現在的高校教師和公司裡的員工是一樣的，拉橫向課題，就像在拉贊助、賣保險。

過完年，王森選擇了辭職。除了無法完成的橫向任務，王森決定離開的另一個原因是，她放棄做科研了。本該專心做科研的時候，她總是患得患失，陷入災難化想象：這個立項書要是投不中怎麼辦？情緒和狀態都非常差。

讀博的時候，她相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讀完博士，她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兒：適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語言表達能力和心理素質，還要有很強的公關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長。但是，付出了那麼多，她又沒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歡的教學部分，也幾乎成了高校裡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裡，疫情之後，教學就變味了，出現了許多條條框框的束縛。

首先是撰寫文件資料。入職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時間修改教學大綱和人才培養方案，但實際上，日常教學很難按這個大綱去安排。去年，爲了應對爲期半個月的學科評估，王森來來回回地寫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時間。吳建軍也有同感，「各種材料，無數次不定期地隨時抽查，隨時推倒重來。」這些材料包括基礎的學生作業、期末表現，還包括教學分析報告。

然後是全流程監管。吳建軍感到，所謂的信息化辦公系統，就是用來不間斷地對老師和學生進行監控。一個新概念是「無感聽課」。教室裡裝上幾個監視器鏡頭，360度全天候監控，長官領導不定期查看監控畫面，教師必須時刻站在能拍到的範圍裡，前三排學生得坐滿。另一個概念是「擡頭率」，學生擡頭聽課的比率，只有保持擡頭狀態的學生，纔算是在認真聽課。

這些監管讓吳建軍身心疲憊，他的身體出現了應激反應，「它（學校）一檢查，我就生病。」吳建軍說，「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渾身不舒服。」

江蘇的石雲覺得，教學已經變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數據，讓各個環節都看起來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學院從不給教師批假或調課，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是去開學術會議，還是病得嚴重，只要人還活着，就得去上課。因爲病假調休關乎到另一項數據，影響學院之間年底的排名。

傳統印象裡的高校教師，工作穩定，自由，有寒暑假。但這兩年，「青椒敘事」早已不是這樣了。石雲說，所謂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數職，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睜開眼就要工作，晚上12點還在給同事發消息。對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師來說，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接受送審，從12月開始，教師就得爲自己30頁的立項書精雕細琢。

高校教師的性價比逐年降低。石雲說，如果讓她給博士畢業生建議，她會講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對方對科研有熱情、有理想，她還是會鼓勵他們進高校。

她自己就是這樣。雖然不能成爲所謂的學術大佬，但石雲說，她對學術仍然有理想，如果離開高校去做公務員，或者去教培機構，謀生當然可以，但精神層面的滋養，就會弱很多。

再三思慮後，王森決定告別科研。她感覺自己從讀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層面「正確」的道路上，但她越來越感到，這種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沒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義。辭職前不久，她在三個星期裡感染了兩次A型流感，也是因爲生病，她突然意識到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是可以放手的。在辭職報告上蓋完公章，她感到釋懷，「它（辭職）就在我的計劃裡頭的，博士畢業時我就想休息一年，無奈父母像催婚一樣催我儘快工作，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後，王森打算去做獨立老師，給學生提供學業規劃諮詢。教書育人仍是她的熱情所在，她希望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幫助他們找到擅長之處。這是在如今的大學裡，她難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