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究竟帶走多少生命

一條命值多少？人命的價值誰能決定（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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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新冠疫情的真實數據是多少呢？封城的真實人類成本（human cost）又是多少呢？

首先是死亡人數。要精準計算疫情期間因爲感染新冠而死亡的人數，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爲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計算死亡人數，甚至有些國家根本沒在計算。很多死於新冠肺炎的人從未接受檢測，許多死者雖然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死因並不是新冠，還有許多人的死因不是新冠本身、而是新冠帶來的干擾（比如癌症病患沒有及早診斷出病情而錯過治療時機）。一般的共識是，超額死亡人數（excess deaths）─指某段時間內死亡人數與預期死亡人數的差額─是衡量新冠肺炎真實總死亡人數的最佳辦法。《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針對國際數據集進行廣泛分析後斷定，從二○二○年一月到二○二一年十一月，全球新冠超額死亡人數約有兩千兩百萬，這是官方紀錄全球新冠死亡總人數的三．五倍。

觀察個別國家的新冠肺炎超額死亡數字，會發現一些令人訝異之處。迄於二○二一年十一月爲止，美國的超額死亡人數大約是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三十萬之間，比官方紀錄的一百零二萬六千九百五十一例新冠死亡人數多出百分之二十。俄國的超額死亡人數約爲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三十萬，是俄國官方紀錄的百分之兩百，印度的超額死亡則是官方紀錄的百分之一千一百。可是，英國的超額死亡人數（十六萬至十七萬）居然比官方紀錄（十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二例）少了百分之十。德國和法國的情況也一樣，德國超額死亡（十三萬至十四萬）比官方紀錄（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七例）低百分之七，法國超額死亡（十一萬至十三萬）比官方紀錄（十五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例）低百分之二十。歐洲的情況未必普遍如此，西班牙和義大利兩國的超額死亡人數都高過官方數字，但無論你怎麼看，幾十萬超額死亡人數都是巨大的生命損失。但是，至少在某些歐洲國家，真實情況似乎比官方數字稍微好一點。

其次是封城。中國政府率先於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武漢所在地的湖北省實施封城，強制人們留在家中，對於當時世界其餘地區來說，這樣的限制措施簡直無法想像。當時普遍的想法是，只有威權政府纔可能實施此等策略，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國家的公民根本不願意遵守這種東西。可是，隨着疫情日益嚴峻，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醫院走廊停滿了遺體，封城的做法也迅速蔓延開來。來到同年四月初，全世界已經有超過四十億人─也就是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要求或命令待在家中。在當時還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大家的共識是遏阻病毒傳播的最佳辦法，就是儘量讓人與人保持（社交）距離。

封城並不能消滅新冠病毒，封城只能舒緩疫情、減緩傳播速度。與此同時，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估計，封城導致一．一五億人陷入極端貧困狀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健康經濟學家團隊，對美國疫情前六個月的封城措施進行了成本效益分析，該團隊發現封城拯救的美國人命介於九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人至兩百零四萬六千三百二十二人之間，但是，因爲封閉經濟活動造成的經濟衰退，也許造成八萬四千人至五十一萬四千八百人失去生命。此處的數字範圍非常廣，所以對於估計實際上有多少人因爲封城被拯救或被害死，幾乎等於沒用，不過即便只看最低值，這兩項數值的差異還是很巨大。美國政府在二○二○年春季與夏季實施封城行動所拯救的人命，比起因爲封城帶來的經濟傷害而死去的人數，至少多出十倍有餘。

然而，封城造成人們死亡的原因不只是貧困而已。光是在英國，二○二○年因酗酒直接導致死亡者就有八千九百七十四例，相較於二○一九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八．六。國民保健署委託研究的報告顯示，封城期間的過度飲酒問題，在往後二十年間可能帶來兩萬五千例以上的超額死亡人數。據英國的全國家暴援助專線（National Domestic Abuse Helpline）報告，從二○二○年四月到二○二一年二月，來電與聯絡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根據「統計女性死因計劃」（Counting Dead Women）記錄，封城前三週發生了十六起家庭暴力謀殺案，比過去十年同一時段的平均數多了百分之七十。二○二○年的四月到九月相較於二○一九年同一時段，因爲受虐或忽於照顧而導致重傷或死亡的兒童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以上所說的是可以統計的數字，而且還只是疫情限制措施立即導致的肉體傷害；精神傷害與發育傷害可能要經過幾年的時間纔會浮現。（三之一，摘自時報出版《一條命值多少》：更多精彩內容請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