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必尋找下一個安娜·溫圖爾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高江虹 實習生 張億珍 北京報道

6月26日，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宣佈卸任美國版《Vogue》主編一職。離職後，她仍將保留《Vogue》全球編輯總監及康泰納仕集團首席內容官的職位，負責監管康泰納仕旗下的衆多雜誌，包括《Wired》、《名利場》、《GQ》、《AD》、《Bon Appétit》和《Allure》等。

執掌美國版《Vogue》的37年裡，她始終站在名利場中心，將一本雜誌經營成時尚行業的風向標。隨着她移步更高層，一個由她定義和塑造的時代，似乎也正緩緩合上大幕，留給業界無盡的猜想與回味。

從倫敦到紐約

或許是因爲擔任美國版《Vogue》主編的年月太久，安娜·溫圖爾常被認爲是一個美國人。

實際上，她在1949年出生於英國倫敦，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長大，其父曾任《倫敦旗幟晚報》（Evening Standard）主編。在家庭影響和個人熱忱的驅動下，她在十幾歲時就進入時尚雜誌工作，最早的職位包括在《Harper's & Queen》（現爲《Harper's Bazaar》英國版）擔任助理編輯。

1970年代中期，安娜搬到紐約，開始爲美國的時尚雜誌工作，並在《New York》雜誌取得了重要突破，爲業內所知。1983年，她被康泰納仕集團的傳奇人物亞歷克斯·利伯曼（Alex Liberman）選中，進入美國版《Vogue》擔任創意總監，並於1986年回到倫敦，擔任《Vogue》英國版的主編。1987年，她再次回到紐約，接手了康泰納仕旗下的家居雜誌《House & Garden》，對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最終在1988年，她成爲了美國版《Vogue》主編。

安娜上任美國版主編後的標誌性舉措之一，就是將好萊塢明星而非單一模特置於《Vogue》封面，這徹底改變了時尚雜誌的玩法。此前，美國版《Vogue》的風格千篇一律，直到1989年5月，印有麥當娜的封面鋪滿美國報刊亭的角角落落。

當年，麥當娜的“街頭意義”是標誌性的，她是從紐約下城俱樂部文化中走出的偶像，音樂和形象無不充滿着叛逆、顛覆和挑戰傳統的生命力。她代表的不是精緻的優雅，而是raw power（原始力量）和unapologetic self-expression（不加掩飾的自我表達）等無畏精神，是當時街頭青年、邊緣羣體自我認同的強大投射。

當回憶起爲何選擇麥當娜，安娜稱靈感來自一位偶遇的陌生人。當她說起“爲《Vogue》工作”時，對方稱“《Vogue》永遠不會選擇麥當娜這樣的‘非經典’人物”。這激發了安娜打破規則的慾望，她希望讓麥當娜登上封面，讓《Vogue》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談論。

事實也證明，此舉極大擴展了《Vogue》的讀者羣，也重塑了時尚的傳播模式和明星的商業價值。在90年代前夕，安娜就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脈搏，意識到時尚需要更貼近生活，更具商業價值，並與流行文化深度綁定。

同時期，安娜還積極扶持新銳設計師、模特和時尚編輯，例如馬克·雅各布斯 (Marc Jacobs)、亞歷山大·麥昆 (Alexander McQueen)、約翰·加利亞諾 (John Galliano)和莎拉·穆恩（Sally Singer）等人，讓這些富有想法的人們從默默無聞走向國際舞臺，從而推動了時尚產業的新陳代謝和多元發展。

她對“快時尚”和“可持續時尚”等議題的參與和評論，反映了她對行業未來趨勢的洞見；在社媒時代來臨時，她也主導了《Vogue》的數字化轉型，確保這艘百年巨輪在新浪潮中依然穩健。

Met Gala與《Vogue》的時尚權威

如果你或多或少關注時尚，一定刷到過贊達亞（Zendaya）在2024年Met Gala上的出圈神圖。

在美國版《Vogue》主編的頭銜之外，安娜還是Met Gala 的長期且最具影響力的主席。Met Gala 最初由時尚公關艾莉諾·蘭伯特（Eleanor Lambert）於1948年創立，旨在爲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服裝學院籌集資金，在黛安娜·弗裡蘭（Diana Vreeland）於1972年接手後，晚宴開始引入主題。在1995年接手 Met Gala 後，安娜通過邀請全球名流、嚴格控制嘉賓名單和提升媒體曝光度，將這個相對小衆的紐約社交晚宴，改造成了全球時尚界最受矚目的年度盛事——這大概用了20年時間。

2010年代中期，Instagram等社媒平臺逐漸普及，即時傳播渠道被打通。明星們在紅毯上的造型不再只是時尚雜誌的內頁，而是通過圖片和短視頻迅速擴散，引發廣泛討論、點贊和表情包創作，極大地提升了活動的互動性和參與度。2015年前後，從蕾哈娜（Rihanna）的“煎餅龍袍”到克萊爾·丹尼斯（Claire Danes）的“發光禮服”，很多造型都能迅速成爲網絡熱點和“梗”，辨識度、戲劇化和話題性成爲參與者的核心追求。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所有用戶都能通過屏幕參與Met Gala，將高高在上的時裝變得“可觀看”和“可討論”,明星造型、主題解讀和幕後花絮等內容都能成爲分享觀點的社交貨幣，“時尚”作爲概念確實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對社交媒體平臺來說，巨大的流量和互動高峰帶來了可觀的活躍度，也爲品牌營銷提供了絕佳機遇。

商業角度來看，從1995年安娜接手至2019年，她已爲服裝學院累計籌集了近2億美元的資金。而單次籌款記錄從2022年開始也不斷刷新——2022年約1740萬美元，2024年約 2600萬美元，2025年達到3100萬美元。

但對Met Gala最核心的批評在於其過度商業化和排他性，高昂的票價和嚴格的受邀名單使其被視爲少數精英的專屬社交場合；媒體對名人紅毯着裝的過度審視和批判，也讓這場本意爲慈善的盛會，有時被異化爲一場高壓的“審判”。其每年主題策劃，特別是涉及非西方文化時，常因文化挪用而飽受爭議，被指責流於表面化、缺乏深度尊重。此外，Met Gala幕後基層員工的勞動剝削問題，以及其過度奢華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衝突也始終面臨質疑。

前互聯網時代，《Vogue》曾掌握着絕對的時尚話語權，但在社媒風靡後，時尚話語權變得日益去中心化。消費者可以直接接觸到無數的時尚信源，從網紅博主到品牌官方賬號，再到普通用戶的日常分享，都對傳統時尚媒體構成了巨大挑戰。

而安娜在這時帶領《Vogue》所做的，就是通過Met Gala在數字時代重新確立其時尚話語權，並對消費者進行更深層次的隱形審美塑造。

再見，安娜時代

我們總是酷愛將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畫上等號。

毋庸置疑，時代爲安娜鋪設了道路。20世紀80年代末她執掌《Vogue》美國版時，這本雜誌雖已是行業翹楚，但與大衆仍保有一絲距離感，因此正是這個即將爆發的時尚商業時代爲她提供了大展拳腳的空間。彼時的時尚產業正經歷從傳統的精英沙龍向大衆消費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全球化浪潮興起，媒體傳播手段日益豐富，好萊塢明星開始對時尚產生巨大影響力……一切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在那些廣爲流傳的故事裡，安娜不僅僅是一位時尚主編，她標誌性的波波頭、墨鏡，以及她在時裝週前排的固定位置，都超越了個人形象，成爲了一種視覺上的指意者（signifier）。這些符號指向的是她所代表的權威、品味、影響力，以及時尚界的精英主義。這種符號化過程，是社會集體意識與媒體傳播共同構建的結果，這種持續幾十年的媒體報道和描繪，也不斷強化了她作爲“時尚女王”的形象。而公衆通過對這些形象的消費和認知，賦予其超越個體的深層意義。

安娜的獨特之處在於，置身於那個時代中，她也同時推動了過去幾十年時尚界從高冷小衆走向商業主流的演變過程。她既是那個“穿普拉達的女魔頭”所影射的嚴苛、權力中心的象徵，也是推動行業邁向大衆的功臣。她並非被動地成爲一個符號，而是通過個人決策和對時代的敏銳嗅覺，積極參與並塑造了自己最終被符號化的過程。

在光環之外，這位指意者鐵腕式的管理風格，也引發了關於職場高壓和人情冷漠的討論。對她更深刻的批評則指向《Vogue》長期以來在多元性與包容性上的不足，無論是種族、體型還是文化呈現，都曾受到嚴厲質疑，迫使安娜在近年公開承認並試圖彌補這些缺失。此外，她對毛皮製品的態度、Met Gala的過度商業化和文化挪用爭議，也讓她飽受詬病。

2024年，紀錄片《時尚90年代 In Vogue: The 90s》上線，用6集展現了安娜本人、以凱特·摩絲（Kate Moss）爲代表的超模羣體、Met Gala、倫敦的反叛潮流、好萊塢和嘻哈文化等在90年代的崛起和發展，大有追憶往昔之意味，而新的消費敘事還在迷失方向，仍待改寫。

今天，人們對安娜離職格外感慨，聚焦的不只是某個職位的更迭，而是對一種特定權威與穩定感正在緩緩消逝的共鳴。她曾是那個時代不容置疑的風格與標準。而此刻，熟悉的支點已然位移，隨之而來的，是公衆對時尚黃金時期是否就此畫上句號的隱憂。

誰會是下一個安娜·溫圖爾？

或許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