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對全球秩序根基再思考

【澳】 鮑韶山在世界格局似乎正被地緣政治分裂、意識形態極化和文明不安全感所定義之際，中國舉辦以“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 共促世界和平發展”爲主題的全球文明對話部長級會議尤爲必要。這場盛會讓人們看到挑戰與機遇——直面長期主導全球規範的思想框架在智識與道德上的侷限性，爲真正的文明對話創造空間。

世界不僅在物質層面步入多極化時代，還面臨着價值體系、倫理框架和政治構想的多元重構。可持續的未來既不能建立在自由主義普遍論之上，也不能依託於僞裝成對話的文明獨白。我們需要的是對現代性進行概念重構——以相互尊重、形而上的謙遜和倫理多元主義爲基礎。

自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一直主導全球話語，其構建基於這樣一種假設：所有社會終將——或應當——趨同於某種以個人權利、民主自治、市場資本主義和世俗理性爲前提的特定模式。然而這一願景，無論曾經多麼強大，如今在實踐和思想可信度上都日漸式微。在西方內部，自由主義日益顯現出無力應對道德下滑、政治失能和社會不平等危機。

相比之下，中國似乎正致力於一項文明重構的長期工程，通過對自身倫理傳統的哲學重釋，構建非自由主義卻具有現代性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這項工程並非旨在恢復封建等級或儒家正統，而是重新詮釋儒家、道家和古典政治思想，將其作爲道德話語與制度構想的源泉。“和”“修身”“求同存異”等概念，爲破解（西方）自由主義關於自我與社會、權利與義務、個體與集體的二元對立提供了替代方案。

在此背景下，“文明之間的對話”究竟意味着什麼？它不能僅僅是文化交流或外交辭令，也不應簡化爲尋求最低限度共識的普世原則。真正的對話必須承認，不同文明植根於獨特的存在論、哲學假設和倫理框架。它也要求我們承認，不同傳統之間存在類似之處（比如儒家“君子”與亞里士多德“有德之人”），這些可比性能促進哲學互通互鑑。中國發出的全球文明倡議可以被理解爲一種超越自由主義霸權，同時又不陷入文化相對主義或民族例外主義的呼籲，這是通過協商達成倫理理解進而實現共存的框架。

文明對話是和平的前提條件。當今世界，自由主義國家與後自由主義國家、西方與非西方發展模式、世俗與精神價值體系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日益加劇，誤解風險不僅關乎語義，更涉及文明本質。若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世界觀之間的差異與潛在互補性，分歧很可能固化爲不可調和的矛盾。

與此同時，應對生態可持續性、人工智能治理、公共衛生和經濟不平等全球性挑戰，都需要跨文明合作。但合作離不開信任，而信任不能建立在“西方規範優越”這一隱性假設上。唯有承認其他文明道德體系的尊嚴，才能真正形成多極化、多元性的全球體系。

文明對話必須始於這樣一種認知：我們沒有共同的單一過去。我們的思想體系、精神語彙和政治構想存在差異，但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共同的未來，不是通過消除這些差異，而是通過建立以互惠、共鳴爲基礎的互動形式。這需要重新思考現代性的根基，並勇於承認西方的現代性既非唯一也非必然。

東西方文明共同面臨的自由主義現代性危機，其本質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深刻錯位。在中國，儒家哲學復興並非對傳統主義的懷舊，而是將其作爲自我理解的框架——將自我嵌入責任關係、道德修養與社會和諧。“君子”的形成並非憑意志主張，而是通過持續的道德學習、禮儀實踐和角色調適。在西方，一場類似的探索正在進行中——雖然更加碎片化。

基督教倫理與儒家倫理展現出意想不到的共鳴。這開啓了一種可能性：文明對話不必尋求最低共識，而是可以成爲共同找回被現代社會遮蔽的人類生活的相關基礎以及維持這種基礎所必需的道德語彙空間。

在這種願景中，和平既不通過支配或同化實現，也不是文化相對主義的產物。它源於對差異的承認、倫理傳統的共鳴，以及共同探索“人類共存意義”的努力。這正是中國守護人類文明多樣性倡議背後更深層的原因。這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外交行爲，更是通過植根於謙遜、美德和關係的文明對話，是對全球秩序根基的重新思考。（作者是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政策顧問，本文由穆弈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