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國家寶藏”，他們爲中國科技“鑄魂”
（原標題：挖掘“國家寶藏”，他們爲中國科技“鑄魂”）
來源：5月30日《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李牧鳴、盧剛
視頻：中國科學家博物館
109.9萬分鍾影音資料
45.6萬件數字化資料
15.9萬件實物
5000餘名科技工作者
500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
15年，700多位老科學家，180多部傳記
……
看到這一長串數字，你會想到什麼？
一個大科學計劃？
一部高科技版的《國家寶藏》？
究竟是什麼事，牽動面如此廣泛？
又是哪些人，爲此傾力而爲？
“推開博物館厚重的玻璃門，彷彿踏入一道時空裂隙。這裡沒有網紅展的浮躁喧囂，只有泛黃手稿上的墨跡沉默翻涌，沙盤劇場的風聲低吟着戈壁往事，以及一羣把名字刻進星河的人，用一生寫下的答案。”
網友“媛媛不圓”在社交媒體上的這段筆記，擊中了記者心中最柔軟的部分。我們都在一個春日邂逅了一座讓人激情澎湃的博物館，在裡面找到了共和國的“國家寶藏”。
這座博物館就是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它位於北京城中軸線北端的奧林匹克中心區，與中國科學技術館一街之隔、廊橋相連，是全世界首個以國家名義爲科學家羣體建立、弘揚科學家精神、打造科技工作者精神殿堂的博物館。
走進7500平方米的展廳，宛如踏入浩瀚無垠的時空長廊：李四光、竺可楨、錢學森、王淦昌……這些熟悉的名字，如雷貫耳，他們的功業，國人早已耳熟能詳。而更多的，是一個個有些陌生的名字，但無一例外，他們每個人，都是一片星空中最爲閃亮的那一顆。
修史立典
“你知道嗎？1999年我國隆重表彰的‘兩彈一星’元勳有23位，可當年參與‘兩彈一星’工程的科技工作者總共有多少人？”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副館長孟令耘一下子問住了記者。
“據我們瞭解，光中國科學院系統參與的就超過1.7萬人！但即使這23位功勳科學家，大家熟知的可能也不超過五六人。”孟令耘說。
的確，因爲資料保存不夠、挖掘宣傳不多，很多參與“兩彈一星”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沒有留下隻言片語甚至姓名，能讓後來者瞭解他們所作出的重要貢獻。這，就是啓動挖掘共和國“國家寶藏”工程的初衷。
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三層最不起眼的一隅，“藏”着撐起這座博物館的龐大工程——“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以下簡稱採集工程）。
這個看不見“熱火朝天施工場面”的大國工程，2009年經國務院批准，由中國科協聯合中組部等11個部委共同組織實施。15年來，已先後啓動700多位科學家的資料採集工作，獲得實物原件15.9萬件、數字化資料45.6萬件、視頻資料50.3萬分鍾、音頻資料59.6萬分鍾，涵蓋了中國科學家的書信、手稿、科學儀器、著作、音視頻和記錄中國科技發展重大事件的相關文物、文獻等珍貴史料。
“這個‘工程’的啓動既是醞釀已久，也是機緣巧合。”從立項到跟進，直至現在都一直參與其中的孟令耘回憶。
2009年5月，中國科協對兩院院士年齡情況進行了一次摸底調查。結果顯示，當時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平均年齡74.8歲；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平均年齡73.5歲；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平均每個月就有兩位院士離世。
老科學家是共和國建設的重要參與者，是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的親歷者和見證者，他們的學術成長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位老科學家的離世都是其所在領域的重大損失，而相關資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
時任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部長的王春法提出一個想法：老一輩科學家很多已是90多歲高齡，如果再不及時搶救發掘他們的珍貴資料，後人研究共和國科技史時，比如某個決策是如何做出的，哪些人在關鍵節點發揮了什麼作用，很多細節就湮沒在歷史的長河裡了。
說幹就幹，王春法組織起草了一篇題爲《老科學家學術成長曆史資料亟待搶救》的專題調研報告上報國務院，很快獲批實施。採集工程2009年當年即拉開序幕。
如今，這份觸發共和國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報告，首頁複印件就靜靜躺在博物館三層的展板上，彷彿是帶着我們穿越“時空裂隙”的“月光寶盒”。
白手起家
可是資料由誰採集？怎麼採集？如何保存？沒有先例可循。
這是一項龐大複雜的系統工程。孟令耘介紹，團隊組織了科技史、圖書館、科技政策等方面的專家，用5個月的時間討論研究出17項採集工程的標準、流程、規範等制度文件，包括怎麼組建採集小組，怎麼培訓，採集到的資料怎麼歸檔、編目，音視頻使用什麼標準、格式，整理出來的資料怎麼保存、利用，以及知識產權等問題。文件經2017年再次修訂，現已成爲國內人物，特別是科技人物信息採集業內公認的標準和流程。
按照這個標準和流程，每個採集小組對應一位老科學家，小組人員搭配科學合理：要有老科學家身邊比較親近的人，比如親屬、秘書或者學生，方便溝通和獲取資料；必須有科技史方面的專家，對資料的科學性進行審定；還要有檔案專家，對資料進行編目和規範整理；以及音視頻拍攝人員等。
採集的最後成果，要形成一份15萬字左右的學術性研究報告。而現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傳記叢書，均成爲記錄共和國各個學科、各門工程技術發展歷程的基礎文獻。
在博物館“採集工程”展廳，一整面牆的書架上，已出版的科學家傳記靜待讀者。與之遙相呼應，這套叢書也正擺在中科院圖書館“科技自立自強”專題文獻展的醒目位置。
“這一豐富而龐大的學術成長資料庫，有助於研究者釐清中國科技界的學術傳承脈絡，是共和國科技史的寶貴財富。”北京大學科學技術與醫學史系主任張藜是採集工程首席科學家，“陪伴”採集工程15年的她，一度放下自己的學術研究，一個個地打電話，一家家地上門拜訪，一次次地向老科學家和家屬們保證：國家一定會好好保管捐贈的實物原件，一定會建一個平臺永久珍藏。
“就是這樣瑣碎地收集、細緻地整理、精心地挖掘，目前共發動全國500多家單位參與，超過5000名採集人員投身其中，接續15年的努力，纔有今天的成果。”孟令耘說。
孟令耘向記者講述了已於2020年去世的專家組成員樊洪業先生的故事。他是中國近現代科學史方面的大家，曾花費十幾年時間整理編撰了24卷《竺可楨全集》。樊洪業陪伴採集工程整整十年，在每一次採集小組的評審會上，總是提出尖銳但極其中肯的修改意見。他是“採集工程最年長的志願者”。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幾近失明，還是堅持把裝有手稿資料的筆記本電腦拿到跟前，調大字號逐字逐句審看，讓我們非常感動。正因爲有一批把這項工作作爲畢生事業追求的專家，才使採集工程15年來保持一貫的高學術水準。”孟令耘說。
採集工程也是一個“雙向奔赴”的過程，很多老科學家深受感染也時有收穫。“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院士說：“她們往往早上來，工作到中午，出去簡單午餐後又來工作。請她們在我家便餐，總是辭謝。她們辛勞勤奮的敬業精神使我深受感動。”徐院士覺得，採集小組整理的好多資料比自己知道的還要詳盡，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憶。
情感紐帶
能參與這項“挖礦”行動，成爲衆多采集人員寶貴的人生財富。
現就職於中國科協科學技術傳播中心、持續參與採集工作十幾年的高文靜至今仍清晰記得，2011年冬春交際的時節，他們到醫院看望材料科學家顏鳴皋院士。顏院士已病重在牀，卻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來，熱情而莊重地跟每個人握手。
“上世紀50年代，顏院士從美國輾轉回國，帶回的只有兩箱在耶魯大學學習期間的金屬物理學筆記……”看着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時光彷彿倒流；一個個當年場景在他的口述、照片中重現。
“我們始終有這樣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通過採集工程，爲科學家立傳、爲科技界立心、爲民族和國家鑄魂！”高文靜說。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通過對科學家進行口述訪談，並系統收集他們散存於各處的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力爭把反映科學家學術成長經歷的重要資料留存下來。
高文靜還介紹了另一位“採集同仁”——來自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的吳明靜，她前後14年出版了《隱身爲國鑄核彈——于敏》《核以衛國——胡思得傳》等4本傳記，每次給新的採集小組做培訓和分享時，總會講起“一張照片的故事”。
吳明靜負責採集的核武器工程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曾與“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密切合作多年。在一次電視臺的採訪中，胡院士回憶了與鄧稼先一起工作、學習的許多往事，當記者要一張他與鄧稼先的合影時，胡院士沉默了，他收斂了笑容，遺憾地吶吶道：“沒有，我沒有與老鄧單獨合過影。”
在幾十年的時間裡，與自己敬重的師長一起親密無間地學習、工作，居然沒有留下一張兩人的合影。“但是，我理解。”吳明靜在一篇採集手記中寫道，“不僅因爲他們從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更因爲某種習慣。這種低調的謙遜不是某一個人的特質，更像是核武器研製集體的‘通識’——做民族脊樑，沉默中夯實基石。”
“終於有一天，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張黑白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張鄧稼先同志追悼會的照片，國旗覆蓋住鄧老辛勞的軀體，胡院士垂頭凝視着自己敬重的師長，彷彿捨不得作最後的告別。‘這不能算是合影吧？可是我跟老鄧……也只有這麼一張照片！’”吳明靜說，這是值得載入國史的真實故事。
“採集工程不僅是瞭解我國核武器發展史的‘近道’，也是磨礪思想、鍛鍊文筆的‘順風車’。”跟付出相比，吳明靜更感謝採集工程豐富了自己的人生，雖然辛苦但很值得。
在採集過程中，工作人員時時被老科學家們求真務實、愛國奉獻的精神感動着。許多參與者都向記者表示：如果只當作一份工作的話，整天跟這些冷冰冰的資料打交道，可能會覺得枯燥；但如果你走進這些資料，就會感到熾熱滾燙的情感；它們不僅僅是記錄共和國科技發展的檔案，更是追尋科學家們精彩人生的印跡。
存史啓智
採集工程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片段，成爲孟令耘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場景：
1950年和鄧稼先一同乘坐“威爾遜總統號”回國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遺傳學家沈善炯院士，讓中國成爲世界第四個金黴素量產國，徹底打破了美國對抗生素的壟斷。沈院士接受採集時已經偏癱，好多事都記不清了，當被問到在美研究已上軌道，爲什麼選擇歷盡艱辛回國時，“老先生沉默了挺長時間，然後用他發音已經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給我們唱起了‘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孟令耘說，“那一代老科學家的家國情懷，是刻在骨子裡、融入基因中的。”
採集工作2010年正式啓動，第一年組建了52個採集小組，主要面向年齡在80歲以上、學術成長經歷豐富的兩院院士，以及在我國科技事業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老科技工作者。
採集工程最初只是想搶救老科學家的資料，但在採集過程中，思路卻逐漸清晰：收集上來的大量資料，不僅撐得起一座博物館，從中解讀出的科學家身上蘊含的精神特質，同樣值得提煉和推廣。2018年，中國科協組織力量開始“凝練科學家精神”。
但也有不同意見：有了“科學精神”，還有必要再搞個“科學家精神”嗎？
經反覆討論，大家認識漸趨一致：“科學精神”是科研人員普遍具備的價值觀，但“科學家精神”是中國科學家身上表現突出甚至是獨有的特質，比如愛國、奉獻、育人等。最後和科技部關於加強作風學風建設的報告有機整合，上報中央。
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弘揚科學家精神加強作風和學風建設的意見》，對“科學家精神”作出全面概括。
2020年9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科學成就離不開精神支撐。科學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長期科學實踐中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
2021年9月，“科學家精神”被納入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
在科學家博物館的主展廳內，“科學家精神”被大寫在一整面展板上：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爲人先的創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作的協同精神，甘爲人梯、獎掖後學的育人精神。
在兩辦印發的意見中，還明確提出了“建設科學家博物館，探索在國家和地方博物館中增加反映科技進步的相關展項，依託科技館、國家重點實驗室、重大科技工程紀念館（遺蹟）等設施建設一批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等要求。
2024年5月30日，在第八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中國科學家博物館正式開館。它圍繞採集史料、收藏史料、學術研究、展覽展示、教育教學、文化宣傳等6項職能開展工作，並組織帶動全國科學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關教育科研機構，建立了全國科學家博物館聯合體。
這讓曾向很多老科學家及家屬承諾“給資料找個好歸宿”的張藜鬆了一口氣，“這些珍貴史料，不僅僅是老科學家們個人學術生涯的歷史記錄，更是相關領域近百年來在中國發軔、發展的真實寫照”。
張藜還在北大開設了“共和國科技史研究專題”課程，和採集工程結合起來，希望學生們通過參觀博物館、整理資料，學會分析解讀中國現當代科技發展的歷史。令她欣慰的是，有些學生的研究方向，已經做得非常前沿了。
以文化人
在博物館展廳的留言簿上，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勁的筆跡：
“原來科學這麼有趣，我要好好學習，以後也像你們一樣，讓世界變得更神奇！”
“進入展館聽到錢學森院士講的一句話：‘外國人搞得，難道我們中國人不能搞？’正是有像錢老一樣的科學家們一代一代的努力，纔有了我們的強大。願祖國繁榮昌盛！”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道路，只有不畏勞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
“我們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一代人，吾輩當自強，定不負先生所望！”
……
令所有采集工程參與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他們的付出得到了遠超預想的回報。
很多資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比如科學家博物館正在展出的地質學家謝家榮部分“簡陋”的筆記本：十幾個本子大小不等、封面各異，甚至有一個貼着“1941年”標籤的本子，就是用麻繩裝訂起來的一沓紙，已經泛黃的紙上密密麻麻記滿了中英文混雜的小字，還依稀能看到背面透過來的字跡。這些1923-1949年間的工作筆記，記錄了中國地質學事業乃至中國科學事業發展中的很多關鍵事件。
更不要說遠遠早於實體館“開放”的網上展廳。在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學術版網頁上，由採集資料形成的縱深研究已有400餘項：《童秉綱與中國生物運動力學的開拓》《陸埮：仰望星空、腳踏實地》《親歷者眼裡的錢塘江防治往事——楊永楚訪談錄》……館藏資料已向社會開放，經過申請即可無償查詢。
採集成果的線下推廣同樣持續多年。自2013年“科技夢·中國夢——中國現代科學家主題展”首次亮相國博以來，採集工程先後組織策劃了“衆心向黨·自立自強——黨領導下的科學家”等系列主題展覽和全國巡展160餘場，覆蓋所有省（區、市）和港澳地區。只不過，看展的觀衆可能想象不到這些展項背後的“國家工程”。
2023年，在採集工程的支持下，《共和國脊樑·科學家繪本叢書》出版。韓啓德院士說：“繪本以適合兒童的故事內容和繪畫形式彰顯科學家精神，融學術性、科學性和藝術性於一體，是近年來看到的最好的兒童勵志讀物。”
隨着採集工作的開展，影響範圍持續擴大，很多高校、科研單位和機構也加入了保護老科學家歷史資料的隊伍中。“這是採集工程一個無形的影響力。我相信，如果所有的機構和相關人員都能有這種保存歷史記憶、保存科技界記憶並且共享出來的意識，採集工程的初心就實現了。”張藜說。
在第九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到來之際，第十四次中國公民科學素質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24年我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達到15.37%；基本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爲44.07%，人口規模達4.4億，爲國家創新發展進一步夯實勞動力基礎。
“科學史是一個非常好的通識教育抓手，採集工程通過梳理歷史發展的過程，對公民科學素質提升、價值觀塑造，將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張藜說，“科技界前輩智慧與品格的結晶，可以啓發年輕一代崇敬科學家，推動科學領域的突破與創新，這與新質生產力培養的宗旨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