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西·麥克米蘭·科託姆：TikTok被禁，哪些人會受損？

TikTok可能被封禁這一事，讓一羣有趣的“奇怪的盟友”走到了一起：律師、政客、記者、評論員和活動人士，還有普通大衆型的社交媒體網紅，都在關注並批評這一舉動。

一些被激怒的內容創作者關注的是有關公民自由和市場競爭的法律論點。但他們中的很多人還摻和進了其他因素：他們將這一禁令視爲對自身經濟生存能力的攻擊。TikTok是他們的收入來源。

上述說法的真相，是網絡謀生這種鮮爲人知的經濟現象的一個實例。每一個能將15秒的走紅轉化爲豐厚收入的社交媒體網紅背後，都有數以百萬計的用戶要麼永遠無法走紅，要麼就算走紅了也掙不到錢。

就連網紅成名的門道也錯綜複雜。白人網紅比非白人網紅賺的錢更多。有可靠說法稱，平臺和用戶的偏見不公平地讓白人創作者比少數族裔創作者得到更多推廣。

好萊塢還有一個類似的造星體系。經紀公司和經紀人精挑細選網紅，讓他們參與現實世界的代言和現場活動，這些活動能讓小有名氣的人實實在在地賺到錢。

極少數網紅能真正出人頭地，而這也正是關鍵所在。網紅經濟看起來很像龐氏騙局。一小撮贏家讓數百萬在網上挺火卻一分錢都賺不到的人覺得這事兒挺靠譜。所以問題在於，爲什麼這麼多人將社交媒體網紅經濟視爲一個經濟機遇呢？

有影響力的人利用了很多年輕人所信奉的民間經濟學。他們憑直覺意識到，大家常說的成功之路——獲得大學學位、揹負學生債務，還有那越來越找不到工作的初級就業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

我帶的大學生經常說，如果能成爲網紅一夜走紅，他們就會放棄自己的職業道路。他們可能沒有正確評估自身面臨的風險。實際上，他們的大學學位纔是更靠譜的保障。

不過，他們確實意識到了自己這代人面臨的共同風險。尤其是那些沒有大學學歷、沒有啥顯赫的名聲、沒有專業技能的人，在機會體系裡往前走會更艱難。

就算在這種分配收入、工作和地位的體系裡有比較大的優勢，很多年輕人仍會發現，與前幾代人相比，要想有個住的地方、攢下積蓄、獲得醫療保障以及負擔得起組建家庭的花銷變得更加困難。對他們來說，當網紅的風險跟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風險差不多。TikTok和其他社交媒體平臺，以及成爲網紅的幻想，好像是在填補咱們社會流動階梯上的那些大裂縫。

當用戶抱怨自己的APP被封禁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在譴責那些讓“走紅”成爲他們實現經濟安全最佳途徑的各種情況。

圍繞封禁TikTok引發的憤怒帶來了諸多政治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爲，那些脫離實際的政客不喜歡使用該應用的年輕人。此外，還存在關於美國《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中關於公民權利的重要條款）、與中國的代理人戰爭以及行政權力濫用（唐納德·特朗普是否會如他暗示的那樣進行干預）等重大問題。

但還有一個不太受關注的問題：年輕人感到陷入了困境。他們覺得自己沒有經濟機會，這種感覺都寄託在了他們成爲網絡紅人的幻想之中。他們似乎極度渴望任何能帶來前進希望的事物，哪怕只是一種算法。

封禁TikTok並不能解決這種生存危機，而且對很多人來說，這可能會讓危機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