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失誤？以軍被炸要蒸發多少美債？

一、美債信用危機的核心矛盾與特朗普政策的關聯性

當前美債規模已突破36萬億美元，其信用風險的本質是美國財政可持續性與貨幣政策的結構性矛盾，而非單一事件衝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組合對此起到了關鍵催化作用：

1. 財政赤字的惡性膨脹

特朗普推行的減稅政策（如2017年稅改）與軍事擴張（計劃2026年國防預算達1萬億美元）直接導致財政赤字激增。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數據顯示，其稅改與預算法案將在未來十年增加2.8萬億美元赤字，而2024財年利息支出已達8820億美元，首次超過軍費預算。這種“減稅+擴軍”的組合拳，使得美國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2. 關稅政策對美元信用的反噬

特朗普政府以關稅爲籌碼施壓他國延長美債期限的策略適得其反。例如，其對歐盟加徵50%關稅的提議遭抵制，而中國等債主國通過拋售美債（中國已讓出第一大債主位置）反制，導致美債市場流動性惡化。2025年4月，10年期美債收益率單週飆升40個基點，觸發股債匯“三殺”，反映出市場對美元信用的信任危機。

3. 地緣政治風險的錯配效應

儘管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如6月13日“獅子力量”空襲）短期內推升油價與黃金價格，但並未像傳統避險邏輯那樣提振美債需求。相反，市場更關注美國捲入衝突的長期財政成本。例如，穆迪在5月16日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至Aa1，正是基於對其債務規模與利息負擔的擔憂，而非單次軍事行動。

二、以軍行動對美債影響的傳導機制與市場現實

以色列軍事行動對美債的衝擊需通過多重中間變量傳導，且實際影響與用戶假設存在顯著差異：

1. 避險資金的結構性轉移

傳統上，地緣衝突會促使資金涌入美債，但當前市場呈現“去美元化”特徵。2024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佔比降至57.4%，而黃金儲備連續6個月增加。以色列空襲後，黃金價格突破3400美元/盎司，而美債收益率未顯著波動，表明資金更傾向於實物資產而非美元債券。

2. 美債流動性危機的深層隱患

2025年6月到期的6.5萬億美元美債雖屬正常到期，但市場擔憂其展期能力。美國財政部被迫將短期國債發行佔比從20%提升至30.61%，反映出債務結構惡化。對衝基金主導的基差套利交易（如比爾·阿克曼做空美債獲利25億美元）加劇了市場波動，而做市商因資本緩衝不足難以承接拋壓。

3. 美元霸權的長期損耗

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正在削弱美元的全球儲備地位。例如，沙特與美國簽署的6000億美元投資協議中，48億美元用於採購波音客機，而200億美元投向美國AI產業，這種“石油美元”循環模式的轉變，預示着美元信用基礎的鬆動。若美國無法通過經濟增長消化債務，美債收益率中樞上移將成爲長期趨勢。

三、責任歸屬的邏輯鏈條與現實困境

美債危機是多重因素長期積累的結果，責任需從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和國際環境三個層面分析：

1.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失誤

- 財政紀律失控：減稅與擴軍的組合導致債務/GDP比率突破123%，遠超60%的國際警戒線。

- 外交策略短視：關稅戰與軍事冒險未能解決經濟結構性問題，反而迫使盟友尋求替代貨幣（如歐盟推進防務自主）。

- 危機應對失當：試圖通過“百年美債”置換短期債務，以及威脅對美債投資者徵稅，進一步侵蝕市場信心。

2. 國際社會的博弈與反制

- 中國等債主國通過減持美債（中國持倉降至7654億美元）和增持黃金（7377萬盎司）分散風險。

- 沙特、伊朗等中東國家在衝突中尋求自主定價權（如沙特投資8000億美元發展旅遊業），削弱石油美元體系。

3. 市場機制的自我強化

美債收益率上升與美元貶值形成“死亡螺旋”：收益率上升增加償債成本，迫使政府發行更多債務；美元貶值降低外國投資者購債意願，進一步推高收益率。這種負反饋循環已在2025年5月顯現——3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5%，創2008年以來新高。

四、風險演變的情景推演與現實警示

美債信用危機的演化存在多重可能性，需警惕以下風險路徑：

1. 短期技術性違約風險

若美國兩黨在2025年8-9月債務上限談判中僵持不下，可能出現技術性違約。歷史上，2011年債務上限僵局曾導致標普下調美國評級，引發全球股市暴跌15%。當前美國財長耶倫已警告，若不提高債務上限，政府可能在9月耗盡現金。

2. 長期滯脹風險

高關稅推升進口商品價格（如對華關稅加徵至245%），而財政緊縮抑制經濟增長，可能導致“滯脹”。美聯儲若被迫在通脹與衰退間權衡，可能陷入政策兩難。

3. 國際貨幣體系重構

美元儲備地位下降將加速多極化進程。截至2025年，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覆蓋130餘國，金磚國家探索資源背書貨幣，數字貨幣跨境結算試點擴大，這些都在動搖美元霸權根基。

五、理性認知與應對建議

對於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需從以下角度應對美債危機：

1. 去美元化與資產多元化

各國央行應逐步減持美債，增持黃金、歐元及新興市場資產。中國可依託“一帶一路”推進人民幣結算，擴大數字人民幣跨境應用。

2. 財政紀律與結構性改革

美國需通過增稅、削減非必要開支（如軍費）重建財政可持續性。歷史經驗表明，債務/GDP比率超過90%後，每增加10%將拖累經濟增長0.3%。

3. 國際協調與風險共擔

主要經濟體應通過IMF、G20等平臺建立債務危機應對機制，避免單邊主義加劇市場動盪。例如，擴大特別提款權（SDR）分配，爲新興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

綜上，美債信用危機的根源在於美國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長期失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加速了這一進程。以色列軍事行動僅是觸發市場擔憂的外部因素，而非核心矛盾。解決危機需依賴美國自身的政策調整與國際社會的協同應對，而非簡單歸咎於單一事件或外部勢力。對於投資者而言，需密切關注美債收益率、美元指數及地緣政治動態，動態調整資產配置以對衝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