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一次不放逐的公路敘事

◎劉濚德

作家路內的長篇小說新作《山水》，聚焦路家幾代人的浮沉往事。寫作者在完成家族敘事的同時，基於司機、汽車的故事設定，同時也塑造出一種更新的公路敘事。

人活着大部分時間都是走一條已知的路

以往將公路作爲重要敘事場景的國內外文藝作品，譬如《末路狂花》《得州巴黎》《落葉歸根》等，公路敘事裡所謂的“公路”不管是否有始有終，總歸是一條線性的道路。在這條線性道路上的敘事往往都開始於人物角色面對日常行爲的“放逐”，因而無論是要反映時代症候還是要剖析個體內心世界，大多數的公路敘事強調的是對規範、習慣、俗常的反對、抵抗甚至於破壞，它的文學力量有賴於對日常約束的解構。

《山水》當中，路家的家族史無疑是和汽車、公路緊緊相連的，但是正如小說中主人公路承宗自己講過的那樣：“人活着大部分時間都是走一條已知的路，反反覆覆走，人很少有機會選路，一旦選定，較好的情況是繼續反反覆覆走，較差的結果是掉進溝裡，腿斷胳膊折。人所謂的選擇，實際上也是聽天由命。”

路內在小說中並不是按照傳統意義上的公路敘事那樣構建起線性的道路，而是讓故事情節反覆地在已知的道路上生長着。小說30萬字全篇裡所包括的地理座標並不多，路承宗和他身邊人的故事幾乎都發生在從吳裡到上海這一片蘇南天地當中，從蘇聯的嘎斯車、德國的亨舍爾到美國的道奇和雪佛蘭、新中國成立後的改裝公交車，不同汽車的輪轍都沿着重複的道路在大大小小的城鎮之間往返着。從青浦到吳裡，最遠不過是隨軍運輸去過的嘉興、紹興，路承宗40年駕駛生涯的軌跡全然被囊括其中。

《山水》的一處重要文學特質正在於作者路內有意識地限制着敘事場景的流動，這是小說與其他公路文學很不一樣的點。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承宗和黃啓宣在戰時被徵調爲運輸司機後的一次夜間長談。黃啓宣說：“那個鎮像不像袁塘鎮。”“這裡的鎮都差不多的。”路承宗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曾經的紈絝子弟此時心中不再充滿遨遊天地的放浪，而是迫切的思鄉愁緒。等到回顧司機生涯時，路承宗又說：“開了十幾年車，離家最遠也就五百里地，其實日本也近，都談不上遠。”隨車的少尉也認同路承宗的話，講道：“這裡，就是我到得最遠的地方。”“越往前開越遠。”行文至此，路內借路承宗之口對他一生的過往作以收束與回望，也通過路承宗、黃啓宣、許先生等人物思考着作爲現代化載具的汽車與世代棲居的鄉土之間的平衡關係。《山水》的敘事也正因爲這樣，沒有落入傳統公路敘事線性延展的窠臼，路內的筆觸更強調一種有限的迴環，並且從地理的有限中力圖開掘出每個人物精神世界面對時代變化的不同反應。

有限的場景流動，是《山水》敘事結構上有別於以往公路敘事的地方，是外部的“不放逐”。作品同樣有着內部的“不放逐”，小說從始至終都在規避着同類型作品當中要求呈現給讀者一個或者多個“自我放逐”的人物形象，路內筆下人物面對時代變化所做出的反應是各不相同的。

對樸素的處世道德的執念

如前文所講的，《山水》在空間層面是迴環往復，而時間層面上，作者依然選擇了線性延展。從路承宗意外地因爲父親路紅祥的死而得到了黃啓宣的那部汽車開始，他之後的人生乃至於整個路氏家族的家族史都與汽車、公路產生了高度的關聯，作爲現代文明象徵的汽車與公路、20世紀的中國歷史變革和路家三代人的命運三者構建起了一個富有文學闡釋力的空間。

作爲小說敘事主人公的路承宗，自他1936年踏上前往上海學車的那一刻開始，伴隨着他駕駛技術的日益精進，他開始不斷被裹挾進歷史事件的洪流當中，同時也與周愛玲、黃啓宣、許先生、柳隊長、汪有光、逢阿大以及家中的養子養女們生髮出各不相同的感情關係。可儘管路承宗是《山水》裡所有關係的中心點、所有變化的見證者，但他在這40餘年的時光裡始終抱有兩種執念生活着，一種是對駕駛本身的執念，另一種則是對樸素的處世道德的執念。

初到上海的路承宗跟着關師傅學開車，學成後，從機器廠學徒到給百貨公司、電影公司老闆當司機，從爲抗日軍隊運傷員再到爲福山大班效力，最後他成了人民軍隊的運輸員，經歷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的洗禮，默默地回到了吳裡跑起公交車的營生。有了座標式的歷史事件，路內筆下以路承宗的視點所展開的公路敘事自然而然地遠離了“小我”的“自我放逐”，他寫出的是路承宗是如何從袁塘鎮的窮小子蛻變成爲吳里人人皆知的司機的，這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成長”——因爲路承宗對於駕駛本身滿懷執念，所以在大時代風雲動盪的背景下，他始終想的是如何繼續自己與汽車爲伴、與公路爲伴的營生。於是有的時候，路承宗的思想行動與外部的政治話語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讓《山水》的敘事風格變得有些新奇，甚至於在探討個人與時代的關係時具有喜劇的語調。

“看山水”背後的生活辯證法

而路承宗心中對道德的執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山水》寫作主旨體現的一個側面，吳裡話裡“看山水”所蘊藏的辯證法也從中才得以體現出來。在上海遭遇戰事波及時，他頂住死亡的威脅也要將師傅的喪事辦停當；他答應了杜參謀，所以哪怕自己無法平安回到吳裡，也要和杜參謀跑一趟鎮江；服務福山大班時，他覺得福山一家待自己不薄，小心呵護着大班與駒子小姐兩人的秘密；而當遇到“我們的人”柳隊長、許先生之後，路承宗則甘願回報他們對自己的知遇之恩，幾度走上戰事前線……更爲重要的，是路承宗在和周愛玲結爲夫妻後，他放棄了像黃啓宣家那樣傳統的宗族觀念，他決定收養路誌民、路國強、路國權、路國慶和路文賢這五個與自己毫無血緣關係的孩子，以至於吳里人一看到棄嬰，就不自覺地想到路承宗一家。路承宗的種種行爲既非趨利避害，也不能完全說是有着革命自覺，作爲一名與汽車公路爲伴的司機，他只是依從着自己內心想要做個好人的樸素道德觀行事，他要對得起世事紛亂裡別人給予自己的那份恩情。路承宗在這一路上，身處的陣營、駕駛的車輛、擁有的稱號一變再變，但是他內心中始終還是那個袁塘鎮上淳樸的路小路，這是貫穿全書而不變的。

而與路承宗關係緊密的兩個人物周愛玲和黃啓宣，都是從尚且優渥的家境突然間掉落到需要竭力生存的處境當中，路承宗的活法便成爲他們所參照的生活標尺，影響着他們，使他們不再是先前的小姐、少爺。此外，《山水》還關注到了“父一代”與“子一代”之間的觀念差異——正是因爲路承宗對自己的處世哲學有着強烈執念，讓路國強和楊子紅、路國慶和袁芙蓉的感情發展增添了一份嬉笑怒罵的現實生氣。

書中路內對吳里人所謂的“看山水”進行了意義區分，一層是說“目光高遠，胸懷大不一樣”，另一層則是說“冷靜隱忍，善於鑑貌辨色”。縱觀路承宗奔波在公路上的一生，他都或主動或被動地習得了“看山水”的本事，可他似乎並不自知，這恰恰是因爲《山水》的公路敘事不再以人物的“自我放逐”作爲中心。路內選擇用30萬餘字的篇幅細緻地寫盡路承宗和他身邊人在40年間經歷的一切，使得一個司機的駕駛生涯被道德、主義、良知、民間規約、家國使命等種種新舊觀念包圍着。在這幾重觀念的相互作用當中，身爲讀者的我們方纔能夠讀出每個人物形象確切的文學座標，也才能夠領悟到“看山水”背後的生活辯證法到底意味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