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超級城市”，呼之欲出
文|凱風
粵港澳大灣區，越來越像一個“超級城市”。
01
如果夜晚從太空俯瞰，整個大灣區儼然一片連綿的燈光海洋，幾乎沒有暗處。
中國城市的發展，往往是跳躍式的，不同地市、中心城區與遠郊區、市區與縣城之間，往往存在着龐大的空白地帶，未能連成一體。
作爲橫跨三個省域的城市羣，粵港澳大灣區卻在不斷突破地理界限，城市邊界日益模糊甚至趨於“消失”，看起來如同一座城市。
日前，備受矚目的深中通道正式開通，與已有的港珠澳大橋、虎門大橋、南沙大橋等一道，在珠江口上演“大縫補術”，將大灣區在交通上徹底連成一體。
無獨有偶，去年以來，港澳居民興起“北上潮”，從生活消費、就醫到就業、創業、養老置業，掀起現象級的消費熱潮。
數據顯示，去年全年5300多萬人次香港居民入境內地，而香港只有750多萬人口，平均每位港人“北上”7.2次，爲深圳廣州等內地灣區城市帶來數百億的消費增量。
今年以來，港人“北上”熱情有增無減。
僅前3月就已超過1500多萬人次入境內地，而“七一”假期三天就有97.7萬人次北上，而開通將近6年的港珠澳大橋罕見出現堵車場景。
如果說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讓大灣區在交通地理上完成了“硬聯通”；那麼港澳居民北上成爲潮流的背後，則是跨境支付、政務通辦等“軟聯通”的體現。
物理上的“硬聯通”其實不難。
對於素有“基建狂魔”之稱的內地來說，只要不乏經濟或戰略價值，哪怕青藏高原修鐵路都不成問題，遑論經濟價值更高、戰略意義重大的大灣區？
在珠江口，未來將有10條跨江跨海通道相連，加上由地鐵、城際鐵路、高鐵構築起的交通網絡，助力大灣區率先躋身“一小時生活圈”。
“軟聯通”，則要克服三地機制體制的不同，化“制度之異”爲“制度紅利”，變“港澳市民”爲“灣區居民”。
近年來，大灣區先後推進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跨境理財通、跨境支付互認互通、灣區社保通、港澳藥械通、政務跨境通辦、商事註冊“一網通辦”、“灣事通”綜合服務平臺等，讓更多港澳居民在灣區暢通無阻。
港澳居民，既能通過微信支付在內地消費，也能借助微信小程序“一碼通行灣區”，更可辦理內地居住證、社保，享受與廣深佛莞等地同樣的公共服務和居民權益，在就業、創業、置業等方面幾乎沒有阻礙。
同時，爲方便港澳居民及遊客，微信還上線了境外服務專區，港澳地區的用戶可通過“發現-小程序-附近服務”，快捷地找到附近提供服務的小程序，涵蓋了包括工具、購物、出行等多類場景服務。
更多的港澳商家，正通過微信小程序、微信支付，接入更多爲內地居民所熟悉的消費場景，進一步拓展自身的市場半徑。
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微信跨境支付港澳商家數量相比疫情前增長了225%。
這背後，數字技術的持續擴散，數字化服務的不斷普及，數字經濟的日益成熟，讓灣區從地理空間到數字空間，從傳統的人流、物流到更廣泛的信息流、資金流，都能實現互聯互通，從而邁向全面融合之路。
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跨海通道，縮短了大灣區的物理距離，而以微信小程序爲代表的數字工具，如同數字橋樑，拉近灣區的線上距離和心理距離，帶動更深層次的融合。
去年底，廣東發佈“數字灣區”建設三年行動方案，以“要素通”、 “基座通”、 “商事通”、 “產業通”、 “治理通”、 “生活通”等，打造灣區一體化經濟圈、生活圈。
一旦“軟硬兼施”、雙向突破，大灣區有望成爲名副其實的“全球城市區域”(Global City-Regions)，代表中國逐鹿灣區經濟的更高形態。
02
“超級城市”時代，香港能給珠三角帶來什麼？
十四五時期，我國規劃了19個國家級城市羣，只有京津冀、長三角和粵港澳大灣區定位爲“世界級”，而粵港澳又是唯一以灣區命名的城市羣。
與京津冀、長三角不同，大灣區最突出的優勢在於“經濟活力最強、開放程度最高、國際化水平領先”，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
當前，中國正在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爲國際公認的自由港和獨立關稅區，集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爲一體，香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仍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無論國際形勢、地緣格局如何變幻，香港作爲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中國企業“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橋樑、國家對外開放“先行先試”的試驗場的三大角色不會輕易改變。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香港通過“前店後廠”的產業協作模式，爲珠三角製造業的崛起奠定基礎。大量外資通過港澳地區不斷流入珠三角，助力廣東成爲我國最大的外資、外貿高地。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廣東累計利用外資超過5780億美元，約6成來自港澳地區。
與香港毗鄰的深圳，超過一半的外商投資企業都來自香港，而實際利用外資接近3/4源自香港。
如果說“引進來”是過去的主流，那麼隨着內地經濟崛起，一衆世界500強企業尤其是大型科技企業不斷涌現，加上大國博弈、產業競爭帶來的新變局，“走出去”成爲大型企業難以迴避的選擇。
這種背景下，香港作爲“出海”橋頭堡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傳統制造企業出海，要麼傾向於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要麼選擇靠近國際消費市場，東南亞、墨西哥是熱門目的地。
信息科技企業、跨境電商、餐飲服務企業的出海，往往會將文化相近但國際化最爲成熟的香港作爲“練兵場”，進而向全球進軍。
微信正是其中的典型。早在2016年，微信掃碼支付正式進軍香港，2018年開啓香港居民內地掃碼支付，隨後微信香港錢包、微信小程序在港開始普及，從跨境支付向商家小程序、科技教育、政務服務等方面拓展。
從香港走向世界。目前，微信跨境支付已覆蓋全球69個國家和地區，境外合作機構超千家，境外商戶超400萬。
事實上，不只是微信，支付寶、美團、滴滴都是從香港開啓了出海之路，而包括喜茶、木屋燒烤、太二爲代表的網紅餐飲品牌，同樣以香港爲起點，將掃碼點餐、私域會員等與內地一致的數字化體驗成功複製，拓寬品牌國際影響力，磨鍊出海基本功。
此外，一些研發密度相對較高的先進製造企業，如寧德時代、哪吒汽車等，同樣利用香港的創新、人才和國際化優勢，在港設立國際或研發總部，借力佈局全球。
這正是香港開放優勢的體現。
最國際化的市場環境，最成熟的競爭業態，利於內地企業快速熟悉國際市場；而完善的金融體系、全球化的人才環境，則利於科技企業在全球的縱深佈局。
香港貿發局去年發佈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九成受訪內地企業表示，計劃在未來3年“走出去”發展國際業務，逾六成企業認爲香港的專業服務是支援他們“走出去”的首選。
對於珠三角各大地市來說，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過去賦予的是“引進來”的先發優勢，如今則變成“走出去”的領跑優勢。
03
崛起的珠三角，能給香港帶來什麼？
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香港是珠三角經濟奇蹟不可或缺的助力；那麼當珠三角崛起，有望爲香港長遠轉型帶來更多新的可能。
當前，我國正在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搶灘新一輪科技革命。新質生產力的兩個重要抓手，一個是先進製造業，另一個是數字經濟。
在這兩方面，香港都存在一定短板。衆所周知，香港以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旅遊爲支柱產業，四大主導產業佔GDP總量接近6成，貢獻了接近一半的就業。
來源：香港貿發局
可以看到，香港經濟長期依賴於服務業，製造業佔比僅有1%左右，信息科技產業在整體產業矩陣中佔比不高，數字經濟總體規模低於同能級城市。
雖說大型科技企業相對匱乏，但香港卻聚集了衆多世界百強高校和研發機構，吸引來自全球的高學歷人才，研發基礎一流。
但是，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技術創新，無不需要產業作爲基礎，需要龐大的應用場景作爲支撐，否則難以發揮科技創新的乘數效應。
所幸的是，珠三角恰恰是全球製造業最爲發達的區域，也是中國數字經濟最爲成熟的地區，涌現出一批萬億級經濟強市。
目前，廣東製造業總規模超過18萬億，而數字經濟增加值超過6萬億，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
珠三角地區發達的產業集羣，與香港高校以及國際化人才環境，恰恰能成爲互補效應，有助於打破“產業空心化”的桎梏。
近年來，香港提出“再工業化”的暢想。這裡的“再工業化”，並非簡單重回製造業，而是聚焦於創新科技，數字經濟是其中關鍵的一環。
畢竟，土地、人力成本相對高企，各類資源相對緊張，加上工業基礎薄弱，香港沒有足夠多的空間承載製造業，靠自身也很難形成完整的上下游產業鏈體系。
專注於“創科”，發力數字經濟是可行的選擇。數字經濟以數據爲生產要素，不依賴於特定的物理空間，不受地理邊界的限制，更適合創新活力十足、科研基礎雄厚、數據要素全球流動的城市。
不過，香港的數字經濟剛剛起步。根據《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3》，深圳、廣州數字經濟規模位居全國前列，深圳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突破萬億大關，而香港僅有千億左右。
在深圳，既有以華爲、中興爲代表的製造企業，也有以騰訊爲代表的互聯網企業，信息科技與先進製造全面結合，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都走在全國前列。
背靠大灣區，香港的數字經濟有望迎頭趕上。當前，在“數字灣區”的助力之下，香港5G、超算中心等數字基建正在補上短板，而藉助微信構建的支付、小程序等數字生態，香港傳統行業也開啓了數字化轉型之路。
的士行業，曾是香港現金支付最“牢固”的城堡，移動支付滲透率明顯低於其他行業。今年來，微信持續推出香港的士司機專屬獎賞計劃，同時創新性探索人民幣與港幣合併的的士司機收款碼，帶動的士行業“觸網”。
然而，在人工智能、元宇宙、區塊鏈、物聯網等前沿科技領域，香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同樣離不開珠三角城市和企業的助力，而大灣區“軟聯通”就顯得至關重要。從日常生活到政務服務，從產業協作到創新協同，從鞏固傳統產業優勢到發展新質生產力，數字技術正在深度重塑灣區融合格局。
擁抱珠三角，擁抱數字經濟，雙向奔赴，或是香港重塑產業競爭優勢的務實選擇。
04
如果將大灣區視作一座“超級城市”，在全球處於怎樣的位置？
2023年，粵港澳大灣區11市經濟總量突破14萬億元，常住人口超過8600萬人，堪稱全球規模最大的“城市區域”。
放眼世界，這一體量與澳大利亞、俄羅斯、韓國等旗鼓相當，相當於第10大經濟體，無論經濟密度、企業密度還是創新密度，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
在國際上，粵港澳大灣區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並稱爲四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最爲獨特：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開全球未有之先例。
雖然分屬不同區域，關稅區和貨幣均存在差異，但粵港澳三地在歷史上大半都屬於“廣州府”的範疇，自古以來就共飲珠江水，文化同源、人緣相親、語言相通、民俗相近。
從歷史走向未來。近年來，粵港澳三地的發展呈現出雙向奔赴、相互賦能、攜手共進的新局面。
改革開放早期，廣東的崛起得益於龐大的港澳資金和企業的涌入，並受到港澳國際化營商環境、現代管理理念耳濡目染的影響。不能忽視的是，深圳之所以在五大經濟特區中一路領跑，“離香港近”是相當重要的因素。
如今，當廣東晉級爲中國經濟、工業、外貿、財政、人口第一大省，港澳相比內地的經濟優勢不復存在。
但其營商環境、國際化水平、開放型經濟仍在爲內地提供源源不斷的“營養”，珠三角想要更進一步融入世界，離不開港澳的支持。
與此同時，內地也開始反哺香港，珠三角成爲香港“再工業化”的支撐，更成爲香港直面新加坡、東京競爭的堅實後盾。
珠三角以及內地的超大規模市場、衆多萬億級產業集羣以及不計其數的創新平臺，正是香港再攀頂峰的重要助力。
當然，粵港澳三地不是誰更需要誰的問題，而是如何打破各種界限，攜手邁向城市羣一體化、都市圈同城化的未來。
未來，無論是珠三角9市，還是港澳兩地，都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以一個整體參與大國博弈與科技產業競爭，劍指全球最大的“超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