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瞭解中國 早期多來自馬可波羅

圖爲馬可波羅。（本報資料照片）

東方迷戀史：從物產、文化到靈性，西方世界對亞洲的發現與探求（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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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於十六世紀初，歐洲人對中國和日本的瞭解依然很少，而其中大半資訊都是來自馬可．波羅的遊記。方濟會修士盧布魯克的威廉曾於十三世紀中葉到過位於哈拉和林的忽必烈宮廷，從而得知中國的情況，他的紀錄也是歐洲人獲悉有關消息的來源。中國是個廣袤的大國，都市繁榮、統治有方、科技先進、商業進步；中國物產豐隆，貴重金屬、寶石、絲綢、瓷器無所不有，已有紙幣作爲貨幣流通，而且這裡的女性既秀氣又端莊。當葡萄牙的航海家和商人在印度西南部看見來自中國的商品後，大致確認了上述的中國印象屬實。瓷器是中國商品中的一項，而瓷器運回歐洲能有怎樣的銷售潛力，當時的人尚不清楚。

葡萄牙船長荷西．阿爾瓦雷斯於西元一五一四年抵達中國南方後，葡人便在中國沿岸從事非官方的貿易活動，他們首先蒐集到的新消息，就是歐洲人在中國不大受歡迎。希羅多德曾經想像希臘城邦是這個世界的文明中心，文明中心周圍是希臘人較爲熟悉的民族，但是這個同心圓愈往外圍去，那些民族的奇異、陌生、野蠻程度也隨之增加。同樣地，數千年來中國自視爲「中央之國」（Middle Kingdom），就是位居物質世界兼道德宇宙的中心。與中國鄰近的朝鮮（韓國）、日本、越南和琉球羣島，全都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與中國之間有着緊密的宗藩或朝貢關係。再往外圍就是內亞地帶（Inner Asia），此處的族羣被中國稱爲「外夷」，也就是外面的蠻夷，歐洲人也包含在外夷的行列當中。抱持古典觀念的歐洲人，很快就發現自己竟然處在一套希羅多德式世界觀的邊緣。

在中國人眼中，葡萄牙人根本不懂得朝貢關係的規矩。進貢的使節每隔一陣子才被允許進入中國，嚮明王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皇帝朝拜並呈上貢禮，在此旅程期間，他們可以從事一些私下的貿易。不然的話，外國人的旅行與貿易都會受到嚴密控制。在一四○五至三三年間，明朝曾派出寶船艦隊航行至印度洋，進行一系列呼籲外國來朝進貢的宣威任務，期間到過三十多國，行跡遠至東非。然而在那個時代，官方同意中國人出境的情事卻非常有限，朝廷禁止老百姓和未受官方認可的外國人進行私下貿易。中國人不可未經官府許可而離境出海，箇中原因在於歷史經驗造成的擔憂，擔心外患侵略（中國史上外患主要來自北方）以及擔心本國文化受外來影響而墮落。

然而在當時，沿海走私和海盜猖獗已經對上述做法構成嚴重的威脅。中國方面有關葡萄牙人的早期訊息，使得葡人被歸類成走私販與海盜：葡人佔領了長期向中國朝貢的馬六甲，葡萄牙船長安德拉德侮辱並襲擊管理中國沿海的官員。由此，葡萄牙人對中國最早的紀錄，有些居然是在廣東的某座牢獄裡頭寫下來的，作者是一五一七年葡萄牙首次派往北京的使團成員，使團不但沒能覲見皇帝，反而被關押到這裡。

在這些以及後續的紀錄裡頭，覲見中國皇帝的困難自然成爲一大主題，其內容包含在皇帝面前所需的戲劇化跪拜禮儀，也就是一系列的屈膝下跪與磕頭觸地，被稱之爲「叩頭」（kowtow）。中國帝國以省劃分區域，各省都有河流經過而灌溉充裕，並由階層高度分化的「士大夫」官僚體系所治理，官僚人選則取材自士人階級。早期葡萄牙評論者對於中國官員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些人稱讚中國的司法細膩又公平，創作自一個照料老幼鰥寡孤獨廢疾者的社會。但也有人說中國官員懶散、不廉潔且刑罰嚴酷，記錄者自稱親眼看過關押犯人的木籠乃至於鞭撻犯人的竹鞭，此外中國老百姓普遍厭惡官員吏胥。負面的評價再加上中國火炮發展顯然不如歐洲，導致一位曾經被中國人關過的葡人記錄者不禁宣稱，只要讓他們「嚐嚐葡萄牙寶劍的威力」，就足以激起人民造反，到時候他和同伴不只能重獲自由，還能成爲廣東的統治者。

此時的葡萄牙寶劍猶未出鞘。反之，在中國官方的默許之下，葡萄牙人從一五五五年開始，便在中國南方珠江出海口附近人口稀少的澳門半島發展港口據點。到了一五八○年代初，歐洲得到的中國相關資訊已然不少，歐洲人對中國的興致也足夠濃厚，於是教皇派奧古斯丁修會修士胡安．岡薩雷斯．門多薩將這些資料全數集結整理出版，成爲《中華大帝國史：要事、禮儀及風俗》，該書曾被譯爲另外六種歐洲語文，並且多次重印再版。

歐洲人普遍對中國抱持正面觀點和印象，便是以《中華大帝國史》爲起點。令歐人訝異的是，在「這個強大的帝國內……沒有諸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等勳爵」。掌握權力者爲士大夫，文人得通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考試之後才能任官。官員的薪水與花費都是皇帝支付，全中國有十五個省份，任一省份都比歐洲最大的王國更廣大，而各省都是士大夫在治理，故其擁有非凡的權力。中國的家族被以分羣方式組織，若有「違法犯禁」之處，成員必須向地方官員舉報，否則自己就會受到懲罰。懲罰可能很嚴厲，小則監禁，大則鞭笞乃至於處決。據門多薩宣稱，中國各省每年遭受這類處罰的人數便有六千人，不過這可能只是爲了強化中國刑罰嚴苛的印象而虛構出來的數字。

中國是知識學問之淵藪，從醫學至於天文學樣樣精通。中國和平安定且豐衣足食，除南方主食稻米之外，尚有豬雞鴨魚蛋蔬菜水果等物產富饒。中國的建築令人大開眼界，有寺廟、官府、宮室、道路、橋樑，當然還有北方的萬里長城。中國的藝術和工藝以精細巧妙著稱，中文恰恰也是如此，此外還有喝茶的禮儀與纏足的習慣，作者將纏足的原因歸諸中國人對小腳美感的愛好。據說中國人民溫文有禮，但是在宗教方面他們卻是無可救藥的偶像崇拜者：中國人敬拜天空與天體，會在路旁的神龕擲筊抽籤、求神問卜，他們偶爾甚至邊笑邊拜神，這是其宗教腐化的明證。

根據門多薩報告，使徒多馬曾經到過中國，最後卻放棄那裡而返回印度。早期的耶穌會士必定對此感同身受。中國當局對於傳教士對中國人傳教一事頗爲抵抗，並限制他們只能待在澳門，服務生活在當地的葡萄牙人。從一五七九年開始，亞歷山德羅．瓦里尼亞諾（漢名範禮安）將學習南京話作爲傳教使命的優先任務，因爲南京話是廣東省士人菁英所講的話。即便是數百年之後，有了字典、文法書與教師，這仍是件令人生畏的事情。耶穌會士義大利神父羅明堅在澳門要學習這種中文時，他得自個兒待在與其他耶穌會士隔離的房間內，才能夠平心靜氣地刻苦學習。

三年之後，羅明堅的中文已學得不錯，他隨着葡萄牙商船沿着珠江來到廣州，成功說服當地一位士人將廣州城內某間房子讓給他使用，其餘同行的商人只能按慣例睡在船上。後續幾年之間，羅明堅和耶穌會同仁利瑪竇，發現中國知識分子竟然是志趣相投的好同伴。這兩位文藝復興晚期的義大利人，跨越半個地球來到世界的另一端，居然發現了志同道合的心靈。雙方都非常重視教育，都在持續向古聖先賢──古希臘羅馬人和孔子（約前五五一－前四七九）──與其後學們效法學習，並且重視數學和科技的實用價值。

此時，中國官方對於傳教活動的敵意依舊未改，耶穌會士不禁擔憂自己在中國到底能不能有所成就。不過，利瑪竇已經有了重要的出發點，他與中國士人交友親善，並且穩健地朝着北京的方向北上。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利瑪竇的偉大目標終於達成了：明朝萬曆皇帝邀請並准許他進入紫禁城。（二之一；摘自《東方迷戀史》；更多精彩內容請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