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 資訊怎麼傳遞
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十七世紀中國的秩序問題（時報出版）
北京淪陷的消息是經由什麼樣的媒體傳播到江南呢？北京失陷後，理所當然邸報的發行也斷絕了。江南的人們取得北京消息，可能是有幾項來源。舉其中一例來看，如馮夢龍《甲申紀事》收錄的〈嵩江（松江）府闔郡士民討逆賊楊汝成檄〉中列舉其消息根據，「汝成之降賊，與賊之愛汝成也，一見於楊御蕃之塘報，一見於逆孽楊時亮之辦單，一見於徐敬時之口述，一見於《國難紀聞》」。以下將分作：北京的消息首先傳抵江南的過程即第一次傳播，以及在江南廣傳到各地士民的過程即第二次傳播，藉此檢討各種傳播消息的手段。
在第一次傳播的過程中，最爲詳細且重要的消息來源，即是來自北京的避難者的體驗談。北來的避難者所帶來的消息，往往與提供消息者的姓名一同廣佈流傳。從北京來的避難者最早到達江南的時間，可能是在四月初。蘇州生員袁良弼的〈公討降賊僞官項煜宋學顯錢位坤湯有慶檄〉（《甲申紀事》所收），可以認爲是撰寫於五月十日的襲擊事件之前，文雲：「初逆賊魏學濂家人自北逃歸，暫止西郊，已鑿鑿言諸賊從逆醜狀，即應聲罪公討，然弼等猶謂，亂臣賊子之名，豈可輕以加人。迨遲之浹月，而南還者接踵，不但口誅無異，抑且筆記昭然。」由此來看，最初對蘇州人士提到從逆諸臣消息的，是四月初左右抵達蘇州的魏學濂的奴僕（前述）。其後，從北京逃亡到江南的人數增加，他們所提供的體驗談也逐漸廣佈，而關於其廣佈過程中所出版的各種刊物之詳情將留待下節討論，在此先簡單地就相當初期的消息提供者進行探討。
關於四月十七日到達南京的魏照乘，已如前述，他是在可謂當時江南情報中心的蘇州的消息提供者，並且在往後的消息傳佈方面也佔有重要地位。馮夢龍在《甲申紀事》的序文中，統整他獲得的北京消息的出處，列舉如下：「甲申燕都之變，道路既壅，風聞溢言，未可盡信，候選進士沂水彭遇𩙪於四月一日，候選經歷慈谿馮日新於十二日，東海布衣盛國芳於十九日，後逃回，各有述略，不無同異。武進士張魁十六日出京，有北來公道單，敘忠逆近實而未及紀事，吾鄉有賈人於五月望日出城，則李賊已遯，而燕京化爲胡國，所述甚悉。」這裡提到的盛國芳這號人物，在前述於松江府的討伐楊汝成的檄文，以及蘇州府的討伐項煜的檄文，都是把他們作爲實際可見的在北京的投降者之醜態的證人而引出他們的名字，如此一來不難想像這些檄文的起草者，是從北來避難者收集第一手消息的狀況。
《丹午筆記》所收王心一等人的〈討時敏檄〉中，作爲見證時敏投降的證人，列出的有魏學濂的家人、吳爾壎的家人、武進士王三錫、京商周雲章等名字，總的來說，北京消息的提供者，與其說是高級官員，不如說比較多的是奴僕或商人等庶民，或未任官的士大夫等。原因在於，他們在尚未被李自成軍召喚之前就逃走了，同時也反映當時江南的氛圍是對於高級官員的逃難者，他們未能殉國而遭到責難猜疑的眼光。
作爲將北京消息傳到江南的第一次傳播的媒體，要舉出的第二種是軍事消息傳達的手段。在崇禎十七年三月到五月邸報斷絕的期間裡，塘報成爲傳播北京消息的重要手段。朱傳譽提到明末幾則塘報的例子，並指出：「一般來說，崇禎時塘報大多是軍方直接派人探報，……。北都淪陷以後，所謂『塘報』，都是得自民間。」關於當時把北京淪陷的狀況傳播到江南的塘報，在此可舉幾則具體的例子。上海圖書館編《甲申紀事》附載的〈張士儀稟報思宗縊死及京師情形〉，是由副總兵張士儀以四月二日逃離北京的工匠們其口述爲基礎而作成的簡單報告，於四月二十二日以後發佈，文末是以「大變是的。日已久矣，四方必聞，恐有不肖之念者、乘之而起，則削平爲難。莫若急求親王紹統，頒詔發喪，則海內復知有君，不敢亂動矣」的建議作爲結語。《爝火錄》收錄的〈陳方策塘報〉，與其說是傳播消息，不如說是指出李自成軍的弱點，並且呼籲反攻的文章。馮夢龍《甲申紀事》也是，不僅有陳方策塘報的節略內容，還收錄陳方策寄給史可法的書簡，根據文中註記提到陳方策是福建省莆田出身的監生。前述松江府討伐楊汝成的檄文中，提到「楊御蕃的塘報」，就管見所及的範圍內並未能找到該篇原文，不過，在上海人葉夢珠《閱世編》卷十載有提及山東總兵楊御蕃的塘報的記事，根據這篇記事，「甲申之變，相傳開彰義門獻城者，曹化淳也。據山東總兵楊御蕃塘報，又云是兵部尚書張縉彥」。就塘報其文書屬性而言，雖然是以特定官員而非不特定多數的人們爲對象，但是可能也有相當多人能知道這些塘報的內容。
第三種傳達北京消息的資料源頭，是史料提到的所謂「北來單」或「公道單」。前引馮夢龍《甲申紀事》的序文載有：「武進士張魁十六日出京，有北來公道單，敘忠逆近實，而未及紀事。」馮夢龍在《紳志略》報導在京各官的動向時，也時常以「北來單」作爲根據。雖然其形式與內容不明，但是從《紳志略》的記事來想像的話，應是在姓名之下注記「死難」、「以老釋歸」等內容。從程源《孤臣紀哭》四月十七日的記事中，提到「遇京城逃人至，出一單雲，吏政府一本，爲考選事，諭新考選諸臣於初六日見朝，所載七十餘人」來看，這些「單」應是李自成軍爲了聯絡和統制官員們而發出。對於相當關心在京官員們之動靜的江南民衆，這些「單」由於正是出自李自成軍之手，因此具有使投降的官員們無法辯解的直接證據的效果。
從北京返回的人所帶的消息以及他們攜回的「公道單」或是塘報等所載消息，除了藉由口傳輿論散佈以外，還以印刷品的形式廣泛流佈於整體江南社會。關於這樣的第二次傳播手段，最後進行簡單地探討。
根據姚廷遴的《歷年記》，他是經由「小報」取得北京噩耗的消息。關於民間新聞「小報」，歷來在中國新聞史研究即已論及。不過，關於小報的史料多屬片斷，特別是能顯示明末清初小報內容的史料又是極少。在這一點上，《歷年記》提供的例子可謂貴重。姚廷遴的友人所持的小報，將皇帝自殺的日子誤記爲四月二十五日，雖然完全是杜撰的內容，但是在重大事件發生之際，恐怕就是這類被刊行的印刷品在民間社會廣泛流傳。《歷年記》接着提到「不一日大報到」，這「大報」是指什麼呢？大報與小報的區別，與其說是反映紙張大小或記事長短，不如說可能是指官方發行還是私人發行的區別。例如，依據《啓禎記聞錄》提到，同年五月「南直巡撫鄭（瑄），有告示刊印遍佈。大意雲，先帝不幸受害，南都大臣魏國公徐、兵部大堂史等，擁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於五月初三日登監國之位。……衆宜安戢靜聽，毋生疑懼。此示。餘十三日於承天寺前見之」。當然，《歷年記》所言「大報」，不一定與這則告示是相同之物，但是被刊行且廣佈的這種告示一類或許即稱爲「大報」。（三之二：摘自時報文化《明清交替與江南社會》）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