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特朗普一頓折騰 中國將重新成爲德最大貿易伙伴

（原標題："特朗普一頓折騰，中國要重回第一"）

文 觀察者網 阮佳琪

今年上半年，德國貿易格局悄然生變。據英媒路透社8日報道，德國統計局的初步數據顯示，中國與美國在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席位上的差距已大幅縮小。受美國特朗普政府加徵關稅影響，德國對美出口下滑，讓中德貿易距離反超美德貿易僅一步之遙。

路透社測算數據稱，1月至6月，德美雙邊貿易總額約爲125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0453.5億元），中德貿易額達到了1228億歐元（10269.5億元）。

“美國雖暫時保住德國頭號貿易伙伴的頭銜，但領先優勢已十分微弱，” 德國商業銀行的經濟學家施塔默（Vincent Stamer）分析道。

報道提到，2024年美國曾終結中國連續8年的領先地位，成爲德國最大貿易伙伴。當時，德國以政治分歧和所謂“不公平做法”爲由，尋求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推動了這一轉換。中方對此多次嚴正駁斥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等論調。

但當特朗普今年1月重返白宮並重啓關稅戰後，貿易風雲再掀波瀾。美歐7月達成的貿易協議框架將多數輸美產品關稅定爲15%，直接衝擊了德國對美出口。

數據顯示，上半年德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3.9%，降至776億歐元。科隆經濟研究所的國際經濟政策主管馬特斯（Juergen Matthes）預判，“未來德國對美出口的頹勢可能持續甚至加劇。”

德國商業銀行進一步預測，受美國新關稅影響，未來兩年德國對美出口可能下滑20%至25%。

“照此趨勢，中國有望在今年重新成爲德國最大貿易伙伴”，施塔默補充道。

有消息人士7月稱，德國總理默茨預計年內首次訪華

據報道，上半年德國從中國的進口額同比大漲10.7%，達到814億歐元（6807億元）；對中國出口額同比下降14.2%，降至414億歐元（3462億元）。目前，德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400億歐元（3344.96億元），僅次於2022年的水平。

對於進口激增，施塔默認爲，核心原因在於“德國企業和消費者顯然很難找到中國商品的替代品”。馬特斯則提到，人民幣對歐元匯率存在顯著低估，也讓中國進口商品在價格上更具優勢。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同德國外長瓦德富爾共同會見記者時表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和聯合國成立80週年，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強權霸凌行徑正在給世界帶來嚴峻挑戰。在百年變局加速演進背景下，大國應當勇立潮頭、擔當作爲，順應世界多極化必然趨勢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堅定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作爲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中德應加強交往、深化合作，共同做好三件事。

除了夯實兩國關係根基、踐行多邊主義，王毅指出，中德應提升雙邊合作質量。

他表示，中德互爲各自地區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連續9年超過2000億美元。對華貿易支撐起100萬德國就業崗位，中國市場吸引了5000多家德企在華投資興業。加強互利合作是中德雙方的“必選項”，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也同德國新政府聚焦經濟發展的施政目標相吻合。雙方還就各自的經貿關切進行了深入探討，一致同意爲務實合作搭建更爲穩定、可預期、可信賴的政策框架。中國加快走向現代化將爲德國和歐洲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中德在綠色轉型、人工智能、量子技術等前沿領域有着廣闊前景，雙方拉緊利益紐帶，追求命運與共，纔能有效抵禦外部風險挑戰。

王毅強調，國際形勢越複雜，大國越要加強協調。風險挑戰越突出，各國越要增進合作。當前形勢下，中方願同德方一道，秉持正確史觀，不忘建交初心，加強戰略溝通，堅持求同存異，深化務實合作，共同做多邊主義的倡導者、自由貿易的捍衛者、開放發展的貢獻者，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延伸閱讀

德國新總理的涉華表態，爲何比往屆更謹慎？

當地時間7月27日，美國、歐盟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達成初步貿易協議。隔天，歐元遭遇近2個月以來最大單日跌幅，多位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對協議表達擔憂和不滿。

歐洲尤其是德國如何看待這份協議對歐洲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爲何歐洲一邊強調戰略自主、一邊在安全、能源等領域加強對美國的依賴綁定？面對美國的步步緊逼，歐洲如何平衡與中國的戰略靠近？

就相關話題，觀察者網對話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教授。

【整理/觀察者網 郭涵】

觀察者網：歐盟領導人與特朗普達成的協議引發了不少討論，尤其是法國等國家帶頭表達了激烈立場。相比之下，德國方面似乎並未作出過於強烈的反應。您認爲美歐之間的這份協議是否符合德國政界和商界此前的預期？

鄭春榮：這要看我們如何定義“預期”。從某種角度看，德國國內確實存在不同層次的期待——有些是較高的期待，有些則是“忍氣吞聲接受”的底線預期。從德國經濟界角度來說，肯定存在不滿的聲音。他們擔心，目前宣佈的15%關稅以及附加條件會對本已疲弱的德國和歐洲經濟造成更大壓力。何況，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本身就受到削弱，關稅政策的變化勢必影響德國GDP的增長率和出口表現。

總體來看，德國經濟界的反應是比較失望的，並認爲接下來的壓力會進一步加劇。而在德國政界層面，可能起初的期望較高，但最後只能選擇接受這個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無奈的務實選擇”——畢竟往好處想，歐洲避免了30%的懲罰性關稅，也避免了與美國爆發全面貿易戰，貿易戰對於德國經濟來說無疑是個更糟糕的情景。

但換個角度講，像德國總理默茨曾經提出，理想目標是爭取全面零關稅、重新啓動歐美貿易協定談判等，這顯然已不具現實性。特朗普先是施加高壓，威脅徵30%關稅，再給出一部分“讓利”，從心理上或許讓歐洲人更容易接受一些。

7月27日，特朗普與馮德萊恩在蘇格蘭會面，宣佈美歐達成協議

觀察者網：按照目前的協議內容，15%的統一關稅可能對德國的汽車、製藥、機械製造等產業帶來哪些衝擊，包括對其中長期競爭力的影響？是否可能加速推動德國製造業的供應鏈重組與市場調整？

鄭春榮：這的確會對德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構成實質性衝擊。首先我們要明確，目前雙方仍處於達成框架協議階段，許多技術細節尚未明確。例如，歐洲承諾對美國7500億美元的採購額到底如何計算、是否所有產業都一律適用15%的關稅、是否存在額外附加條款等問題，目前都沒有清晰答案。此外，特朗普和馮德萊恩的講話內容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

從對具體行業的影響來看，德國汽車和製藥行業首當其衝。其實，這種倒逼機制已經在過去幾年初見端倪——部分歐洲製造業已開始向美國轉移。畢竟特朗普的關稅策略目標之一就是爲了吸引外企在美國本地生產，而不是繼續進行出口。

因此，從產業鏈重構和供應鏈調整的角度看，德國和歐洲的企業確實可能因成本覈算和競爭力考量，逐步向海外尤其是美國轉移。但這一過程不會立刻發生，因爲還需要時間觀察後續關稅政策的具體落地，以及特朗普是否會“變卦”這種不確定性。

歐洲企業也會保持審慎態度，因爲不確定性仍然很大：即便按照目前的協議達成一致，特朗普未來是否會推翻協議仍未可知。

圖爲德國總理默茨

觀察者網：歐盟內部對該協議的態度似乎也不統一。法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反應強烈，而德國政界似乎更多強調“避免最壞結果”的務實立場。這種分歧會不會加劇歐盟內部在該問題上的不一致？

鄭春榮：首先要澄清一點：歐盟的共同貿易政策權限是由歐盟委員會統一掌握的，並不屬於各成員國。成員國當然可以提出意見，並試圖影響馮德萊恩的立場——例如默茨認爲不可以跟美國鬧掰，馬克龍則希望歐洲的態度要更強硬。但最終決策是由歐盟委員會來做出，這個立場也是馮德萊恩等人權衡後的考慮。

更何況在本屆歐洲議會選舉之後，馮德萊恩主席領導下的歐盟委員會權力集中程度也很高，這部分源於一些大國的政治地位受到相對削弱。

當然，圍繞關稅談判問題，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難以避免。未來協議的細則落地過程中，法國和德國仍然可能試圖施加影響。因此，馮德萊恩需要在技術細節層面上實現一定的平衡與迴旋。

觀察者網：美歐之間初步達成關稅協議，也標誌着特朗普2.0時代跨大西洋關係的一個重要節點。此次協議包括歐盟大量採購美國能源和軍事裝備。這是否加深了歐洲在能源與安全領域的對美結構性依賴？歐洲圍繞所謂“戰略自主”的討論是否已被邊緣化？

鄭春榮：我不認爲“戰略自主”已被完全放棄。恰恰相反，特朗普2.0上臺後，反而讓歐洲內部的戰略自主意識得到進一步增強。尤其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他一直是歐洲戰略自主的積極倡導者。

但戰略自主如何“落地”的問題，在歐盟內部存在不同理解。例如法國主張開發獨立的歐洲軍工體系與武器系統，而德國的看法比較平衡，認爲戰略自主並非要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脫鉤”，而是要在維持對美依賴的同時，增強自身的自主行動能力。這種“雙軌”路徑更符合德國的現實考慮。

以軍備爲例，德國認爲完全自主研製武器系統成本高昂、週期漫長，難以實現短期替代，因此繼續依賴美國仍是現實選擇。包括在覈安全保障上，拋開美國僅僅依靠法國（甚至英國）也是不夠的。

此外，近期歐洲在北約框架內不斷強調與美國加強協同，包括北約秘書長呂特之前在峰會上說了一通討好特朗普的話，都是想辦法通過做出一定的讓步以“留住特朗普”，這說明歐洲的對美依賴並未削弱，甚至在有些方面更是有所加強。畢竟關稅博弈不僅僅是一場經貿談判，而是要對美歐安全防務合作等問題做通盤考慮。萬一歐洲的立場強硬到讓特朗普甚至在防務領域也“甩手而去”，這顯然不是歐洲想看到的。

所以，這裡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歐洲人在提升戰略自主的能力，包括提高軍費開支、加大對自主研發武器裝備的投入，這和過去相比，肯定會帶來防務自主能力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在能源、經貿、軍工等領域也同步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或者說綁定。因此，從總體效果來看，歐洲的戰略自主提升仍非常有限。

德國總理默茨曾希望美國豁免德國汽車關稅，但在美歐達成協議後表示，這是“在特定情況下可實現的最佳結果”

觀察者網：在當前美國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歐盟上週與中國開展了高層接觸，同時，又陸續在產能、補貼、市場準入等議題上提出強硬立場。這是否可以被認爲是一種“邊談邊脫鉤”的現象？在目前的局勢下，歐洲會不會考慮戰略靠近中國？

鄭春榮：特朗普二次上臺後，歐洲確實有意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給自己保留更多的迴旋餘地。這肯定意味着要爭取與中國保持建設性的接觸。這從馮德萊恩此次訪華、中歐高層領導人會晤的安排、以及此前她在達沃斯論壇上釋放的信號中都可以看出，希望能加強建設性溝通，在經貿問題、全球治理等領域，中歐之間該合作的還是要合作。

在美國步步施壓的背景下，歐洲顯然應該考慮與中國加深合作。然而，中歐關係的發展卻沒有完全達到這樣的預期。部分原因同歐方的心理和策略有關。

一方面，他們希望與中國保持合作，爲自己爭取更大外交行動空間；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在以中美對抗爲背景，出現了“待價而沽”的心態：既然中方想要加深合作，便順勢提出一些無理的要價或要求，甚至將中歐關係與俄烏衝突等問題捆綁，並施加各種附加性要求。

與此同時，歐洲方面也有一些勢力希望在對美關係中打“中國牌”，進而佔據更有利位置。這種想要“左右逢源”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中歐關係的深化。

觀察者網：到目前爲止，您如何評價默茨政府相較上屆德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延續性和未來走向？短期內德國總理的訪華是可以預期的嗎？

鄭春榮：首先，與上屆聯合政府相比，默茨政府的對華政策總體延續性較強：一方面繼續推動雙方的務實經貿合作，另一方面在敏感領域奉行對華“去風險”策略，因而，繼續推行某種雙軌政策。

其次，可以觀察到的情況是，自上任以來至今，默茨在對華問題上的正式表態相對謹慎，甚至很少表態。我的理解是，這反映了他在對華政策上有意與歐盟保持高度協調，並在觀察中歐整體關係的走向後再作出系統調整。

最後，與上一屆三黨聯合政府相比，當前德國政府的內部協調能力明顯增強，默茨對各部委的掌控也更加穩固，包括外交部長、經濟部長的人選都出自基民盟，也聘請了一批專業人士擔任政府高官。默茨本人也具有經濟界背景，對中德經貿合作的重要性有更深的體會。基於目前信息，我認爲他在下半年訪華是有較高可能性的，中德之間在經貿領域加強務實合作依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