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汪子美的衰年變法

◎羣山

寂寞多年的漫畫家汪子美，近來卻被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研究。我想，箇中緣由，多半與其作品特具的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有關。比如，他爲紀念魯迅先生逝世所作的《魯迅奮鬥畫傳》，爲紀念“中國第一屆漫畫展”而作的《重陽登高圖》，以及災荒之後創作的《鳥語花香仕女彷徨日，神哭鬼號災民吶喊年》等，即庶幾被公推爲經典傳世之作。由此可證，所謂千古事，又何止於文章。

另外，因了其漫畫多取隱喻、象徵或虛擬筆法，常給人神秘、多義之感，故又有中國“漫壇斯芬克斯”之譽；當然，也更有出於不同的視角和體會，以“唯美漫畫家”“肖像漫畫家”“素描漫畫家”“抗戰漫畫家”冠之者。《國際漫畫雜誌》主編約翰·A·蘭特也說：汪子美的“繪畫風格和漫畫內容涉及一切可能”。凡此種種，其實也早已將“畫如其人，人如其畫”的意思隱含在內了。

放棄了以往慣用的漫畫技法

如此一位漫畫大家，卻突然“衰年變法”，這頗讓人覺得，其後期的畫作“不知爲什麼”，不若早期的漫畫那麼幽默、犀利、“解氣”了。而這方面，以我所見，在新中國成立後他爲數不多的作品中，當以《趙巧兒送燈臺》的插圖尤爲顯例。

《趙巧兒送燈臺》一冊，三十二開平裝本，重慶市人民出版社1955年3月初版，內錄邵子南整理的《葫蘆灘》《頭一個說書人》《趙巧兒送燈臺》《兩顆西瓜子》《臭牡丹》和《王抄手打鬼》，凡六個流傳在川蜀各地的民間故事。其內容，或反映人們對於美好生活和自由幸福的嚮往，或揭露爲富不仁者之貪婪本性，或刻畫統治者的迫害及被壓迫者的反抗；也許因《趙巧兒送燈臺》有着多重寓意，編者竟索性以此篇名作了書名。需要指出的是，“1955年”和“重慶市人民出版社”這兩個時間及空間概念，極易讓我們聯想到特殊年代的那次大規模蒐集、整理民間故事的熱潮。

上述所謂其“衰年變法”的主要表現，是他幾乎放棄了在民國年間慣用的以誇張、變形爲主要特徵的漫畫技法，一變而爲以工筆線描的寫實手法描繪形象；而我以爲，這些寫實的形象，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卻並非次品，以至於令我的老眼爲之一亮。觀其筆法，也不再單單是隱喻、象徵、譏刺、奚落、嘲弄、諧趣，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寬容、同情、規勸和警戒之意。比如，趙巧兒送燈臺故事，其實有多種傳說版本，也並非僅僅流傳於川蜀。趙巧兒投機取巧送燈臺到海底之後，也並非僅僅“一去不回”，而有被魯班的妹妹及時救出，從此改邪歸正之說；而在我的故鄉，甚至有魯班治服龍王將其救出，並最終成爲得魯班真傳的優秀弟子的說法。這當然都表現出人們對這個聰明孩子的寬容、同情和希冀。或許正是考慮到故事可能的蘊含，汪子美並未將趙巧兒的形象設計爲其貌不揚的狂傲小子，而是一個木訥、憨厚的小夥兒，顯然是有意給讀者留下了更多的解讀空間。在今天讀來，這圖畫是否也還隱含着對信義、真誠的呼喚，確實值得深思。

《頭一個說書人》說的是一個先天失明的王子被國王逐出，在飽經磨難後終成爲聞名遐邇的說書藝人。他斷然拒絕後悔的國王讓他繼承王位的邀請，甘願將故事說唱給農人、牧人、獵人和引車賣漿者流，圖中的說書人、聽書人，個個悠然怡然，快如仙人，真可謂南面王而不易也；不僅如此，這王子還常常助人爲樂，不惜取下仙女送給他的玉石琵琶上的弦，給魯班做墨斗的墨線、給姜子牙做釣線，取下腿板送與乞丐唱蓮花落，而蓮花落從此竟成爲一門說書藝術。這是一個很可以讓人想到藝術的起源、傳播及終極目的的故事。

而《臭牡丹》講述的是一母同胞的兩姐妹不同性格、命運的故事。儘管姐姐品行惡劣，時刻算計妹妹，但畫家並未將其醜化，這其中是否隱含着對親情、和美、善良等道德品質的呼喚？只有《王抄手打鬼》一篇的插圖，或許畫家已控制不住對那些欺壓良善的“鬼”們的憤懣情緒，才稍稍動用了漫畫技法，將騎在豬背上的“城隍菩薩”刻畫成一個竟比蠢豬還蠢的蠢貨，而騎在馬上站在遠處的王抄手，卻仍然寫實，且毫髮畢現、神情自若，畫家的快意恩仇、愛憎分明若此。綜合看來，汪子美對《趙巧兒送燈臺》各篇插圖的莊諧繁簡，以及整體的佈局和格調，似乎是早已謀劃好了的。

不要在方生的時代死去

汪子美這種“變法”，其實並非沒有心跡可循。他在1950年1月《大公報》上發表的《不要在方生的時代死去》一文，即對自己將來創作的發展路向有着清醒的認識，他說：“當人民革命已實現完成，今天一個藝術家，如果依舊拋錨於中途或倒馳向舊路上去，無疑地，他會被翻新的歷史的一頁所壓下去，那就是說，他的藝術生命，必將被舊的浪潮所淹沒而亡了。”因此，“展在眼前的一條路，就是新現實主義，也就是唯一的我們所應走的一條藝術之路”；而他所謂的“新現實主義”，也即他自己在同文中所謂的，“是朝向人們的生產建設上，是朝向新民主的次序上，是朝向新時代的和平精神上，作着正面的激進的發展的”藝術之路，所以他呼籲並表態：“藝術家們啊，從發黴的象牙塔走出來，看看太陽所照着的我們的發展方向吧！我們既要生，也要長，絕不要在方生的時代死去！”（轉引自蔚然著《汪子美畫傳》）這樣的文字很讓我感動。實在說，餘生也晚，真的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懷疑他的真誠。

倘若我沒有將他的意思理解淺了或錯了，那麼我以爲，他的“變法”，在內容上並未放棄漫畫（藝術）的社會功能，甚至強化了它的某些功用，比如爲民間故事作插圖，未嘗不是對藝術“成教化，助人倫”傳統的高揚；在這裡，漫畫和故事，質實一也，只形式不同罷了。

鮮見但卻未必平凡的小花

而說到形式，從多樣化到專事單線白描寫實，其實也是他在藝術上的揚棄，是他自己在新社會、新時代話語表達式的一次艱難探索，無論成敗與否，我們都應對其表示足夠的敬意。事實上，同汪子美一起從舊社會轉型過來的一大批漫畫家，如張光宇、張樂平、葉淺予、魯少飛、陸志庠、黃苗子、特偉、丁聰等等，儘管他們也都經過了艱難、痛苦的“變法”，但作品中仍然透露出了一定的解讀彈性。或許，只有抱着客觀、冷靜的態度，我們才能讀懂那些“變法”的作品，才能理解那一大批畫家，從而也纔會感到更多更大的讀圖樂趣。

我對汪子美的漫畫一向感興趣，但我的興趣並不在探究他是“漫壇斯芬克斯”，抑或否；也不在考證他是唯美的、肖像的、素描的漫畫家，抑或否。我是覺得，汪子美的所有畫作，就如他辛勤培育、苦心經營的一個大花園，而我，只是站在籬外的一個欣賞者。然而幸運的是，就在他那花園裡頭，除卻前述那些“奇花名花”之外，我還發現另一種鮮見且鮮豔，但卻未必平凡的小花，這使得他的“花園”越發鮮豔奪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