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容忍政策防犯罪 治標不治本

當政治人物高喊性騷擾、酒駕、虐兒「零容忍」時，現實是，去年職場性騷擾的案件仍有九四九件成立、酒駕事故死傷人數爲九二四三人、兒虐事件二四二五件，「零容忍」已淪爲口號，爲何難以落實？

「零容忍」起源於犯罪學，其衍伸自一九八○年代的「破窗理論」。「破窗」比喻的是，若低層次犯罪如當街便溺、牆壁塗鴉、成羣結黨、大聲喧譁、販賣禁藥、酒醉等，影響公共秩序卻未受到制止或關心，將導致更高層次的重罪。

「破窗理論」與「零容忍」背後預設重罪與微罪具有因果關係，即先有微罪纔有重罪；微罪是重罪的開端，微罪暗示重罪的可能。避免重罪的方式，是以強硬且公平的手段來不容忍微罪。

然而，其預設所產生的問題至少有五：第一，微罪與重罪並不存在因果關係，微罪並不保證一定會發展爲重罪，而重罪並不一定會先有微罪。第二，「零容忍」是個理想，不只因爲人非聖賢，更在於社會資源有限。第三，去脈絡且一視同仁的處理，卻不考慮任何緣由或文化與環境因素。第四，犯罪與否，建立在第一線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上，民衆只要有任何引起警察懷疑的舉止，警察都可進行盤查。第五，警民之間的信任關係將轉爲對立關係，一切都論法而忽略情與理。

由此可知，「零容忍」是爲了降低犯罪率，但兩者並無直接關係，如一九九○年代美國各大城犯罪率普遍下降，並非因爲所有城市皆仿效紐約市施行「零容忍」政策，反而與經濟成長較爲相關，因爲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導致社會穩定。

「零容忍」僅短視、去脈絡的針對事件的結果一視同仁，而非真正的公平（不符合比例原則，亦將導致人們不易挺身舉報他人），且未考量舉報人背後的原因。

人們舉報他人犯罪的原因很多，「零容忍」僅是原因之一，如今卻上升到「首要」原因卻忽略其他原因、甚至多重原因的可能，如此便難以對症下藥，「零容忍」淪爲治標不治本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