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利用海關操縱中國財政

王正廷是巴黎和會中方代表團成員之一。（本報資料照片）

2025年9月760期《傳記文學》關稅自主權收回始末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召開關稅特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美、英、日、義、法、比、荷、葡、西班牙、丹麥、瑞典、挪威等十三國代表，關會爲各國第一次正式開會討論更改中國稅制問題，其重要性固不待言。段祺瑞臨時執政向列國代表致歡迎辭，繼曰關稅自主權是主權國家所必要者，中國當然有要求自主權的權利，隨後中國代表王正廷提出實施關稅自主辦法，主要是藉裁釐來換取關稅自主，而在裁釐與關稅自主的過渡時期，則先徵收較華盛頓會議所允許較高的附加稅。

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中國各地持續出現反抗外國在華勢力的運動，國人意識到，由各種不平等條約帶來的關稅限制，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調整進口稅的能力，輿論對自主問題，要求甚爲迫切，蓋因關稅操之於外人，遂致門戶洞開，外貨侵入，國內產業無法與其競爭而日漸衰敗，輸入額永遠超過輸出額，物質缺乏，民生凋蔽。故關稅自主系提案中最重要之部分，十月三十日關稅自主委員會開會時，王正廷說明若關稅自主案不能滿意解決，則此次開會殆無意義，王氏說明後，日本代表首先贊成自主原則，其他各國多采質疑態度，如籌備期間三年，是否嫌短？將來國定協定稅率，能否適應國際貿易情形？裁釐計劃，按中國政情，是否切實可行？隨後王氏提出裁釐辦法，按當時在地方強勢的民國時代，「厘金」是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各省徵收之厘金，以及類於厘金之各項稅收，每年概估總額約爲華銀七千萬元，向爲各省進款之大宗，裁釐之後，恐各省收入蒙受重大損失，中央政府擬預籌款項，以抵償所失，各省每年不敷之數，擬分二期彌補，第一期由增收關稅附加稅項下劃出一部分，爲抵償之用，第二期即關稅自主期，則由關稅項下籌撥。

中國提出的自主案，日本、美國雖然原則上同意，但日本提出普通貨百分之二點五附加稅，即使在過渡期間亦不敷應付裁釐計劃。而美國強調須先訂立新約，才能廢棄舊約，也才能談關稅自主問題，至於訂立新約的首要條件即爲廢除厘金；日本則不以廢除厘金爲條件，而以訂定相互協定稅率爲條件，中國則認爲裁釐爲內政問題，關稅自主與裁釐是兩回事，不能併爲一談，自此關稅問題陷入僵局。

中國和各國代表之間的歧見，使得關稅問題處於膠着狀態，彼時中國輿論愈來愈強硬，要求關稅自主呼聲愈來愈高，十一月十六日，王正廷向各國新聞記者表示中國爭取關稅自主的決心，陳述如果列國不接受中國關稅自主的要求，中國可能仿效土耳其之先例，廢除與列國間一切關稅條約，英美迫於情勢，改採妥協的姿態，日本也深覺有調整方針的必要，調整的第一步驟即避開將協定稅率載入中國關稅自主提案。十一月十九日，中國得到關稅特別會議上的最大成果，列席會議之各國代表，議決通過中國關稅自主條款。

關稅開會半年，尚未作出決議，此時廣東政府革命軍之勢力，已達長江，形勢嚴重，甚至會議所在地首都，亦曾一度宣佈戒嚴，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執政被逼下野，各國趁北京動亂之時，推翻原議，改爲普通品和奢侈分別徵收百分之二點五和百分之五的附加稅，此時中國會議代表王正廷已離開北京，各國代表，也陸續離京，會議遂停頓解散。

耗資一百三十萬元的關稅特別會議歷時半年有餘，由於列強向來是利用海關作爲操縱中國財政金融工具，根本無意解決中國關稅問題，更不願合理提高外國輸入中國商品的附加稅，而是利用中國政局的動盪，再度阻遏了中國關稅自主的實施步驟。對於附加稅的稅率，雖未達成正式協議，但北伐後之國民政府，在國定稅則的訂定上，大致根據北京關稅特別會議的提案稍作變通；對於中國關稅自主權，雖未形成具體法律文件，但列強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的承認，爲中國政府後來取消協定關稅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南方的國民政府自始反對北京召開關稅會議，國民政府視之爲「純爲與帝國主義勾結圖利之一種會議，頗有擴充不平等條約之危險」，主張「此次會議，當要求完全關稅自主」，認爲會議之目的，不過使北洋軍閥得到鉅款，繼續混戰。及至關稅會議因北京政變中斷，而後來掌控北京政權的張作霖，急於另闢財源，一再催促關稅會議重開，簽署正式協議。國民政府則提出嚴重抗議，一旦關稅會議重開，不惜採激烈手段抗爭到底。（三之二；全文請見760期《傳記文學》）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