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主權個人”精英對所有國家的戰爭

由資本主義精英階層把持的帝國主義正在走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由少數人壟斷一切並企圖摧毀所有國家的階段

對“自由空間”的爭奪，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底層邏輯。希望獨佔，則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空間秩序觀——一種極爲地方化且具有基督教一元論色彩的秩序觀。每當資本需要對內或對外擴展空間時，它總是傾向於通過摧毀空間中既有秩序結構的方式，來牟取壟斷地位

當資本主義精英尋求拓展空間而國家成爲阻擋其擴張的絆腳石時，前者往往會訴諸“自由”，甚至會以人民的名義對他們所不齒的“烏合之衆”進行直接動員以摧毀某種秩序

在極端自由意志主義者看來，尋求“自由”的路上，國家是最大的攔阻者。他們不只要主宰美國，更要實現主權個人向所有空間的擴展。他們認爲，“文明”的使命是主權個人對所有國家的戰爭

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終極烏托邦是一個只有少數精英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裡沒有國家的位置，也沒有人民的位置，只有如上帝一般完全“自由”的他們

文 | 殷之光

“我們所有的機構都出了問題，其中最腐敗的是美聯儲。”2021年，當“硅谷教父”、科技右翼羣體的核心人物彼得·蒂爾在阿特拉斯協會年度籌款晚會上講出這句話時，臺下響應他的觀衆們發出了不屑的噓聲。噓聲針對的是代表着“深層國家”的各種機構。在演講中，蒂爾明確表示，這些機構束縛了人的自由，是“失敗的集體主義”。

蒂爾將美國描述爲被“庸衆”佔據國家關鍵機構、背離了個人精英主義路線的失敗國家，說比特幣爲打破這種“失敗的集體主義”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他強調，自由意志主義的使命是找到“擺脫所有政治形式”的途徑。

蒂爾2021年發表演講時，特朗普正因國會山騷亂麻煩纏身，民主黨剛剛上臺，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還不明晰。他在演講中強調，此時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們“不是要通過政治尋求拯救，而是要通過超越政治來實現拯救”，“這個世界上沒有真正自由的地方”，因此要尋找新的“未被發現的自由之地”。蒂爾眼中可能實現“自由”的空間是：賽博空間、海上的永久居住地以及外層空間。他稱自由意志主義者們需要通過技術手段儘快實現向這些空間的擴展，保留文明火種。最近，埃隆·馬斯克也提到了他的火星殖民計劃——隨着特朗普再次上臺並與硅谷精英結成同盟，自由意志主義者們的政治主張再次沸揚開來。

特朗普與馬斯克們的一系列舉動，給美國國家機器和社會機構帶來了巨大沖擊。要理解這種行動背後的邏輯，就要追問馬斯克們到底希望創造一個怎樣的世界，更要理解由資本主義精英階層把持的帝國主義正在走入一個新的階段——一個由少數人壟斷一切並企圖摧毀所有國家的階段。

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烏托邦

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政治理念，可以從阿特拉斯協會中找到思想端倪。“阿特拉斯”這個名字來源於“客觀主義”哲學流派創立者安·蘭德1957年出版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客觀主義”哲學以個人利己主義爲絕對核心，強調資本主義是唯一一種能讓個人繁榮發展的社會。在書中，蘭德描繪了一個由極少數精英建造的“自由”烏托邦。在這裡，自私且精明的商人、科學家、藝術家等精英組成了一個“完美社會”，金錢替代虛無縹緲的道德成爲維繫一切的紐帶，是“社會美德的氣壓計”。

在小說中，這個烏托邦由約翰·高爾特建設。高爾特是一名生活在美國的天才工程師、發明家，也是一位哲學家。他設計了一種革命性的靜電發動機，試圖通過技術創新來徹底改變世界。然而，受“集體主義”影響至深的美國已被廣大“庸衆”佔領——這些人在小說中被稱作“寄生者”。寄生者們佔據了政府、大學、公司管理層、行業協會、國際組織，以“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爲名限制個人企業的技術發展，限制競爭，甚至通過法律、媒體、政府、工會等打壓被稱爲“創造者”的極少數精英，否定個人奮鬥的重要意義。作爲對寄生階級的反抗，高爾特聯合其他創造者掀起了一場罷工。雖然創造者們人數極少，但他們是“堅持理性”的人類精英。這些人中包括髮明高性能合金推動工業進步的鋼鐵大王、對抗官僚主義與工會的鐵路總裁、堅持自由市場原則的煤礦主、不惜自我毀滅公司來揭露“集體主義”荒謬性的銅業巨頭、倡導迴歸真正的古典理性哲學的哲學家等等。

在罷工宣言中，高爾特宣稱要堅持“自私的美德”，“不爲他人而活”，不被寄生者們“剝削”。其他創造者響應了高爾特的“理性”主張，在一個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峽谷深處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平等”烏托邦。在這個被稱作“高爾特的峽谷”的烏托邦裡，創造者們保留了人類文明的火種，並推動人類技術繼續發展。由於創造者們退出了社會，以“停止世界的發動機”的方式“迫使社會反思”，那個由寄生者們佔據的社會迅速崩潰。

我們可以將《阿特拉斯聳聳肩》看作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的一個烏托邦文本，它體現了以個人爲核心歷史動力的精英主義世界觀。在這種世界觀下，人類歷史的發展變成了精英個體的主觀創造。這些個體取代了基督教神學中上帝作爲創造者、唯一主權者的地位，成爲了人世間唯一能夠運用智力與理性並掌控自然與人類社會發展密碼的全知全能者。換句話說，這種世界觀並沒有實現對宗教的祛魅，反而更像是要在“上帝死了”之後的世界中用“精英”來替代神格維持森嚴的等級。

摧毀“舊社會” 爭奪“自由空間”

如今，隨着美國政局的演變，從硅谷互聯網經濟模式中誕生的極端自由意志主義者——包括扮演精英政治神學家、西方文明先知角色的彼得·蒂爾，以及刻意塑造自己硅谷“鋼鐵俠”形象、宣稱肩負拯救人類文明使命的埃隆·馬斯克等人——積極地走到了前臺。他們復刻着《阿特拉斯聳聳肩》，學着高爾特的樣子，試圖徹底摧毀被“寄生者”或“庸衆”佔領的“舊社會”，並在一個沒有國家、沒有制度和倫理束縛的“自由之地”或“自由空間”建立起由他們自己掌管的烏托邦。在這個去中心化、無政府的烏托邦中，彼得·蒂爾們幻想着通過腦機接口與基因編輯技術獲得意識甚至是肉體的永生；以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創造出勞動者的替代物。

對“自由空間”的爭奪，是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底層邏輯。希望獨佔，則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空間秩序觀——一種極爲地方化且具有基督教一元論色彩的秩序觀。每當資本需要對內或對外擴展空間時，它總是傾向於通過摧毀空間中既有秩序結構的方式，來牟取壟斷地位。

縱觀西方資本主義拓展“自由空間”的歷史可以看到，作爲個人的資本主義精英與作爲組織化力量的國家之間的關係經歷着反覆的震盪。

當資本主義精英尋求拓展空間而國家成爲阻擋其擴張的絆腳石時，前者往往會訴諸“自由”，甚至會以人民的名義對他們所不齒的“烏合之衆”進行直接動員以摧毀某種秩序。例如，當資本主義在歐洲謀求支配地位時，就是以“自由”之名來構建資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並將農民從封建生產關係中解放出來轉變爲勞工，最終摧毀了依附於土地的封建權力與所有權關係。

當資本主義精英試圖建立某種有利於自身擴張的霸權秩序時，又需要依附於作爲“集體”的國家，將其作爲協助擴張的工具。從殖民時代以君主“委任狀”的形式前往“新大陸”佔領土地、進行海上劫掠，到貿易帝國主義時代依託國家對競爭國進行關稅打擊、對半殖民地發動戰爭，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這種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競合關係造就了資本主義獨特的秩序，但其基石卻是個人主義。歐洲始終四分五裂、未能實現統一就折射了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主權認識。這種觀念也導致了主權個人與主權國家之間天然的緊張關係。

1997年，一本名爲《主權個人：掌控信息時代的變革》的書悄然面世。作者在書中給出了國家的兩種形態：一種是由政府“僱員”控制的國家，另一種則是由“客戶”控制的國家。作者認爲，前者受到政府部門自身利益的限制，背離了民主的初衷，運營成本高昂，效率低下，以提供“保護服務”爲藉口，像一個壟斷集團一樣不斷榨取民衆的財富，用以維持其暴力能力；只有真正由“客戶”主宰的國家，才能解決“民主的低效率”問題。

不難看出，這本書中已經暗含了西方科技精英摧毀“舊社會”、創造新“自由空間”的圖景。2020年此書再版時，彼得·蒂爾專門爲其寫了序言。他興奮地提到，信息技術的發展讓精英們首次獲得了用智力控制“烏合之衆”的運動方向乃至控制一切的能力。人工智能使“集中控制整個經濟成爲可能”，掌握在主權個人手裡最重要的工具則是代表自由主義的“強加密技術”，這種技術能夠帶來一個“去中心化和個性化的世界”。

在極端自由意志主義者看來，尋求“自由”的路上，國家是最大的攔阻者。他們不只要主宰美國，更要實現主權個人向所有空間的擴展。他們認爲，“文明”的使命是主權個人對所有國家的戰爭。

上世紀末，隨着蘇聯的解體，主權個人依託美國這一暴力工具摧毀了中亞、東歐新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國家機器，爲資本創造了肆意穿行的“自由空間”。如今，在極端自由意志主義者眼中，除了受“僱員”控制的美國，中國也是一個現實威脅。

資本主義走進新階段

美國科技精英的崛起和他們對去中心化無政府秩序的訴求，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在走進新階段。在這個階段，技術不斷進步與個人財富持續積累使極少數人脫離國家實現壟斷成爲可能。他們與舊時代自由意志主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兩點。

首先，他們積累財富的方式與生產高度脫節。作爲“風險投資資本家”，他們的財富增長與高度全球化的股票、債券、期貨、金融衍生品及虛擬貨幣市場的劇烈波動密切相關。金融市場和虛擬貨幣創造出了富可敵國的資本個人。他們的財富增長與生產和絕大多數人的生活高度脫節，卻能對社會造成重大影響，這讓自由意志主義者相信，那個只需極少數精英主宰的“烏托邦”必然到來。

其次，隨着信息、機器人、人工智能及生物技術的發展，自由意志主義者看到了拓展“自由空間”的可能性。當技術精英們通過基因工程讓肉體獲得永生，通過腦機接口讓意識在“元宇宙”中獲得永生，並讓意識能夠在電子與物質的空間中任意穿梭後，那種近乎上帝一般的“自由”不正是他們所追求的烏托邦麼？與此同時，維持這個烏托邦所需的一切物質性勞動都可以通過機器人來完成。這將切斷自由意志主義者與“烏合之衆”之間最後的、也是最讓前者感到不安的聯繫。

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終極烏托邦是一個只有少數精英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裡沒有國家的位置，也沒有人民的位置，只有如上帝一般完全“自由”的他們。

彼得·蒂爾們信奉的自由意志主義，是資本取得支配地位後，對國家這一他們曾經寄生的組織形式的最終拋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充滿着自由意志主義者對“自由空間”的“發現與佔領”。

如今，隨着白宮易主，信奉技術解決一切問題的年輕科技精英們，在特朗普這樣的老一代自由意志主義者身上找到了摧毀“僱員”國家的捷徑。在重振“美國製造”的謊言下，自由意志主義者們一邊用“客戶”主宰的美國開展着老一套的妄圖摧毀其他國家的工作，一邊又在人工智能推動的金融狂歡中探索着用機器全面取代“烏合之衆”的勞動。

相比於特朗普，蒂爾與馬斯克代表了資本主義新時代的新主宰。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將壟斷一切、主宰一切的權力從國家手中奪回，成爲最徹底、最完整、最“自由”的自由意志主義者。如今，這些資本主義新主宰正像他們的祖宗一樣，打着拯救“文明”的旗號，發動着對所有人和所有國家的戰爭。

（作者爲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