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和加勒比黑人女性的抗爭與傳承

參考消息網7月30日報道 《真實巴西》網站7月25日刊登題爲《從古巴到海地：革命塑造了拉美和加勒比黑人女性的身份》的文章，作者是加布裡埃爾·薇拉·洛佩斯與洛倫索·聖地亞哥。全文摘編如下：

革命錘鍊鬥士

委內瑞拉非裔社區發展全國委員會主席馬裡莎貝爾·西豐特斯說，在拉丁美洲，黑人女性的生活被傳統和歷史上那些鬥士所影響。在加勒比地區，這種影響更加明顯，因爲這些國家都是通過革命鍛造出來的。

西豐特斯出生於委內瑞拉黑人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巴洛文託。她清楚地知道是誰引導她走上爲黑人女性鬥爭的道路。

正因爲她來自一個保留了非洲傳統的地區，所以有關種族的討論在她的家庭中一直都存在。食物、音樂、舞蹈，甚至說話的方式都塑造了西豐特斯的風格。當她進入大學時，她有機會將所有這些經歷轉化爲一場針對種族問題的鬥爭。

西豐特斯獲得社會學學位，並開始將黑人羣體置於她工作的核心。非裔羣體和公共領域的黑人成爲西豐特斯關注的焦點，這不僅成爲她的職業，更是一項在她的倡導下發展起來的事業。她加入了委內瑞拉的非裔組織並擔任管理職務，最終她加入委內瑞拉政府，從事與黑人事務相關的工作。

“團結就是力量”

在古巴，這樣的鬥爭也顯而易見。古巴的社會變革源於革命政府。在這樣的背景下，諾爾瑪·麗塔·吉利亞德·利蒙塔爲古巴黑人女性樹立了榜樣。作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非洲後裔聯盟古巴分會的創始人，她表示古巴著名的黑人女性權益運動代表人物瑪麗安娜·格拉哈萊斯是她鬥爭的靈感來源。

“給我最大激勵作用的就是瑪麗安娜，我們今天將她尊爲‘國母’。她是一位偉大的榜樣，對我個人來說更是如此，因爲我就來自於古巴聖地亞哥，我和她來自同一個地方。她爲我們所有人鋪平了道路。”利蒙塔說。

瑪麗安娜·格拉哈萊斯是古巴歷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獨立愛國人士，也是古巴獨立戰爭領袖馬塞奧兄弟的母親。瑪麗安娜出生在一個自由的黑人家庭，母親是多米尼加人，她從小就有機會接受教育。海地革命——被奴役的黑人第一次成功的革命——深深地影響了這個家庭。

古巴擁有悠久的革命歷史。1959年的古巴革命瞬間改變了利蒙塔的人生。1961年的古巴掃盲運動深刻地影響了她的人生軌跡。

年僅14歲的她加入一支青年隊伍，這支隊伍領導了古巴革命中最偉大的史詩之一：掃除文盲。她的這段經歷後來被美國電影製片人凱瑟琳·墨菲拍攝爲紀錄片，名爲《女教師》。

從那時起，利蒙塔一直與農民婦女待在一起，甚至和她們一起接受高等教育。這些女性在她最珍貴的記憶中反覆出現。

“我認爲，我們在這場鬥爭中學到的最重要一點是，這是一場爭取自我認同的鬥爭。我們認識自己，我們瞭解我們的歷史和祖先。正是憑藉這種力量和傳承，我們才能繼續戰鬥。我們始終牢記團結就是力量。這是我們可以樹立的基本榜樣。古巴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歷史和無比強大的傳承——這讓我們能夠證明黑人女性能夠蓬勃發展並取得成功。”她說道。

致力結束壓迫

海地被認爲是加勒比地區有關種族主義辯論的奠基者。1804年結束的海地革命使其成爲拉丁美洲第一個宣佈獨立的國家，也是第一個由擺脫奴隸制的黑人建立的國家。

對於女權主義活動家科萊特·萊斯皮納斯來說，這條抗爭之路不僅塑造了海地女性，也塑造了整個加勒比地區女性。因此，她們保持着一個共同點：與非洲的緊密聯繫以及確保國家生存的勇氣。

“在很多地方，我有機會與女性組織共同生活和工作。我看到尤其是在貧困國家，正是女性努力養家餬口、教育子女，並在田間或工廠裡勞作，比如海地。”她說道。

這位教育家的另一個基本觀點是，這些女性也肩負着保存和傳承文化元素的責任。

“如果說海地文化中有一些源自非洲的元素，甚至在美國或多米尼加共和國等海地移民衆多的國家也能找到，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女性，她們通過烹飪或撫養子女來維繫這種文化。價值觀的傳承主要落在女性的肩上。我相信加勒比地區的其他國家也是如此。”萊斯皮納斯說道。

但是，萊斯皮納斯對這些女性爲建設一個致力於終結壓迫的自由社會所作出的貢獻缺乏認可度感到惋惜。

在一個根植於解放和革命鬥爭的國家，黑人女性仍在爲爭取非常基本的權益而鬥爭，例如生活在沒有暴力的空間中。這在海地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海地女性仍經常遭受暴力，武裝團體將強姦作爲戰爭武器。

“在最貧困的階層中，女性面臨的困難最大。40%的家庭是單親家庭，這意味着女性獨自承擔着照顧家庭的責任。她們需要工作養活所有人，同時還要撫養孩子。而男性則四處奔波，他們生兒育女，卻並不關心女性。”她批評道。

“因此，我們不僅要求父親承擔起自己的責任，還要求整個社會、國家組織起來，減輕女性肩上的負擔，讓她們有時間和途徑實現自身發展。”萊斯皮納斯說。（編譯/王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