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飆／一九八O的現象與探索──《暴雨將至》序（下）

1986年，環保人士與鹿港居民在總統府前反杜邦。（本報資料照片）

1984年海山煤礦災變。（本報資料照片）

桃園縣觀音鄉反六輕、反杜邦運動。（本報資料照片）

1988年的520農民遊行，當時訴求的是「還農民土地，給農民年金」，竟引發暴力衝突。（本報資料照片）

最爲特別的是三篇爲刻畫時代變遷而寫作的三十年重返見證。

〈燃燒的村子〉最初所寫乃是爲了報導一個小漁村──林園工業區，在石化工業及周邊諸多大石化廠的污染下，居民生活如何改變。報導文章在1986年的《時報新聞週刊》刊登後，我總覺得其中有許多細節，那細緻的人情與人性，是未曾被寫出來的。那是受到工業污染而改變了的某一種人性的微妙的變化。而整個小村，竟有一種詩人T．S艾略特曾寫過的〈荒原〉的那種「荒涼到荒謬，荒蕪到廢墟」般的感覺。那是我在採訪現場所曾體會到的，卻無法在報導中呈現的。

我曾寫了很長的筆記文本，卻未曾發表。因我不知道它屬於什麼文體。它是報導文學，也是散文。它有一種後現代的怪誕與荒涼，卻又如此真實。

放在心中很久之後，目睹着它的起而抗爭，圍堵廠房，自力救濟，抗爭無望。不斷有政客去吸收選票，卻無力改變。二十七年之後，我難忍心中的大疑問，決定重返林園現場，重走當年走過的漁村與居民生活區，我想看的是，經過長年的污染生活後。它變成什麼樣子。那纔是工業化的真實見證。

像個隔了三十年重返部落的人類學者那樣，我想看一看，作最後的見證。

這一篇長篇報導文學，終而變成人性的見證，也是一個「荒蕪心靈史」的長卷。

第二篇是反杜邦的全記錄。1986年反杜邦運動剛開始，我到鹿港採訪，看到一個未曾污染過的古鎮，一個周邊是漁村的小地方，如何團結起來，對抗可能來臨的工業污染。那是一個臺灣在經濟起飛時，巨增的外匯存底，轉換爲臺幣，而工業化廠房需要的土地，也讓農村地價暴增，從而製造了大量「田僑仔」的時代。

所謂「田僑仔」大概已進了「歷史語言學」的範本。1950-60年代，臺灣仍在農業時代，菲律賓已因美國軍事駐地的影響，加上過去西班牙殖民經濟培養了不少大莊園主，頗有些華人在菲律賓發展得很好。再加上當時鼓勵海外華僑回臺投資，因此回臺投資的海外華僑多是有錢有資產的人，華僑於是成爲有錢的代名詞。而因爲賣了土地而有錢起來的農村地主，就被稱爲「田僑仔」。在「臺灣錢淹腳目」的時代，這是中小企業之外，另一批暴富起來的人。但他們不懂得現代性資本的投資運用，於是有各種地下經濟。反杜邦與大家樂的風行，是同一時期發生的。

我仍記得鹿港辦反杜邦大遊行的時候，有些鄉民就以那一天的日子爲號碼，去籤大家樂，結果中了一筆小財，特地帶大家去喝酒請客。而流向城市的年輕人則讓農村沒落老化。但又隨着年輕人結婚生子，孩子無法照顧，於是送回中南部請父母幫忙照料，而有隔代撫養的問題。那種城鄉之間，既有巨大差距，又是緊密連結，中小企業如青商會、獅子會等，在暗中支持環境運動，才得以讓反杜邦有更大動能的整體氛圍，是很難在當時的專題報導中寫出來的。

最重要的鹿港有媽祖廟、龍山寺等古蹟，有在地豐厚而深沉的人文傳統，當「媽祖廟裡燒香的人們」生氣起來，走上街頭，即變成無可抵擋的力量。那是信仰，是對土地的深情，是對人文的珍惜，也是對下一代的承諾：「我們要交給下一代一個乾淨的地球」。

反杜邦的故事太豐富、太多面向，文化底蘊太深沉，乃至於當年它對臺灣社會運動、政治運動、民進黨的成立等等，都有深遠的影響，以致於當年的我，總是在寫了給報社的報導之後，在心中若有所失，彷彿有一個更深的感情，更復雜的內在，很難完整寫出來。於是當年的我給自己一個許諾：一定要在以後，好好的，從人性、人文、人民的角度，來好好的寫一寫反杜邦的故事。

三十年之後，我終於補寫了一篇「遲來的報導文學」。那是報導三十年前以迄於今的故事，卻有它不凡的意義。原因在於，當年仍處於事件之中，許多民心、民情、民隱、民怨都還隱而未顯。我的採訪中，有許多當時看似平凡的小小場景，卻是影響歷史至巨的民心的顯現，在歷經時間的考驗之後，那微小的民間生命，終而顯示其恆久的意義。

而其中最重要的領導者李棟樑，也一直未被歷史所正視而寫入臺灣社會運動史的專頁裡。這是非常不公平的，一切只因他未曾加入民進黨，於是被偏民進黨的臺灣史學者所忽略，反杜邦的大歷史意義，也被史學界所蓄意漠視了。

好好寫這一篇「遲來的報導文學」，就是爲了還給反杜邦運動應有的歷史正義。

〈恆春──反核第一聲〉則是爲了還原歷史。當時核能電廠猶是國家機密，因而整個活動是冒着非常大的風險在進行的。我寫作的報導，首度揭開核電廠的神秘面紗，也暴露出美國核電集團挾其政商壓力，迫使國府不得不購買美國淘汰的核電廠設備的內幕。當然相關的報導也引起臺電的注意，隨即在內部設下嚴格限制，不許再與任何記者接觸。如有接觸，嚴格懲處。因此那一波的報導後，再無其它記者有辦法訪問到當事人。

我仍記得當年核三廠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舉行了一場核安演習。當時邀請了各報記者參加，唯獨不通知我。其它記者告訴了我，於是我獨自前往。他們前一天搭乘臺電的專車前往飯店，而我是忙完報館的事之後。獨自搭夜車去高雄，再轉恆春時已是半夜。我住進朋友的飯店房間。隔天一早，我和朋友在飯店早餐區出現時，臺電的接待者大驚失色，緊急跑去跟主管說：「那個人，他來了！」

幾個友報記者笑着告訴我這消息。然而，我並無敵意，我只是一個想報導真相的人，因此我去與他們打招呼，爲自己未曾先報名道歉，也希望以後有任何採訪，請多多關照。

這一則長篇的報導，再現了當恆春舉行第一場核能廠說明會演講的時候，那種緊張的氛圍，以及當時社會運動的我們，如何與警備總部玩衝突邊緣的遊戲，以吸引觀衆的目光，達到宣傳的效果。

那就是一個1980年代典型的故事，一個典型的場景。我用報導文學的筆法，就記憶所及，儘量加以仔細的重現。

因爲那是永遠不再的1980年代，狂飆時代的人性與人心的風俗畫。

３，鉅變時代的趨勢觀察

從1981年〈礦坑裡的黑靈魂〉開始，到1987年在恆春的核能演講，以及蘭嶼的反核廢料演講，乃至於機場事件的全記錄，我本有意寫一本「臺灣社會力分析」。但在目睹社會運動風起雲涌、民間力量勃興的過程中，我漸漸感受到臺灣社會鉅變的時代已然來臨。

然而，面對着這些勃發的社會力，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去定位、定性、定量。我們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來臨，卻對未來一無所知。

我是那個站在最前線的人，也是有意識去尋找答案的人，因此給了自己一個最艱難的課題：臺灣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什麼？臺灣社會建基於什麼結構？現在鉅變的原因何在？未來要走向哪裡去？

1988年，我將文章結集，名爲《民間的力量》。我試着用大歷史的視野，來總結臺灣鉅變的緣起、形成、演變及其影響，再歸結爲未來趨勢。總體而言，我認爲是臺灣社會歷經了現代化的歷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變遷，過去的社會由經濟上的農業／農村，政治上的封建威權主義，文化上的保守傳統主義，形成鼎立結構，而1980年代的臺灣已經改變了。經濟已工業化、資本主義化，文化已趨向開放多元的自由主義思想，唯有政治上仍是戒嚴威權，進行社會控制。用舊時代的威權統治機器，已無法駕御這現代性的工業機器，一個複雜無比的龐然巨獸。因而，民間力量的崛起即是要向控制的威權爭奪自主權，要求一個現代化的新社會。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便不難發現臺灣社會鉅變的扭曲衝撞的痕跡，以及諸種創痕。總結的來說，便是：

１，國家霸權的弱化與矮化。

２，民間力量的崛起與增強。

因其指出了臺灣社會鉅變的現象與未來發展趨勢，《民間的力量》一書獲選爲年度十本最有影響力的書。

隨後，在社會運動風起雲涌的衝擊下，臺灣將如何演變，成爲民衆最關注的課題。有人認爲，民間的環保運動，加上工運、農運、學生運動，社會蓄積着憤怒反抗的能量，它展現在街頭的衝突，而且從南到北，各地都有。當時名之爲「自力救濟」，而實則是對政府無能處理的批判。而總體的不滿情勢互相激盪，頗有想要推倒這個政府的意味。

當時有一批美國留學歸來，受到1960年代末學生運動影響而有左翼思想的學人，帶着受大陸文革影響的思路與語言，在社運場合操着激進的聲音，展開了對社會運動內部的階級批判。

然而，對當時的社會運動如何定性、定位，因缺乏實際的現場調查採訪，總是不能免於教條與空想。我也很是困惑。雖然在南北各方現場所見的民衆特性與思想，乃至於從民衆的訴求來看，我都覺得它不是一種想「推翻政權，另立一面國旗」的「革命」。但我仍難加以定性、定位。

是直到1988年的五二O農民運動，我才首度對羣衆的定性分析較有直覺的感悟。那仍是來自於現場的觀察。當天的街頭暴力衝突非常激烈，雲林農民帶着衝突的準備北上，衝撞國會與行政院，拆下立法院的招牌，整個是一場大對抗。羣衆在臺北街頭的暴力衝突，一直延續到隔天早晨。事後的調查採訪，以及對農運領袖的訪談，我漸漸瞭解，升高暴力衝突乃是雲林方面的農運領袖爲了從臺中農權會取得運動領導權，因而有意爲之。

更重要的是，五二O當天所提出的要求，明明白白寫在大布條上的，是要求「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如果是對資本主義制有批判意識的農民，怎會如此主張？這分明是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思維，跟那些從美國回來的學人們的左翼幻想是完全背反的。

農民運動使我對社會運動的定性上，清醒起來。我認識到，這所有的社會運動，是現代化的「補課」。也就是原本藉由「經濟以農業爲主、政治以封建威權爲主、文化以傳統主義爲主」的「強控制」統治結構，已面臨新時代的鉅變。國際經貿、工業化的經濟，大量人口流動的社會結構、外來多元文化思想的影響，已使得過去的控制系統失能。它將面臨全面崩解的危機。

1988年，我寫作《強控制解體》一書，在序文中總結整個社會結構性變遷的緣起、現象與未來發展。要言之，即是國民黨的「強控制」系統已無法掌握一個不斷變化、複雜萬端的新社會，因此這個結構將面臨解體的命運。但它是一個緩慢的「解體」過程，而不是「崩潰」。我稱之爲「社會再結構」（restructure）的過程。它的重要之處即在於，社會結構的轉變並非由上而下的建構，而是民間自發的依其需要而建構起來的「再結構」。

而蔣經國晚年所啓動的「解除黨禁報禁，解除戒嚴，開放兩岸探親」乃是時勢使然而有不得不的必要，但他因應時勢的大開放，是多麼關鍵性的轉捩點。他打開舊的、緊緊控制着的大門，讓整個時代的大門，迎向未來，自由開放。

一個開放社會的「再結構」既經民間力量的推動而完成，則一九九O年代的政治改革便也是順理成章的進程了。

這便是一九八O年代對臺灣如此之重要的原因。民間力量以狂飆的風潮，改變了臺灣社會，但這一股社會力，在歷史過後，卻未被歷史所重視並記載。臺灣史反而只寫下政治的記錄，彷彿只有政治人物的言行與權力，纔是值得記錄的。然而，那未曾被記憶的來自人民的聲音，纔是改變歷史的動力。

准此以觀，我們仍需要重新注視那造成臺灣鉅變的1980年代。重構一個新時代的瞬間，那些人心與人性的變化。

而此書，即是爲了記憶這時代，希望留下每一個值得記憶、難以磨滅的容顏，一部見證臺灣歷史的心靈史卷。（全文完，本文系《暴雨將至──1980年代臺灣轉型紀事》序，南方家園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