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李約瑟逝世30年｜對“李約瑟之問”的四個回答

▲李約瑟（1900.12.9—1995.3.24）

李約瑟出生於英國倫敦，是科學史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首任所長。他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爲什麼中國古代技術很發達，卻沒有產生近代科學？韋伯、伊懋可等學者也發出過類似追問，愛因斯坦、羅素、楊振寧等思想家，都曾試圖回答這些追問。

總結起來，大概有四個原因。審視這四點，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西文明的異同，更有助於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的實質。

觀念上是不求真的

科學首先是一種求真的態度。真、善、美的三個追求，“真”始終被西方人放在第一位，且貫穿整個西方歷史。

自古希臘以來，西方人就相信這個世界是有規律的、存在真理的，人類生存的目的，就是發現真理。所以亞里士多德說，求知是人的本性。

正是這種追求真理的動力，使得泰勒斯、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等人，敢於跳出迷信和巫術，創建出最早的科學；使得伽利略、牛頓，堅持探索宇宙的“終極真理”；也使馬斯克執着於追尋“走出地球“的可能。

反觀傳統中國，始終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佔據主流的觀念，一直是社會穩定、家庭和諧、完善自我。相比於真，善和美才是國人的最高追求。

因此國人被教導，智慧的內容不是理智的知識，智慧的功能不是增加物質財富。比如道家認爲，物質財富只能帶來人心的混亂；儒家認爲，社會的道德和諧至關重要；佛家更是認爲，心靈安定逃出輪迴，纔是人生的終極目的。

馮友蘭先生的結論可謂精闢：“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爲按照她自己的價值標準，她毫不需要。中國沒有科學，是因爲在一切哲學中，中國哲學是最講人倫日用的。”

思維上是不重理性的

科學的實質，是一套講究邏輯、實驗和定量的方法論或思維模式，其核心是理性。

這套思維源自西方：古希臘的形式演繹邏輯、中世紀的實驗方法論，以及17世紀科學革命的數學定量化表達。

▲中世紀實驗室

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始終是直覺、體驗、類比和象徵佔據主流，感性強而理性弱。

最典型的就是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中國有最早的彗星、新星、太陽黑子記錄，但中國天文學本質上就是天空博物學、星象解碼學、天文解釋學。

▲欽天監觀象臺

國人從這些星相、屬相、時辰、星座中得到的，是各種“占卜之術”。將其和命運、財富、吉凶無邏輯的聯繫起來。

在中國人眼裡，人與大自然、社會也是一個整體，自然並不獨立於個人存在。這種所謂“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實是一種用混沌目光審視世界的原始思維。古代中國有無數的科技發明，但從未有人試圖通過實驗，把複雜混亂的經驗梳理爲抽象理論，再用數學表達出來。

所以愛因斯坦說：現代科學是以邏輯推理、實驗驗證爲基礎的，但中國沒有走這樣的路。

文化制度上是不自由的

科學誕生的一個客觀條件，是個人自由。獨立人格、自由精神的文化制度，是一切發展的必要土壤，科學更是如此。“不自由毋寧死”；“若爲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可以說，自由始終是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價值追求。

亞里士多德說，哲學始於驚奇和閒暇。正是自由狀態下的無功利心，科學家纔有可能沉下心來，爲了求知而求知。

正是爲了捍衛自己獨立的學術思想，布魯諾、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面對強權，纔有可能不屈不撓，將科學火炬傳遞下去。反觀傳統中國，無論是先秦，還是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帝國，個人自由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重點，“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功利性追求，一直佔據主導。

隨着隋唐科舉制的興起，中國人的求知路徑就被儒學經典框定了。“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爲了中國人求學、求知的唯一目標。

就連嚴復這樣的西學大師，都因爲沒有功名，而飽嘗艱辛和羞辱。嚴復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在當代很多青年看來，考公更是“人生意義”，人格獨立、思想自由都無足輕重。

地理上是封閉的

現代科學誕生的另一個條件，就是充分的交流。沒有交流帶來的思想市場，人只會走向閉目塞聽、偏執呆板。

思想家休謨說，最有利於提高教養和學問的，就是若干鄰近而獨立的國家，通過貿易聯合在一起。

在邦國林立、貿易頻繁的歐洲，經濟、思想的溝通往來，是生活的必須和常態。

一個地區的新發現，很快就能傳遍歐洲。一個科學天才，總是能站在前輩的肩膀上，而不是自己重新發明車輪。英國牛頓偉大成就，離不開波蘭的哥白尼，德國的開普勒，意大利的伽利略的貢獻……

反觀中國，兩千多年的秦制大一統，扼殺了所有的地方活力和民間自由，不可能產生公平、自由的思想市場。在地理上，中國長期處於封閉的東亞一角，周遭都是野蠻的遊牧民族，沒有能夠匹敵的交流和貿易對象。

裡裡外外都缺少刺激與競爭，使中國嚴重缺乏科學進步的動力。直至今日，很多地區仍在使用晚清時的農耕技術。

綜上所述，科學是一種反常識、反本能，超脫了功利的精神追求，是人類文明史上最不可思議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