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給市民發最後一封電報：永不消逝是初心

5月1日，杭州電報業務正式關閉。而在此前的一天，杭州武林電信營業廳收到的電報單高達5846份——這是杭州過去一年發報總量的200多倍。一場事先張揚的告別，讓這項百年通信技術以一種意外的方式“復活”。

杭州電報崗位上的最後一班電報員任宏感慨：“沒想到退休前，還火了一把。”

5月11日，任宏和同事在加班處理電報。受訪者供圖

告別

杭州電報業務的火爆，似乎始於一場意外。去年11月，杭州的電報機出現故障，一位視頻博主拍攝了北京和杭州發電報的過程，意外帶火這項“古董”業務。

今年3月24日，杭州電信公司宣佈電報業務將於5月1日全面停止。這在社交媒體上引起大量討論，在杭州線下也引發“發報潮”。

全國各地的年輕人趕到杭州，在畫滿綠格子的電報單上，寫下自己想留下的話。“最後一天，營業廳從早上8點排隊到晚上8點半。”任宏說，此前杭州一年僅收到二三十份電報單，而去年11月到關停前累計收到近兩萬份電報單。

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發電報的新奇經歷。有人花125元填寫了23封電報單；有人刻意模仿20世紀80年代的口吻，寫下“速歸”，還創新出“有急事速回微信”；有人給愛人發去“望平安，勿念。學成即返”；還有人寫下“紀念永不消逝的電波”。

任宏記不太清這些電報的內容了，“太多了，有些寫太長了”，他說來不及細細看。他只是像往常一樣敲碼，準確無誤地傳遞信息。他也驚訝於現在的年輕人發幾百字的電報，“裡面寫了一些表達感情的話，我們這代人看不懂了，可能這就是年輕人的儀式感吧”。

他記得他們那個年代的儀式感——20世紀80年代的鮮花禮儀電報，“普通的電報裡面送出一束鮮花，其實就是咱們封套設計得漂亮一點，上面印有一束花”。他回憶，當時有新人在結婚前，算好時間去預定鮮花禮儀電報。在婚禮現場，投遞員捧着電報和玫瑰衝進婚禮現場，“‘啪’，電報一來，氛圍是很好的”。

5月1日杭州電報業務已對外關停，但收到的上萬份電報單至今都還沒發完。報房裡堆着一摞摞厚厚的電報單。面對這次涌來的海量電報單，任宏跟7名“老戰友”整個“五一”假期一直在報房加班。

這些“戰友”過去都是電報崗位上的老員工。他們分工明確，任宏負責發電報，7位老同事分別負責校對、分裝和封裝工作。8人一起工作，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6點，“差不多一天可以處理千來份電報”。

任宏這些天都在想，“怎麼更快處理這些電報”“明天怎麼能往北京多發一點”。他說：“要趕在最快的時間把電報發出去，不然客戶就等急了，打電話問怎麼還沒收到。”

1982年，任宏在操作電報機。受訪者供圖

古老的密碼

在杭州市惠興路9號的電報房裡，8人忙碌地處理電報工作，但電報機早已沉默，沒有了他們往日熟悉的“嘀嘀嘀”聲。

去年11月，那臺老式發報機徹底壞了。任宏仍舊坐在老舊的黃色文件櫃前，用一臺普通電腦敲擊着電報碼，延續這場“告別”。“機器壞了，但格式沒變。”哪怕電腦能直接打字，他也堅持用電報碼輸入。屏幕上，每敲四個數字就會跳出一個漢字，像在演繹某種古老的密碼。

這項古老的密碼，在中國最早可以追溯至1870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將海底電纜接入上海，首次在中國引入電報業務。漢字電碼本的設計就此提上日程。

1872年，由法國人威基謁編纂的《電報新書》出版，這是最早的漢字電碼本。該書以四位數字代表一個漢字，從《康熙字典》中篩選出6391個常用漢字。之後晚清官商也進行了諸多嘗試，當時頒發了《電信新法》電碼本。

李鴻章曾在奏摺中寫道：“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清政府在李鴻章的奏請下，在1881年設立了中國電報局，以天津和上海作爲起始點展開了國內電報線路的建設。

1881年12月28日，天津直隸總督衙門收到一份來自上海的電報，這是中國自主建設的第一條電報線路——津滬電報線傳來的首份官電。這一天，也成爲中國自辦電報業務的正式開端。

100年後，16歲的任宏進入杭州電信，成爲新的“通訊使者”。

通訊使者

頂着傳遞最要緊信息的責任，“通訊使者”上崗之前要經過培訓，最基本的要求是背牢2000個電報碼。當然，背熟電報碼是遠不夠的，打電報碼的速度也要夠快。任宏回憶：“一分鐘要打五六十個字，也就是一兩百個數字，否則一段電報要幾分鐘，太慢了。”

接手這份工作，他始終感受到一種神聖的使命感。他說，電報是那個時代的“硬通貨”。部隊探親需憑電報批假，火車站接站要出示電報進站，法院將電報作爲有效證據，“像我們20世紀80年代辦理出國的護照，姓名下面都必須要有電報碼的”。

在熟背的3000多串電報碼中，任宏印象最深刻的還是“6643 2981”，這串他脫口報出的電報碼，代表“速歸”的意思。在電報的黃金年代，這兩個字承載着無數家庭的緊急呼喚。收報人常常要對着這條簡短的訊息揣測半天：爲什麼速歸？出什麼事了？誰病了嗎？

“也不是發報人不想把話說清楚，”任宏解釋道，“20世紀80年代發電報，幾分錢一個字，但每個字都要算錢的，填的姓名地址也要算。發一封電報要一兩塊錢，夠全家一天的伙食費了”。

在那個年代，也只有最緊急特殊的情況，大家纔會去發電報。任宏做了將近15年的電報工作，發了20多萬封電報，但只爲自己家事發過一封。那是在20世紀80年代，給在安徽當兵的哥哥發的一封“父危速歸”的電報。

如今發電報的價格仍定格在1992年的標準，一個字0.14元。發一封短電報的一兩元，對現在的發報人來說，已經不是那麼緊要了。“速歸”兩個字，也成了年輕人懷舊的“梗”，出現在4月30日那5846份電報裡。

5月1日，杭州電報業務關停後，中國僅剩北京保留民用電報業務。由北京報務員建立的交流業務的“中國電報”的微信羣內，目前各地的在職員工和退休員工算在一起，也只有11人。今年滿60歲的任宏，即將成爲羣內退休成員的一員。

他回憶在杭州電信工作的這幾十年，親歷了杭州電報業務的鼎盛時期，“當時杭州20多個營業廳，每天處理上千份電報”，也見證了20世紀90年代傳呼機興起，電報量銳減。他轉崗賣過BP機、小靈通和手機，也銷售過寬帶業務，見證一代代通訊產品的更新迭代。

直到2023年9月，電報崗位上的老員工退休，任宏又被調回報房，做回他最熟悉的電報工作，也成爲網友口中的“杭州最後的電報員”。

4月30日，杭州給全體市民發了最後一封電報，電報結尾寫道：“此去光年，西湖煙雨皆入雲；山河爲證，永不消逝是初心。”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