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刻畫螳螂羣像讓黃雀失色

◎胡祥

在中外電影史上，扒手題材電影始終是一個獨特的類型。從佈列鬆的《扒手》，到港片經典《縱橫四海》《文雀》，再到內地的《天下無賊》《小武》，各有值得稱道的地方。而反扒題材的電視劇相對較少。在盜竊犯大幅減少的今天，反扒話題似乎帶上了復古色彩。而近日熱播的電視劇《黃雀》正是這樣一部帶有較爲濃厚懷舊氣息的作品。

《黃雀》有不少讓人眼前一亮之處，比如三個盜竊團伙的多線索敘事，在三個時空來回穿插的正敘、倒敘、插敘，玩出各種花樣的運鏡技巧等，在同類題材的劇集中似無出其右者，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作品對羣賊的描寫。這種不同以往的刻畫方式是一把雙刃劍，讓我們在感受到作品獨特魅力的同時，也讓正義的審判顯得力度欠缺。

打撈起小偷的過往

反扒題材的影視作品，小偷是必然的反派，但往往又是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黃雀》的劇名寓意明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黃雀顯然是指以郭鵬飛、李唐兩搭檔爲代表的荔城反扒警察，而螳螂則是聚集在火車站、列車、公交車、理髮店周邊街巷的扒手們。不同於一般電視劇裡對小偷的刻畫，《黃雀》幾乎爲每一個小偷都寫了前世今生，彷彿直接將劇本里的人物小傳搬上了屏幕，這些原本沉在水面下的冰山，被《黃雀》一一打撈了出來，而小偷的過往經歷讓觀衆能清晰地看到“小偷何以成爲小偷”。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黎小蓮、財神和小春。

黎小蓮，一名看似柔弱的女性，卻是佛爺盜竊團隊的“軍師”，很多精密的行動方案都出自她手。這樣的設定本就很新奇，而她的身世又讓人唏噓。她與身患腿疾的弟弟感情很深，爲了尋找弟弟、給他治病而東奔西跑，最後在荔城火車站和人打架時被佛爺看中，爲了支付弟弟醫療費、護理費而加入佛爺團隊。這實際上是將家庭劇中的橋段用在了犯罪題材上。黎小蓮是以“救貓咪”的形象出現的，這一般是寫正面主角的手法，但是《黃雀》的編劇王小槍卻將它用來塑造反派，顯出其筆法的不一般。

主創團隊在拍攝黎小蓮過往時用的是偏黃的暖光，帶着明顯的溫情。黎小蓮以車站醫務室醫生身份爲幌子，一副知識分子的端莊模樣，在犯罪時亦不會盜取病人錢財，甚至在病人無錢治病時還會自己墊錢幫忙……在最後的抓捕中，是她趕在其他警察前用麻醉針制服了反派佛爺，解救了警官，這樣的設定確實能增加人物的戲劇性和矛盾感，卻也多少偏離了實際。

除了黎小蓮，劇中的小偷大多都有一個“被懷疑或被欺辱”的過往。比如大春和小春，從小沒有父母，在漁村討生活，只能靠偷竊爲生；佛爺團伙中最沒有道德感的財神，是因爲在上學時被人誣陷偷鋼筆，多年後誣告者仍不還其清白並當衆羞辱他，才導致他徹底破罐子破摔；阿蘭則是校園霸凌的受害者。

這樣的設定，看似爲每一個小偷都講出了一個說得通的“因果”，但實際上是將這些人物都先放在了道德的高位，再用現實的壓力和不幸的遭遇使其改變，讓他們好似不得已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多維度刻畫小偷羣像

這部劇着力突出小偷的無奈感和求生感，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試圖從人性的角度去塑造小偷，讓觀衆能理解人物的“選擇”，讓觀衆認識到小偷可能並不盡是我們刻板印象中的那些冷血狡詐之人；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種敘事上的無力感，導致整部作品正邪對抗時的戲劇感消散，讓觀衆很難有那種因警察抓住小偷而產生的快感，這也是劇集最後顯得“爛尾”的原因之一。

從劇作角度看，我們可以看到編導在塑造小偷時的用心，是想拉近觀衆與小偷的距離。《黃雀》從親情、愛情、友情三個維度來寫小偷的情感。比如，黎小蓮和弟弟就是血濃於水的親情，對待弟弟那種不離不棄、爲了保護弟弟而與別人拼命的形象，讓觀衆看了難免共情。

啞巴小春是小偷，更是懵懂癡情的少年。他和暗戀對象小痦子的青澀情感，如果從愛情劇的角度來看，拍得也算是清新動人，很像電影《小武》中的那種純真情感。同時，小春和大春兄弟倆的情義甚至更爲熾烈，大春護着小春成長，小春可以爲了大春去燒店、殺人，這讓人聯想起古時候的江湖遊俠義士。

除了情感維度，編導對小偷這個羣體的多樣性也有所表現。盜賊中既有純純惡人，比如佛爺、四眼，他們是毫無底線的冷酷殺手，特別是佛爺，老奸巨猾又心狠手辣，對昨日還是戰友的同夥今日就能設計殺害，絲毫沒有憐憫之心；也有像黎小蓮、大春、小春這樣的，對親人、友人有情有義的“半惡人”；還有以廣叔爲代表的一些講規矩的老派人——廣叔是幫派規矩的設定者，主持着小偷羣體的“江湖秩序”，他既有江湖氣又對徒弟有責任感，這種複雜性也使他的形象豐滿、神秘。

但這種過於龐雜且細緻的小偷羣像刻畫，加上劇情在三個時空反覆橫跳，實際上反而讓劇作的敘事節奏出現了混亂。最後，這一季的劇集又靠一個不太高明的足球獎盃案草草終結，讓觀衆難免有高開低走之感。

反派着墨過多讓英雄失色

從技術角度來看，王小槍的劇本和香港導演盧倫常的鏡頭敘事，有非常契合的地方，特別是在表現犯罪過程的絲滑度以及懸疑反轉上，劇集都將這類題材拉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劇集又始終給人以“螺螄殼裡做道場”的侷促感，一些表現手法與技巧似乎與故事不夠匹配，有“被浪費”之嫌。編導對盜賊的細膩刻畫，對其一些善行的着力展現，也讓結局處對盜賊的審判缺乏力度，最後只能用最無奈也最俗套的字幕進行說明。

《黃雀》還反映出刑偵劇的一種趨向：塑造一些表面上看起來溫良甚至善良的人物，但經過某一次的刺激後就徹底變成讓人後背發涼的狠角色，看起來越是溫良恭儉讓，轉變後面目就越是兇殘。這是此類劇集的創作嘗試，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凸顯人物的反差感，但這種套路是否也過於簡單而機巧了呢？

爲了突出黎小蓮的善，大春、小春的義，劇集將佛爺塑造得過於殘暴，幾乎將所有的惡都集合在他一人身上，甚至有些不合理之處，要金盤洗手就非得將盜竊集團的成員趕盡殺絕嗎？劇集最後還賦予了佛爺與年紀、體型完全不相匹配的武力值，這就刻意放大了反派力量。

劇集也因爲對小偷羣體的刻畫尺度未能把握精準，導致敘事拖拖拉拉，讓警察的敘事線被弱化。郭鵬飛、李唐、花姐、李紅旗等反扒警察在劇中時不時地進行長久跟蹤追捕卻又一無所獲，難免讓人產生無力感和無奈感，使正面角色失去了本該擁有的風采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