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惠澤臺灣高等教育

百載風華：中基會的世紀光影（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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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9月18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於北京外交部召開第一次會議，宣告正式成立，至今將近百歲。中基會負責保管、分配和運用美國第二次退還的庚子賠款餘數，而以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的發展爲宗旨。近乎一個世紀的中基會會史，見證了我國科學教育及文化經歷的百年滄桑，點滴積累成豐厚的人文底蘊。

庚子年在中國歷史，尤其是在兩百年來波瀾壯闊的近代歷史長卷中，往往以出現巨大變亂著稱，甚至可說是寫滿苦難的一頁。

1840年，清朝與英國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兩年後以清朝失敗告終，雙方簽訂和約。這場戰爭的失利，即便沒有驚醒當時的中國社會，卻已開啓日後一系列戰事與不平等條約的惡性循環，從而播下一連串改革及革命的種子。這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開端。

1900年，義和團運動引致八國聯軍之役，聯軍攻陷北京，太后與皇帝出逃，史稱庚子事變。隔年，清廷被迫簽署《辛丑條約》，讓渡各項權利之外，更須揹負沉重的鉅額賠款，重重加諸桎梏，幾已淪爲「半殖民地」國家。

中國這兩百年來的庚子年往往都是極具指標性意義的顯著變局，卻也蘊藏着改變的契機及希望。回到1900年的庚子事變。事變隔年，大清政府爲收拾善後，被迫與十一國簽訂《辛丑條約》。該條約的正式名稱爲「中國與十一國關於賠償1900年動亂的最後協定」，又稱「辛丑各國和約」或「北京議定書」，計有十二款，包括道歉、懲兇、撤防、駐軍及賠款等事項。這份意義深長的條約，原本存放於中華民國外交部，現今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已經成爲後人研索的珍貴歷史文獻及文物。

《辛丑條約》第六款是針對庚子年事件的賠償協定，習稱庚子賠款，簡稱庚款。賠款金額高達四點五億海關兩，每年利息四釐，分爲39年償付，本利合計九點八億餘兩，加上地方賠款超過兩千萬兩，總數在十億兩之上。這可說是中國史上數目最大的一筆賠款。賠款以關稅和鹽稅作爲擔保，每年支付二、三千萬兩，約佔議約時全國歲入的五分之一。自光緒27年（1902）12月起，至民國27年（1938）年底爲止，前後歷經37年，幾經波折，影響既深且遠。

庚子賠款的細項歷經半年方纔議定，各國間的分配另經八個月的爭論，始告妥協。各國要求賠償金額大多超過實際費用，德、美、法三國尤其如此。當時俄國外交部長形容這是「歷史上少有的最夠本的戰爭」，其說法值得玩味。而美國因索取的鉅款超出實際開支一倍有餘，幾經交涉後，率先在光緒34年（1908）退還部分款項。此後日、法、俄、英、義、比等國比照辦理，相繼退回、停付或挪作別用。

事在人爲，世變格局的逆轉往往需要衆人的努力，方能化危機爲轉機。在中外有識人士的積極斡旋之下，美國先後於1908年與1924年兩度決定退還庚款餘額。第一次退款系經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柔克義的協調，而由中國駐美公使樑誠居間遊說，加上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及其他因素的推波助瀾，致使美國決定將超索的千餘萬美元，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還。

美國第一次退還的溢款，連本帶利，高達28,992,261美元，分成32年撥付，主要用來辦理清華學堂和選送留美學生。爲免中國政府挪改他用，美國製定繁瑣的「先賠後退」程序，藉以確保「專款專用」。關於退款的用途，樑誠早於1905年致大清政府外務部電文時，就主張應投注於興辦教育上，特別是選派學生到美國留學。他說：「似宜聲告美國政府，請將此項賠款歸回，以爲廣設學堂遣派遊學之用，在美廷既喜得歸款之義聲，又樂觀育才之盛舉。縱有少數議紳或生異議，而詞旨光大，必受全國歡迎。……在我國以已出之資財，造無窮之才俊，利益損益已適相反。」這種符合中美雙方國家利益的提議，尤其是能讓美國朝野願意接受的提案，可能與樑誠作爲最後一批留美幼童的經歷，以及長年經手外交事務的經驗有關。即便美國政府正式宣佈退還庚款餘數時，樑誠已經離職返國，但他爲爭取退款的努力與規畫退還後的用途，着實功不可沒。

美國的第一次退款，由於始終以發展教育事業爲主，未因政局變化而遭挪用，成爲「庚款興學」的良好典範。這爲我國教育文化事業的獨立確立了可行模式，也爲日後發起第二次退還庚款運動奠定有力的基礎。1924年5月，幾經交涉與時局變化，美國通過了第二次退款案。自1917年10月至1940年12月止，退回本利合計12,545,437美元，分成20年交付，仍以用於教育與文化事業爲條件。

第二次退款案通過後，中美兩國政府、教育文化團體及相關人士對於款項的管理及用途，各有不同看法，初步共識則是必須組建一個包含中美兩國人士在內的基金會。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Paul Monroe,1869-1947）與中國外交總長顧維鈞（1888-1985）及教育總長張國淦（1876-1959）商議後，訂定十條董事會章程，並確定名稱爲「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1924年9月18日，顧維鈞在北京外交部召開第一次會議，正式宣告中基會的成立。

持平而論，美國退還庚款餘額的動機，並非全是出於正義及公道的考量，而是作爲一種各取所需的「文化投資」。除了是帶有條件的退還外，美國也曾試圖以退款爲藉口，要求中國在其他事務有所讓步。但是，美國立下退款先例，即便是有條件的退還，對中國來說，仍是利大於弊。其後各國或多或少比照辦理，不僅各有目的，所開條件更是遠遠不及美國優渥。民國以來，基於各國退還庚款而成立的管理機構，包括中基會在內，另有中英、中俄、中法、中比、中荷、中義等文教基金會或庚款管理委員會。可惜的是，他們鮮少分工合作，往往各自爲政，甚至連自定的目標都難以達成。

1949年以後，中基會隨國民政府遷臺，先在美國紐約設立辦事處，而於1971年在臺北召開年會，隔年成立臺北辦事處。1999年，中基會依照政府法規，正式更名爲「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幾經波折，即便資產大幅縮減，現實環境艱困，仍然勉力支持臺灣的教育文化事業，選送科學研究人員出國進修，成爲當時欠缺外匯下的一泓活水。中基會至今依然在臺灣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的發展中扮演要角，貢獻卓着。（三之一：摘自清華大學《百載風華》）更多精彩內容請免費下載《翻爆》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