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福爾摩斯一起吃三明治
圖／MIYUME
有什麼問題嗎？我說我正在跟那個英國名探福爾摩斯一起吃三明治呀。
當然有問題啊，福爾摩斯是十九世紀的小說裡的人，又不是真人，何況就算是真人，又怎麼會跑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來呢？
還有，福爾摩斯與三明治都是外來名詞，其實都不該這麼譯的。
先說福爾摩斯，這四個字是那個英文名叫Sherlock Holmes的中譯，Holmes並不是真實存在的人物，而是一位英國作家柯南．道爾（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 - 1930）在偵探小說中所虛構的，Holmes在書中是個有名的偵探，破了很多不易破的疑案。柯南．道爾的Holmes故事，在中國有很多譯本，較早翻譯的是清末民初的文學家林紓（琴南，1852-1924），第一本譯本《血字的研究》於1914年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出版，當時的書名是《歇洛克奇案開場》，書中碰到Holmes，就以「福爾摩斯」稱他。其實Holmes一字，依國語的中譯當是霍爾姆斯，不該譯做福爾摩斯，但清末民初還沒規定「國語」，當時譯名往往隨譯者自定，中國地大物博，方言也多，以方言譯出，就免不了出「洋相」了。林琴南是福州人，地方屬於閩北，而無論閩南閩北的方言，都沒有國語ㄈ的音，你聽福建人稱他的鄉貫，都說我是Ho-gian人啦，我小時住在宜蘭，老師多來自閩南，教我的國語的經常「飛」、「灰」不分，便是一例，林琴南以他家鄉音讀福爾摩斯真跟英文的Holmes確實是相差不多的。
這位翻譯家，一生翻譯過兩百多種外文名著，最有趣的是他卻一個外文也不識。林琴南早年是個讀程朱遺書的保守文人，後來會以翻譯世界名著成名，也許連他自己也始料未及。
林譯外文書也很有特色，他總會請一位通曉該國語文的專家，先讓專家依原文說出那一句的含意，他纔將之寫成通曉之中文，當時有一位外文專家叫魏易（衝叔，1880-1930），就經常與林合作。魏易有子名魏景蒙，早年曾做過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其妹魏惟儀爲我國前駐美大使沈劍虹夫人，魏惟儀在她的回憶錄中說：
林的中文非常好，是桐城派大師，但不識外文，全靠父親口述。林先生不太瞭解譯書必須忠於原文，不可隨意竄改，往往要把自己的意思加進去，自然不免有時與父親發生爭執，結果林先生總是順從了父親的意見，僅將自己的想法寫在眉批裡。那時懂得「蟹行文字」的不多，翻譯的書猶如鳳毛麟角，林魏合譯的書一出，立刻搶購一空。他二人譯得非常之快，十年之內已出版了百餘種。
當時稱兩人合作翻譯叫「對譯」，事實上與林合作對譯的不僅魏易一人，尚有王壽南、王慶驥、王慶通等人，由於林琴南認爲白話雜遝，他翻譯的中文用的是合乎桐城義法的傳統古文，今天讀起來，有點困難，但在當時算是通行。林譯外文名著，往往不依原書名，而取一個自己認爲典雅的新名，譬如將法國小仲馬的名著La dame aux camelias譯成《巴黎茶花女遺事》，把英國毛姆兄妹寫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譯成《吟邊燕語》，把狄更斯的David Copperfield譯成《塊肉餘生錄》，把哈葛德的Joan Haste譯成《迦因小傳》，假如不知典故，幾不知所譯爲何書矣。
林的譯着速度極快，比較缺乏考訂，有時又自以爲是，當然問題不少，鄭振鐸就說過，林所翻譯有的異於原着，往往「都被他譯得變成了另外一部書了」，但受到當時渴求新知的讀者歡迎，因需求量大，只想多產，顧不了其他了。不過對林的批評也不見得全是負面，也有不少學者推崇過他，如胡適、錢鍾書等，胡適曾說林琴南大量運用傳統古文寫作，是司馬遷以來第一人，而寫《美語新詮》的高克毅（喬志高）曾拿狄更斯的原着與林琴南的翻譯「對勘」過，竟發現林譯比原着更簡潔而有神，都算例外的佳話了。
但這種際遇，可能是林琴南自己也沒料到。
本文不想只談林譯羣書的問題，也想談些外文中譯所碰到的一些笑話。上世紀九零年代，由於兩岸開放不久，臺灣到大陸沒有直通班機，必須假道香港轉機，而那段時刻中東很不安靜，先是兩伊戰爭，後來又有美伊戰爭，有位大人物就是伊拉克總統，他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會在報上出現，但所譯皆不同，常會造成混淆。以臺灣爲例，中國時報系會把他譯成哈珊，聯合報系譯他爲海珊，當時還有中央日報，卻將他譯成胡笙，真是亂成一團，不料在香港轉機時看香港報紙，卻把他譯作侯賽因，而到大陸，就連侯賽因也不叫，而叫他薩達姆了，初讀時以爲有很多人在中東搗亂，其實從頭到尾，只是Saddam Hussein一個人罷了，真是好笑。
再來談談Sandwich所鬧的笑話。聽到這個詞，便想到往往是切成三角型的夾着配料的麪包片來了，其實是一種簡便的西食吃法。其實三明治原來是人名，指發明這種吃法的人，還有一種說法是指發明這種吃法人的家鄉名三明治，指一個到處是沙子的窮地方，因爲Sandwich前面那個Sand在英文就是沙的意思。我記得我兩個女兒小時曾爲這個名詞起過爭執，一個認爲三明治的三指的是三角形，要是把麪包片切成方形，就得叫四明治了，另一個認爲三是指層數而言，三明治一定得有三層面包，假如只兩層就得叫二明治，多的話就得叫四、五、六明治了，她們說的都有道理，而其實都錯了。
還有個問題是Sandwich這個字，前面的「三」與後面的「治」都算譯得還可以，中間wi怎能譯成「明」呢？要解釋得通，又得回到沒有「國語」的年代。最先接觸洋人所吃的Sandwich的是上海口岸的「文明人」，他們原把這個英文單字音譯成「三文治」的，上海話文的子音是v，與w的發音接近，所以譯成此三字算是合理，但這個譯名後來給香港等地更「文明」的人引用（二戰之後香港的繁榮一度取代了上海），香港人用的是粵語，而粵語的「文」不念v也不念w，而念成m（文這個字香港人念成men），再經轉寫就變成「明」了，後來這譯名使用益廣，就這樣確定了。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三明治一詞是誤譯的結果，但約定俗成之後，也見怪不怪了，這類例子在現代中文是很多的。
我對香港、澳門流行的粵式中譯一直有點不以爲然，桐城派講古文義法，講爲文須合信、達、雅的條件，我老覺得那些粵譯的地名人名都有點彆扭，有些甚至不雅。譬如澳門有個觀光聖地叫「大三巴」，大三巴原是一座教堂的遺址，這座教堂原名大聖保羅教堂（原址有座小的聖保羅教堂，後來改建成大的了），聖保羅葡語是Sao Paulo，西班牙語是San Pablo，「三巴」兩字比較接近西班牙語，如把美國的San Francisco有譯成三藩市的，就是從西班牙語譯來的，但不論是從葡語或西語譯過來的，譯成「三巴」確實欠雅，這兩字在閩南語裡還是罵人的話，如把San或Sao譯成「聖」更好些，跟美國San Francisco同州還有個名叫San Diego的地方，中文譯作聖地牙哥，聖這個字除了音近也能達意，卻不知爲何不用？
我覺得不好的還包括他們太喜歡用「臣」啊、「奴」啊的這類的字，這些譯名總讓人覺得有些有志未伸的晦氣。譬如香港人自創的一個成衣品牌名叫Giordano，中文名竟是「佐丹奴」，還有一個賣日用小百貨品的叫Watsons，中文就卻叫它「屈臣氏」，做臣已夠低下了，還要他不斷磕頭做委屈狀，於心何忍呢？真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當然知道粵語是把「屈」這個字念成wa的，但同音還有他字可選，不見得必用此字啊，我看此招牌都覺得不很舒服，不想進去買東西。
加拿大最西邊有一大都市叫溫哥華（Vancouver），溫哥華所在的省英文名叫British Columbia，簡寫B.C.，中文卻把它譯成「卑詩省」，我也認爲是一大敗筆。卑是低下的意思，跟卑連接的詞語都有卑鄙或不知廉恥的貶意，當然從沒有「卑詩」這個詞的，要是將人家的詩說成「卑」，便是罵他把詩寫得差又不入流。所以我認爲，把人家原本堂堂的「英屬哥倫比亞省」翻譯成「卑詩省」，不是腹笥淺陋就是居心不良，都不可取，卻用之經年，我怎麼想都想不通。
不料想吃個三明治都引起這麼多問題來，真是始料未及，我便跟旁邊的福爾摩斯先生說，這次我們只點杯咖啡算了，三明治就不吃了吧。不料一旁有人插嘴說「咖啡」也是譯名呀，凡是譯名都問題不少的。是的，咖啡也是譯名，中國自魏晉以來，受佛教經咒轉譯的影響，不採意譯而採音譯的，都使用有口字偏旁的字，以爲區別，沒有口字也幫它加個口字，譬如佛教有「六字真言」（又名「觀音菩薩心咒」），是：「唵嘛呢叭咪吽」，每個字都帶着個口字，表示這六字是從梵語音譯過來，是無須在字意上求解釋的。
是的我知道，這類的事要談一時也還談不完的。這家店咖啡衝得淡，不很好喝，我看福爾摩斯不時掏懷錶出來看，便知道他也許還有案要辦，決定就此跟他分手，不再談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