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予我們活下去的理由─聯合報文學大獎高峰對談側記

聯合報文學大獎贈獎典禮暨高峰對談來賓合影：作家陳雨航（右起）、學者石曉楓、大獎得主阮慶嶽、聯合報執董項國寧、詩人陳義芝、小說家童偉格、聯副主任王盛弘。（圖／本報記者黃義書攝影） 黃義書

主持：楊佳嫺

與談：石曉楓、阮慶嶽、陳雨航、陳義芝、童偉格（按姓氏筆畫序）

側記：蕭宇翔

一、保留在一個距離之外

2025年9月21號午後，本屆聯合報文學大獎得主阮慶嶽與數名重量級作家、學者，展開高峰對談。正是在這樣一個災難的紀念日，在以文學爲重大任務，深入觸及社會，贈予榮譽的典禮上，一場深刻的答辯展開了。隨着談話的進行，我們或許才終於慢慢體認到，真正值得被書寫的，往往不是對談之間，相互詰抗，辨證後的相對結論，或絕對無言。而仍然，是那些未被說出，卻在領空持續盤旋，幽微話語的裂痕與空缺。而這些裂痕、空缺竟是文學的本質，唯有透過文字的觸及（而不是話語的來回），或斟酌或率真，如白鷺的爪印，不畏斑駁嶙峋，才足以摸索這個世界，青苔般地生長，攀爬，堅定地撫觸，這廢墟般的世界。高峰對談理應是一場「榮耀的會晤」，但我所看見的，或許是一羣作家仍試圖在這寰宇廢墟之中，撿拾殘破的瓦片和玻璃，置於光線下檢驗，一些文明的痕跡，重建的可能。語言依然有重量，寫作仍然值得，這樣的信念，若非得來不易，至少，也不是觸手可及的。

主持人楊佳嫺開啓對話的方式，有如大理石雕刻法，竟以刪去之勢，勾勒出了阮慶嶽的輪廓：「存在主義、鄉土性、魔幻寫實，這些切入點是常見的論點，你是否同意？或你有意排除特定議題性的書寫？」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即便後現代已去久矣，在當代，這仍然是一種挑戰──針對阮慶嶽，也針對當代寫作者究竟還能不能脫離話題框架而存在。

阮慶嶽一向說話緩慢嚴謹，樸實而謙遜。降低的語速若非猶豫，至少也可以說是一種篩選，彷彿每句話在說出前，都必須通過誠懇的檢驗，確定語言不是空殼，完全發自本心，才肯放行。即便他只說：「有人評論是非常有趣的，深深的期待，又深深的恐懼。」若非親眼見他言說，或許容易被誤解，但他坐於臺上的姿勢──背部向後靠緊、雙手相扣於腹前──使人感覺那不是客套之詞。他說，他相信文學有一種崇高性，但那崇高不是來自神學，甚至並非形上學，而是來自寫作者對語言的負責。

他說：「文學讓我們與前人與後人銜接。你要交棒，你要知道，在文字的洪流大川，不是隻有你一個人。」這不是一般理解上的「文學傳承」，我們可以將它理解爲一種寫作的倫理宣言──寫作並非自我表達，而必須，向不可言喻、無法計量之物負責：時間，以及人類，或者說，時間中的人類。「有沒有一個超越我們存在此刻的這個時空？而去往更廣大的時空？」他說：「雖然包圍你的是此刻的現實，但或許，你是要把棒子接住，並傳遞下去的那個人。」阮慶嶽的語言，無論是口語或書面，經常以問號作結，沒有口號可言──卻始終有種冷硬的線條感，彷彿粗獷派建築。這也令人聯想起一股史詩、悲劇色彩：望向長路，知道一切不可避免。

當對話延伸至「時代與文學的關係」時，楊佳嫺提到，這可能是一個泥沙俱下、衆聲喧譁、快速流轉的時代。阮慶嶽對此則表達，這多少是有一點危險的，然而「作家必須把自己保留在距離之外」。這句話帶着一股違反直覺的清醒，換言之，在資訊爆炸的當代，並非「貼近真實」纔是真誠。諾獎詩人布羅茨基曾言，藝術並非反映現實，而是創造現實。作家木心則常說作家與真實世界，乃是存在一種「互爲掩映」的關係，與此說亦若合符節。因爲，沒有距離的書寫，常常可能淪爲即時情緒的反射，而非文學。距離，在當代，或許是一種寫作倫理的實踐。

「我把自己保留在一個距離外。作家有他自己的生命節奏，與現實節奏不同。不能被現實節奏帶走，但也不能對現實境況完全沒有了解。堅持自我的節奏與信念，但仍每每在問，值得嗎？我相信的事情，真的存在嗎？」他說，落實到實際寫作上，假若要寫一部長篇小說，每天的節奏、狀態是什麼，速度感是什麼──空出這個節奏是要付出代價的。但這不代表與時代脫節。

二、不夠狠心，小說就完蛋了

當主持人楊佳嫺拋出「寬恕、罪與愛」這個抽象卻沉重的三角命題時，童偉格加入了對談，但並未前往傷感層次，而是以另一支槓桿，支撐起，或者說拆開了阮慶嶽小說中關鍵的一部分──家庭。他指出「東湖三部曲」中的家庭「並非血緣情感的共同體，而是「一羣湊在一起的陌生人」。一般的家庭書寫總帶一種隱性的前提：家庭是傷痛的來源，是不可修復的一切起點。而童偉格則說：這裡沒有歸屬，只有偶然並置的人類。他用「耦合家庭」這個來自舊俄小說的概念，引出阮筆下的家庭結構──那些人彼此相處，但彼此不能真正理解；他們共享日常，卻無法共享真相。家庭，在阮的小說中並非安居之所，而是存在的碰撞，有時佯裝爲相安無事，實則暗潮洶涌。

這偶然聚集在一起的家庭，童說：「角色在日常生活時，是一套話語，但討論信仰或內心獨白的時候，卻是另一種語言風格和層級。由於我們一切情感記憶都是離散的，我們所擁有的，也就只是無可言說的此刻。」因此，童偉格認爲，我們要具備文學性的語言，纔有辦法召喚所有離散的過往。這兩種語言：日常生活孤獨，與個人內在的困頓──竟然交互出一種孤獨與優雅。此評語之準確──也由於阮的小說語言從不誇飾，從不氾濫施捨情緒，也不催促讀者哭泣。在他的小說世界裡，真正的悲傷或許是無淚的。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當中，阿萊莎，正如阮慶嶽《凱旋高歌》中的凱旋，是疏離的純善者，不太適合生活在俗世，因爲他們沒有欲求，沒有激情，也不懂得透過示弱去換取些什麼。他們是這樣透明。對此，童偉格思索着，小說應該要有後半部：阿萊莎找到超越性，突然知道怎麼面對這個世界──但並沒有。而阮則是讓凱旋消失，失蹤。童好奇的是，阮會如何讓純善者找到道德力量，且能夠快樂地生活下去？

面對童的提問：「純善者是否能存活於小說？」阮的回答是──純善者無法形成小說。他說，一定要有慾望，貪念，有惡，他要受難併成長，纔可能構成一個人物。「然而，我寫出了一個純善者，卻不忍讓他受難，於是，就讓他消失掉了。」他說，正如《紅樓夢》中賈寶玉最後也消失掉了，純善者無法被放入這個世界，但我們仍然需要純善者的存在。「我不夠狠，我必須非常無情，忍心讓角色走入深淵。如果不夠狠心，這個小說就完蛋了。」這樣的純善者，能否在沒有惡的念頭，卻做出惡的事情，並遭受磨難呢？阮慶嶽的結論是：我不夠絕情，沒有能力將一個純善者完全書寫出來。

與其說這是謙遜，不如說，我們深深感受到了一個小說家，對於虛構一事，也有如許龐大的責任感。他承認，寫不出真正的純善，因爲那需要作者，對角色執行徹底的拆解、拋擲、重構，而在筆下伊時，角色與靈魂，真實與虛構早已難以二分了──我們或許會忽然意識到：寫作者並不是在征服世界，而是透過虛構，在與自我的人性，人性中的軟弱之處搏鬥；每一個字，都是在與自負、自責、自省肉搏後的痕跡，果真是不畏斑駁嶙峋。

小說家要做到何等地步，纔算是足夠狠心呢？圍繞着宗教、夢境、庶民生活這幾個題材，陳雨航接住了話題，他說，很少有人真正以宗教爲內在結構來寫小說，即便寫了，多半流於象徵化、附加性的宗教意象，卻沒有進入真正的核心。但阮的小說較不一樣，他並不用宗教作華麗的附會，而是真正滲入人物的存在。至於夢境？他說：「阮的小說讓人懷疑，他可能比我們任何人都更認真對待夢。」夢在他的文本中不是離奇的幻象，而是以一種極爲調和的方式被彰顯出來。

「二十五年前，我關掉建築事務所，打算正式開始長篇小說寫作。」阮說：「那時我把稿子交給陳雨航，他二話不說就出了。」楊佳嫺將話題轉向出版經驗，問陳雨航：「你收到稿子時的感覺如何？」陳回答：「很簡單，我早上看完，傍晚就決定要出了。」出版人有時也是個狠人。

三、可能發生，

未必是曾經發生的真實

談到《銀波之舟》，石曉楓表示，她一拿起書來就放不下來。「我不想界定它的文類，結尾寫得太好了。」她也提及《黃昏的故鄉》極善女性形象的描寫，從前現代的鄉土一路走來，展示了鄉土小說的另一個高度，奇異的筆調，弔詭的聲腔，一方面極爲庶民，對話十分接地氣，語言又獨具個人性──如「出現來」、「再次發生去」，非常文氣，有股形而上的哲思氛圍，卻毫不違和，能無縫接軌。

「我的父親是基督徒，母親是佛教徒。」阮慶嶽說：「她會偷偷燒香唸佛。這是小時候就有的辨證。我同情我母親的躲藏。她是一個敏感體質的人，宗教確實存在，且有奇異的力量，這是我成長時，就已深深感受着的。」他補充了一句：「我很喜歡觀察鄰居的媽媽、母親，她們充滿魅力。」

談到與七等生的異同之處，阮慶嶽迴應：我沒有覺得自己和七等生非常像，他有種冷卻、乾燥的句式，而我的句法，其實也受陳映真語言中的委婉所影響。「和七等生相處，我們也不會討論文學，都在聊些別的事。」從互動裡，阮直言，他的確感到七等生非常在意別人看待他小說中的宗教信仰。他也鼓勵過七等生，可以嘗試書寫父親，完成一部長篇小說，直面心中的課題。「但他一直繞掉這個主題。最後他沒有寫。」

陳義芝談起阮慶嶽，表明在這個資訊混亂龐雜的時代，非常驚異於阮的表達。「我讀《銀波之舟》，印證了非常多文學的原則。」他說，阮提及自身記憶力奇差，但是爲何他能書寫？因爲文學本身就是虛構，以想像力塑造栩栩如生的時空，讓人感動於文本里的真實，甚至不必過問現實的真實。將冰山之下，不爲人知之物，以書寫彰顯，的確是生命的再造。他提到，阮的書寫筆法有時像是自傳散文，以完全的坦承，交奉，將角色的驚慌忐忑，無言抵抗，頹唐喪氣展現出來，他完全入戲，的確，是以生命在寫。另一方面，阮的小說有「超體驗」的特質，充滿冒險的旅程，不只是個人的、形色的，更是將夢境，日常，出入虛實，內心與外表，過去與現在都能喃喃道述，以心理分析，如洋蔥剝瓣，語法特殊，能抒情又善敘事，互涵互涉，達到「非單一指涉」，使情節與心理立體起來──哀傷與快樂，荒唐而嚴肅，期待又失落，都同步涵容。

「阮慶嶽的小說，如同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這部自剖文學的代表，不斷向內挖掘，探求真實，發覺我們多半是假面，沒有深度。而當我們的軟弱、脆弱、黑暗，變成了公衆性的──見識到內在長長的隧道，異常幽深之處，這其實，足可爲散文作一個榜樣，回答了真實與虛構的問題。真實如果沒有同情心、感受力，那麼真實可能是不夠的。阮寫出了可能發生的，而未必是曾經發生的真實。」陳義芝說。

對談的最後，童偉格援引了不在場者，評審王德威的一段話：「我們應該審酌美學的方式，看待阮小說中的神學話語。關於神性有無的省思，神性是什麼，不論信的是什麼神。從美學角度看待那些宗教辨證──玄奧，其實是日常的形式，不是超脫救贖，而是美學上的合情合理，給予我們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