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火中不熄的文脈 揭中研院史語所李莊的流亡歲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抗戰期間輾轉遷徙，最終落腳四川宜賓李莊「板栗坳」，在當地百姓無私支持下，學者們得以安心研究，度過一段艱苦卻難以忘懷的歲月。（圖／翻攝自彭湃新聞網）

漢語文學博大精深，漢字的演變承載着中華文明上千年的傳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作爲臺灣人文學術發展的中流砥柱，長年對臺灣的學術、教育、文化乃至國際聲望有深遠貢獻。而史語所之所以能延續至今，背後是一段特殊且動人的歷史記憶，戰爭時期研究所遷徙至四川宜賓李莊，展開了一段「文脈流亡」的歲月。

中研院史語所創立於1928年的南京，由時任中研院長蔡元培主持創立，並延攬傅斯年出任首任所長。史語所以「整理國故」爲宗旨，致力於透過考據、語言學、民族學與考古學等方法，系統整理傳統文化資產。

1937年抗戰爆發，史語所被迫離開南京，先後輾轉長沙、昆明、貴陽、重慶，最終落腳於四川宜賓李莊「板栗坳」，在這裡的四年歲月裡，史語所文人學者與當地仕紳、百姓攜手共度戰亂，開啓了一段「雙向奔赴、互相照應」的深厚情緣。

李莊鄉紳之孫羅亞新回憶道，當年他的祖父得知同濟大學等學術機構在戰火中舉步維艱，便毅然以地方鄉紳之名，邀請當地政府與知名鄉賢集會商議。他主動提議，歡迎學術機構遷至李莊，守護國家的文化根基。

爲了讓學者安心研究，有位鄉紳甚至將自己兒子暫時「趕出家門」，騰出整棟宅邸，無償提供給學者居住與辦公，只爲成全一段文化薪火的延續。正是在這種奉獻與信任的支持下，學術研究得以在戰亂中延續。

當地仕紳之孫羅亞新回憶，當年其祖父率先提出邀請同濟大學等學術機構遷至李莊，許多鄉紳更主動騰出自宅，無償提供學者居住。（圖／王小萌攝）

因當地鄉親的支持，史語所於李莊時期培養出陶孟和、傅斯年、李濟、董作賓、樑思成、林徽因等大批學者，更在後期學術史上留下傳承至今的文獻。身處戰亂時期，能生活已十分不易，可在李莊的期間，由於當地百姓對於學者們的支持保護，讓學者們能專心研究甲骨文等語言學，那段樸實、單純的日子也令學者及其後代們永生難忘。

1949年，中研院部分單位遷回臺灣，史語所於年底重建於臺北南港。董作賓之子董敏卻常懷念起那段時光，因緣際會下，董敏於2017年一次兩岸交流活動中偶然結識記者郎麟，董敏談起童年往事、記憶中的紅梅院落與被賣掉的小山羊，那一刻，郎麟感受到這段歷史的溫度與生命。董敏託付其記錄李莊往事，郎麟回憶道，最後董敏先生的託付語音中甚至依稀可以聽見醫院護士的聲音，自己當下發願竭盡所能撰寫這本書。

郎麟耗費八年時間，實地及書面尋訪大量當時還是孩子的史語所後人以及李莊當地百姓，當時與學者們接觸的孩子現今多已年邁，卻仍清楚記得當時與史語所學者的相處過程，「傅斯年當初往返山下，有一位專門爲他扛行李、上下接送的挑夫，一次搬運途中，挑夫受傷了，傅斯年得知後親自前往探視，並安排他至診所治療。」

郎麟說，這名挑夫本只是普通勞工，並非文化人，也非學生，但這份被鄭重對待的記憶，讓他一輩子念念不忘，直到他去世前，仍常常提起「傅先生真是位好人」，並將傅斯年的名字與那段經歷傳給自己的子女後代。在戰爭最艱難的時期，雖物資匱乏、生活困頓，卻處處可見人與人之間真摯、無私、溫暖的情誼。

作家郎麟受董作賓之子董敏之託，耗時八年實地走訪「板栗坳」地方後人，蒐集口述記憶與文獻資料，寫下紀錄史語所戰火歲月的動人著作。（圖／王小萌攝）

種種溫情故事拼湊成整本名爲《關山萬重》的書，郎麟感嘆，支撐她將書寫完的是紀錄時一個又一個的「閃光點」，史語所學者的後代及李莊二代願意敞開記憶、分享家族的故事，更在這本書完成後興奮地向她表示，似乎看到「板栗坳又復活」，書中人物「就是我外婆的樣子」。

而當年駐於李莊的史語所，不僅保住中華學術命脈，更成就了五對愛情，其中三對後來一同遷臺，成爲最早的兩岸婚姻。而最有名的便是語言學家逯欽立與「李莊鎮花」羅筱蕖的婚姻，傅斯年當時親自擔保，集結53位學者聯名作證，才促成佳偶。這些婚書及董作賓創作的《香樟集》等詩稿，如今仍珍藏在史語所舊址，訴說着當年在戰火中綻放的人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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