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範“數字佃農” 滿足青年消費新需求

當下，“以租代買”這一曾經邊緣化的消費方式重新進入主流視野，並受到青年羣體的格外青睞。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新租賃行業市場規模已達152.7億元；2024年，某租賃平臺訂單數同比增長52％，其中電腦、相機、無人機等設備的租賃業務增速高達80％至90％。

“以租代買”何以成長爲消費新業態

“以租代買”是指通過租賃而不是直接購買的方式享受商品或服務。這種備受青年青睞的消費模式的盛行，是當下社會文化轉型、經濟理性與技術創新交織生成的結果。

消費文化轉型中的身份重構。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重構了青年的消費邏輯。相較於父輩將“佔有”等同於安全感的傳統觀念，新一代更注重商品的使用價值和體驗屬性。租賃很好地滿足了青年對時尚電子設備、奢侈品等符號性商品的短期需要，這種“輕佔有”模式也完美地契合了社交媒體時代人們對“表演性消費”的需求。與此同時，共享經濟平臺賦予租賃以環保、減少資源浪費的倫理意義，準確擊中了青年羣體的生態焦慮，租賃因而成爲青年可持續生活方式的一種實踐。

經濟理性驅動下的生存策略。“以租代買”折射出的是青年羣體對成本效益的再權衡。租賃降低了一次性支付門檻，規避了資產貶值，也減少了維護成本。這種輕資產配置，被青年視爲財務自救。一部新款旗艦手機售價過萬元，但通過信用免押租賃，月付不足300元即可獲得使用權，且能每年隨技術迭代更換。

客觀流動性使然。城市化進程在物理空間助推新消費模式的發展。尤其是超一線城市生活節奏使青年用“減法”邏輯對待物質的佔有和囤積；工作單位、居住城市的變動，則讓“隨時可退租”成爲應對不確定性的安全閥。

“即刻體驗”是否會導致認知偏差？租賃降低了體驗門檻，快速兌現了青年對新鮮感的渴求；心理學中的“雙曲貼現”理論揭示，人們傾向於高估當下收益而低估未來成本。租賃經濟巧妙利用了這一認知偏差：當青年個體按月更換租住公寓的裝修風格、季度性切換戶外裝備組合時，持續的新鮮感滿足了他們自主控制生活的心理需求；而當一款售價1萬元的VR設備被拆解爲月租499元，他們的心理賬戶會自動忽略兩年總支出超萬元的現實，轉而聚焦“即刻體驗”的快感。

自由表象下的系統性捆綁

“以租代買”重構了人與物的關係，將商品所有權從消費邏輯中剝離，賦予青年一種“輕佔有”的自由。悖論在於：它一邊解放人對物的佔有慾，一邊將人更深地編織進資本與技術共謀的“權力”之網。青年追逐的“萬物可租”的便利，正在將他們的生活拆解成無數付費碎片，而當所有生活模塊都建立在持續付費的基礎上時，那些看似隨時可棄的租賃契約，反而構成了無孔不入的捆綁。

租賃經濟將消費行爲解構爲碎片化的付費模塊。租賃經濟的核心吸引力在於“萬物可租”的便捷性——從居住空間到辦公軟件，從娛樂內容到社交身份。表面上，這種模式賦予了個體高度的靈活性和選擇權，然而，如果每一個生活場景都依賴於短期租賃契約，個體的消費行爲便不再指向長期價值的積累，這終將削弱青年個體對未來生活的實際掌控力。

技術平臺通過算法重構了租賃市場的權力結構。技術平臺在租賃經濟中扮演着雙重角色，它既是便利的提供者，也是權力的實施者。算法通過用戶畫像、需求預測和動態定價，將租賃行爲標準化爲可計算的商業模型；青年在享受“輕資產”便利的同時，被迫接受一種新型的“數字佃農”身份。當生物特徵、社交關係等核心數據被平臺壟斷時，個體的自主權便在技術黑箱中逐漸消弭。

租賃模式在降低門檻的同時製造了新的消費壁壘。租賃經濟的終極悖論在於，它通過降低消費門檻實現了表面的普惠，卻加劇了圈層的隱性分化。月付300元的租賃模式看似減輕了即時經濟壓力，實則將消費者鎖定在持續付費的循環中；一旦收入中斷或信用評分下降，看似自由的租賃生活將瞬間崩塌。租賃本是青年應對不確定性的“安全閥”，最終卻導致他們喪失對抗系統性風險的能力。

破立並舉，引導租賃經濟健康發展

作爲宏觀消費提質擴容、構建綠色循環型消費結構的戰略部署，《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的出臺也爲“以租代買”等新型消費形態的規範化發展提供了清晰的制度路徑：

政策層面實施差異化分類治理。針對汽車、電子產品等工具性消費領域，在“核心數據確權，通用服務共享”原則下，簡化審批流程，激發市場活力；針對情感消費領域，設立“必要擁有”底線，防止資本過度介入人性需求；針對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建立預防性監管機制，避免技術壟斷。通過精準施策，實現市場效率與社會效益的平衡。

制度層面通過三大機制維護市場公平。一是算法透明機制，要求平臺備案核心算法，公開動態定價、用戶畫像等關鍵技術的運行邏輯，並接受第三方審計；二是數據確權機制，明確用戶對生物特徵、社交關係等個人數據的控制權；三是消費保障機制，推行租賃成本透明化，規範營銷話術，建立便捷的維權渠道。這些制度安排旨在防範“數字佃農”現象，維護市場公平。

認知層面着力培育理性消費文化。一方面，建立科學的租賃價值評估體系，開發智能比價工具，幫助消費者直觀瞭解長期租賃成本；另一方面，將金融素養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普及報酬率、沉沒成本等決策知識，提升公衆識別消費陷阱的能力。通過知識普及和工具賦能，培育理性消費文化，促進新消費業態健康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武漢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