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 鮑賢清-魏寧：漫談場館學習：觀念、技術與方法

鮑賢清

教育學博士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技術學系副教授

中國自然科學博物館協會繼續教育專家庫成員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兒童博物館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魏寧

北京市東城區教育科學研究院研修員

《中國信息技術教育》雜誌特約撰稿人/專欄作者。

魏寧：鮑教授您好，很高興有機會和您聊一聊場館學習這個正在逐漸成爲熱點的話題。2020年，教育部、國家文物局發佈了《關於利用博物館資源開展中小學教育教學的意見》，在2022年頒佈的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中，很多學科都明確提出了要利用場館資源開展學習，這些都標誌着場館學習正在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

在今天對話的開始，我想請您先對一組概念做一個辨析，在日常的話題體系中，我們經常用到“博物館教育”和“場館教育”，您怎麼看待它們之間的區別？哪個概念更全面？

鮑賢清：謝謝您，作爲一個場館學習的研究者，對於場館學習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我還是非常開心的。“博物館教育”對應的英文是museum education，指的是以博物館爲代表性機構的學習環境中所發生的教學形態。國際博物館協會界定的“博物館”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包括了各類自然、歷史、藝術、科技類博物館、紀念館乃至像動物園、植物園、溼地公園、歷史遺址遺蹟、工業遺產等這樣的開放性場所。在中文的語境中，當我們說“博物館”的時候，容易讓人理解爲狹義的博物館，所以在這裡我覺得用“場館教育”可能更爲恰當。

魏寧：那麼，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場館教育”和“場館學習”哪個概念更能體現出它的理念？

鮑賢清：從大的方面看，近幾十年學習科學領域的研究發展體現了從教到學的轉型。當我們說到教育這個詞的時候，總感覺會存在教授者和學習者這樣的角色，但是，在場館中，很多時候發生的是一種自由選擇式的學習，學習是基於興趣自主發生的。我覺得用learning會比education更好，用“場館學習”比“場館教育”更符合當下的理念。

魏寧：好，那我們今天漫談的標題就用“場館學習”。對於場館，我們每個人都不陌生，在我們的印象中，說到場館學習，就是到場館中去，通過在場館中的參觀、體驗學習相關的知識。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樸素的認識，但場館學習的背後肯定不簡單，有獨特的觀念、技術與方法。

鮑賢清：您已經大致描繪出了場館學習的樣態，我們就從到場館中去學習聊起。

到場館中去學習

魏寧：近年來，課程與教學改革的理念更加強調課程內容與學生經驗、社會生活的聯繫，注重跨學科主題學習、項目式學習等方式，在此背景下，場館學習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我們發現，在2022年新頒佈的義務教育各科課程標準中，很多學科都強調了場館學習的重要性。

鮑賢清：是的，近年來，中小學對場館學習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2022年義務教育新課標的頒佈及其後開展的教師培訓，也都明確鼓勵開展場館學習。例如，《義務教育科學課程標準（2022年版）》中明確指出：“要發揮各類科技館、博物館、天文館等科普場館的作用，把校外學習與校內學習結合起來。”《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2022年版）》中則指出：“在歷史教學活動中，應積極開發利用社會資源，如歷史遺址遺蹟、博物館、紀念館、展覽館、檔案館、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及鄉土歷史文化資源等。”《義務教育藝術課程標準（2022年版）》中指出：“鼓勵學校與美術館、博物館、音樂廳、歌劇院、影院、青少年宮攜手，開展多種形式的藝術教育教學活動。”還有一些學科的課程標準中也明確提出了要加強場館學習。

魏寧：這確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相信也會帶來場館學習的一個新熱潮。如果學校或教師有意願藉助場館的資源開展學習，不管這樣的學習只是一次活動，還是開展一個週期的主題學習，首先應該怎樣去做呢？

鮑賢清：如果學校和教師希望藉助場館資源開展學習，他們應該怎樣去做呢？如當三年級的學生學習到昆蟲的時候，能否把課堂搬到自然博物館去上？學校又該如何與場館開展合作？我想，這還是需要一定基礎的。我們之前在全國範圍科技類場館做過調研，結果發現，很多時候並不是學校教師不想借助場館學習，而是場館在系統地服務學校課程教學方面提供的支持力度不夠。

已有的文獻和與一線教師的訪談實際都告訴我們，單憑教師自己帶領學生完成場館學習的任務，其實這是很難的。我們設想一個文科教師/科學教師，他/她能否帶領學生把一個文史類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逛下來，而且保證講解中沒有科學性錯誤，還能講得生動有趣，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極少有老師能做到這一點。因爲博物館的展品/藏品都是有專業性的，講解員也是需要不斷培訓才能勝任的，而學校教師並沒有那麼充裕的時間去研究這些展品。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期待優質的場館學習發生，就需要館校合作，而場館方面更要主動作爲。例如，如果場館方面能夠有意識地去挖掘館內可以和中小學教學對接的內容，幫助教師把館藏的展品和教學知識點串聯起來，甚至去主動關注中小學相關學科的課程標準，然後向學校提供一個課程菜單，便於學校和教師去選擇，那麼效果將會好很多。

自2015年起，多家場館在上海市教委的支持下發起“利用場館資源提升科技教師和學生能力的‘館校合作’項目”。其中面向教師有一個“博老師研習會”項目，上海科技館、自然博物館、天文館、上海中國航海博物館等每年都會向中小學教師開放培訓名額，中小學教師都可以來報名。場館的專業人員會帶着一線教師深度參觀場館，介紹場館的定位、策展思路、教育資源等。這樣的參觀和作爲普通觀衆的參觀其效果是大不一樣的，不是僅僅看“熱鬧”，而是要真正地看出“門道”來。場館還策劃組織一系列培訓，告訴教師如何深入地去了解哪些展品可以和教學內容進行連接，應該怎樣設計教學。最後，這個項目還會要求教師去設計一個具體的教案，再請專家來指導。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利用場館資源設計、開發具體活動的歷練，對於教師來說，這將是非常寶貴的經歷。

魏寧：看來開展場館學習，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需要館校之間的合作。您眼中的優質的場館學習，應該具有怎樣的特徵呢？

鮑賢清：其實，近年來，館校結合開發的場館學習活動越來越多，其中更是不乏優秀的案例。我們總結了一下，一個好的館校學習活動(以科學學習爲例)通常具備以下特徵：一是對接相關學科的課標，融入課標中的學科核心概念和跨學科概念；二是體現探究式的學習方式，設計學習支架幫助學生對場館中的空間和藏品展品進行探究；三是對藏品展品的利用度高，這裡的利用度包括了展品與主題結合的相關性和緊密度，以及展品利用的深度和延展性等；四是有適切的評估方式，與課堂教學的評估有所區別。

魏寧：在場館學習中，數字化技術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鮑賢清：數字化技術在場館學習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現實中技術的能量還未充分得到釋放。我曾經對一次“全國科普場館科學教育項目展評”中的案例進行過分析，在隨機抽樣的13個案例中，3個案例使用了3D全息投影和GPS定位技術，其餘10個案例僅使用了PPT、音視頻播放等基礎設備。在具體的應用環節上，大部分案例中的技術使用出現在導入環節，用來營造情境和吸引學生注意，還沒能將技術真正地與場館學習活動相結合。

其實，目前我國場館中的數字化技術手段還是比較豐富的。很多場館都擁有社交媒體、多媒體技術、虛擬現實技術等，在場館學習中，應該充分發揮這些技術的優勢，通過這些技術構建數字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獲取知識更加便捷，讓學習到的知識更有趣味，以彌補傳統教學手段的缺失，激發青少年學生的場館學習熱情。

此外，現在的很多場館中都建有“虛擬數字館”，它能夠模擬出真實的情境，調動學習者多感官參與，同時具備互動性。例如在虛擬天體館中，學生可以用鼠標、鍵盤、數據手套等操縱虛擬替身體驗宇宙空間環境，實現與系統的交互，通過仿真火箭的組裝體驗活動了解火箭的結構組成以及作用原理。這樣的學習方式無疑可以大大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讓知識的習得過程充滿樂趣。

魏寧：看來，設計好一次場館學習活動需要館校雙方密切合作，需要前期精心的設計，也包括利用好數字化技術。但設計得再好，在實踐中也需要良好的組織實施，需要在場館學習的過程中有效地引導學生的學習活動。很多中小學在開展的場館學習中，都採用了“學習單”的方式，在學習單的設計上您有什麼建議嗎？

鮑賢清：首先，在觀念上，教師須意識到場館是一個獨特的學習場域，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在實地研究中看到，不少難得組織的場館學習機會變成了春秋遊的打卡，學生到了場館，約定好集合時間後就解散了，結果就是學生成羣結隊都跑去禮品店買文創產品了。

所以，當教師打算用學習單來引導學生進行場館學習的時候，就已經意識到了場館是一個獨特的學習場域，開始去想我該如何引導整個場館學習了。在場館學習中，學生是需要一個學習支架的，學習單本質上就是一個學習支架，它能給學生提供一個思考的路徑。從某種意義上說，學習單又是一個性價比非常高的工具，因爲它最終呈現出來的可能就是一張紙，但內容又體現出了教師的智力付出。

對於學習單的具體設計，我更傾向於把它作爲學習體驗設計的載體，如：參觀前幫助學生建立與已有知識的聯繫，引發好奇；參觀中怎樣去挖掘場館的價值，引導學生針對特定的藏品展品觀察、思考記錄；參觀後怎樣讓學生把所見所思和課堂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

總的來說，學習單就是場館學習的中介物，學生拿着“學習單”去逛場館，會帶着“發現”的眼睛去看場館，這時的狀態會與隨意逛大不一樣。

魏寧：從另一個角度說，學習單也是一種評價工具，所以它會有明確的導向性。在實踐中，我們是否也要避免另一個極端的出現，就是變成爲了完成學習單而學習。

鮑賢清：這方面還是要靠教師的設計，從理念到方法、策略都值得深入研究。在學習單的設計上還是要注重學生的學習體驗，不要把學習單變成一個測試工具，好像教師佈置的任務就是爲了完成學習單，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工具，這樣做反而起不到應有的作用。當學生感覺到場館學習是爲了完成任務而來，又會變成花15分鐘匆匆填完學習單，然後直奔禮品店了。

魏寧：隨着數字化技術的日益便捷，傳統的學習單是否也會出現新的形態？今天的場館學習，學生手裡拿着的是否已經不再是一張A4紙或一個小冊子？

鮑賢清：數字化技術已經派上了用場，這方面已經有不少的嘗試，如用最簡便的微信小程序，或者專門設計一個APP，設計好相關內容，代替紙質的學習單，來引導學生在場館的學習，也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魏寧：剛纔我們提到的場館學習，主要是結合場館內容開展的一次或一個週期的學習活動。據我所知，還有一些學校並不滿足於帶領學生開展若干次的場館學習，而是試圖去開發一套系統的場館課程，這樣的話難度似乎增大了很多，這方面您有什麼建議？

鮑賢清：學校試圖開發的更加系統的場館課程，通常可能是校本課程的形式，如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連貫的場館學習課程，這樣做的難度確實比較大，因爲它可能針對不同的場館，一個場館的資源不一定能滿足所有的教學需求，那麼不同的場館如何去串聯起來，這都是有挑戰的。

學校可以在校本課程、學生的研究性課題、基於項目的學習、跨學科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入場館資源，多次、長週期地利用校外資源，開展館校合作。

魏寧：還有一個問題，我們說場館學習，通常意味着“到場館中去學習”。但近年來一些學校也在校內建設了自己的場館，這是否意味着“場館學習”不一定要走出校門，在校內也可以發生？

鮑賢清：確實是這樣，一些歷史比較悠久、有學科特色的學校，或者周邊缺乏場館資源的學校，可以直接在校內建設場館，這是一種“以我爲主”的設計思路，它讓“場館學習”在校內就可以發生。

但我想說的是，一種更加值得提倡的觀念是，當學校進行校園改造的時候，可以有意識地把場館設計的思路引入到學習空間建設中，借鑑場館的形制，在學校的學習空間中嵌入場館元素。我也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如有的學校在一條走廊上佈置了“標本牆”，成爲生物課程的學習資源，有的學校在校園某處空間安置了一些互動裝置，讓孩子們動手體驗。總之，我覺得這些做法借鑑了場館設計的思路，豐富了學校的學習空間和形態，讓學習可以隨時隨處發生。

魏寧：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思路，同時，我感覺數字化技術也會在這些學習空間中大有用武之地。

鮑賢清：確實如此，像VR/AR技術，在學習空間建設中就有非常大的潛力。例如，可以結合相關課程內容設計學習場景，讓學生通過VR眼鏡進行虛擬學習，在學校裡打造出一處“虛擬學習館”。

用場館資源學習

魏寧：剛纔我們聊瞭如何“到場館中去學習”，要想實現更好的場館學習，需要場館、學校、教師觀念的轉變，需要相應的支持工具，也需要數字化技術的加持。但其實我們所說的“場館學習”，不是說一定要親身到場館中去學習，經歷了三年新冠疫情的我們，對此會有更深的體會。因爲，在新冠疫情期間，很多場館都處於關閉狀態，而場館卻仍然存在甚至活躍着，通過線上平臺以及各種數字化工具，觀衆可以隨時“雲遊”場館，與場館互動，也可以利用場館提供的學習資源開展在線學習。

從這個角度來說，場館提供的學習資源對於學習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場館學習資源的開發也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如果把場館看作學習的供給側，目前就您的瞭解，國內的場館能提供的學習資源總體狀況如何？

鮑賢清：從傳統意義上說，場館的四大職能是收藏、研究、陳列和教育，教育就位列其中，但是場館教育和場館學習經歷了一個逐漸形成、發展的過程。從國際上看，收藏和研究在場館發展的初期是最重要的，國際博物館協會也把這兩項列爲了場館最主要的職能。但是到了本世紀初，國際博物館協會已經把教育職能列在了首位，定義上的變化也反映出了今天教育功能對於場館的重要性，特別是在面向公衆時，場館一定要凸顯它的教育職能。

在這方面，國內場館的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一開始和國外比可能有一個延遲，但近年來我個人的感覺和國外基本保持同步。

魏寧：近年來我們倡導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場館的數字化資源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對於場館資源的數字化轉型，您怎麼看目前的狀況？

鮑賢清：現在我們稱之爲“數字化轉型”的過程，其實早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了。我們知道《地平線報告》專門有一個“博物館版”，十多年前就預測博物館的數字化進程，包括在線資源、可視化技術、物聯網技術等都將進入博物館。

當然，新冠疫情的出現，確實也在客觀上加速了博物館的數字化進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有一個統計，在新冠疫情時期，全球大約95%的博物館都受到了影響，甚至不得不閉館，當新冠疫情結束的時候，有的博物館只能永久關閉了。

在新冠疫情期間，那些閉館的博物館不得不把一些職能，也包括教育職能轉移到線上。爲此，有的博物館甚至專門設立了“首席數字官”這樣的職位，這些博物館也會在YouTube、Twitter上繼續發揮教育功能。國內的博物館在新冠疫情期間也拓展了很多線上功能，如開展在線講座，有的講解員也會拿着手機像直播一樣在展廳裡面爲觀衆做講解。總的來說，在新冠疫情期間，國內外的博物館都在努力地“數字化生存”。

魏寧：下面我們就來具體聊聊場館提供的數字化資源，如果我們把場館看作資源的“供給側”，據您瞭解，目前場館提供的數字化資源大致有哪幾類？

鮑賢清：如果我們把場館看作資源的供給側，隨着近年來技術的飛速發展，它能提供的數字化資源種類也日益豐富。但是如果我們要對這些數字化資源進行分類，我覺得還是很難找到一個簡單的分類方式的。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從這些資源的功能出發進行劃分，大致可將其分爲兩類：一類是替代技術，通俗地說就是由於某種原因，人們無法到實體館參觀，這時候通過技術手段，通過一種虛擬的方式，儘可能接近於真實地呈現場館的樣貌，滿足觀衆的需求；另一類則屬於增強技術，就是用數字化技術創設出一種實體場館沒有的功能，便於學習者來學習。我覺得對於學習者而言，增強技術可能更有意義和價值，畢竟，如果技術只是原樣重現了已有的東西，它從內容到形式並沒有突破實體館的展品現狀，它的價值可能並沒有那麼大。

魏寧：您從功能角度對場館資源類型的劃分還是很有新意的，希望您能詳細介紹一下，也向我們分享一些具體的案例，我們就先從“替代技術”類的資源說起吧。

鮑賢清：我們印象中最早的場館數字化，就屬於“替代技術”的思路，它的出發點就是把場館的藏品進行數字化，這方面國內做得非常好，像大家熟知的“數字敦煌”，在國際上都是領先的，也有很大的影響力。隨着技術的發展，藏品的數字化手段也不斷豐富，從二維平面到三維立體，儘可能多地保留信息。現在我們拿着手機，就可以360度地去虛擬參觀很多場館，而像VR/AR這樣的設備也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各類場館中，你可以帶着VR眼鏡體驗場館，場館裡面也會有很多體感設備，像四維影院等，帶給人們的感受會大大不同。

上面提到的屬於觀衆體驗層面的數字化，此外，博物館在工作流上也實現了數字化。數字化轉型意味着博物館的管理和整個決策流程的改變，用戶使用設備，同時也意味着設備在收集用戶的信息，這些信息也爲博物館決策提供了依據。

魏寧：您再爲我們介紹一下“增強技術”下的場館資源有哪些類型？也爲我們分享一些經典的案例。

鮑賢清：“增強技術”下的場館資源就比較豐富了，首先是針對藏品的。例如，一家文史類的博物館裡面展示了一個刀具，即使我們身處館內，也只能從一個角度觀察它，現在通過數字化技術，我們可以坐在家裡，帶着AR眼鏡，360度無死角地觀察文物，這就是用數字化技術對原有藏品的增強。

再如，在某個自然博物館裡，當我們看到一副恐龍骨架時，可以藉助手機APP進一步“看”到這個恐龍的肌肉、皮膚，以及它動起來的神態和樣子。這也是對原有藏品的一種增強，從而給用戶帶來了全新的體驗。

魏寧：從這個角度講，數字化技術確實使藏品“立體”了起來，呈現出了更加豐富的細節，我想這些技術工具對於想要進行場館學習的學生來說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除去針對藏品本身的“增強技術”，場館是不是也可以向學習者提供更多形態的學習工具？

鮑賢清：是的，上面說的“增強技術”主要還是針對場館的原始藏品，場館還可以突破這一限制，圍繞場館主題，爲學習者精心打造一種沉浸式的學習環境，提供相應的學習工具。

一些場館會結合本館的主題和特色，推出一些教育應用類的APP，以方便學習者在不到館的情況下應用。例如故宮推出的系列APP，像《皇帝的一天》就採用了有趣的交互式地圖，可以探尋皇帝在紫禁城裡一天的生活軌跡，帶領孩子們深入清代宮廷，瞭解皇帝一天的衣食起居、辦公學習和休閒娛樂，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寓教於樂的方式。

這樣的學習工具還能體現出場館對學習的理解，如紐約科學館、舊金山探索館原創開發出了一些數學、物理方面的APP。它們會結合自身的館藏幫助學生理解數學，以及學習物理中的光學、聲學知識。這樣的方式相當於場館把其對學習的理解封裝在一個具體的APP工具裡面，並提供給學習者。

當然，還有一些遊戲類的資源，甚至採用了桌遊、密室逃脫等形式，用更能吸引青少年的方式進行遊戲化學習。

此外，場館還可以藉助數字化技術營造出一個技術化的學習環境。例如美國的史密森尼協會，它是一個博物館系統的聯合體，開發了一個學習實驗室，把很多博物館的數字化資源整合在了一起。在新冠疫情期間，它爲很多學校提供了在線的學習資源，當學生們無法到校學習的時候，這些資源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提供數字化學習資源的也不一定是場館自身，還有一些第三方公司，也會提供用數字化技術去連接場館資源的方式。例如谷歌的街景技術，就是當你搜索某個地方的時候可以看到實際的街景。谷歌也做了一個數字化博物館項目——Google Arts & Culture（谷歌藝術與文化)，它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博物館用高清攝影技術和物理定位技術進行了處理，我們可以像走在街道上一樣去漫遊這些博物館。

而且谷歌還拍攝了很多自然環境，它建立了一個探險平臺。例如，當地理課上講到南美洲著名的伊瓜蘇瀑布的時候，可以把手機作爲屏幕，戴在頭上，進入這個平臺，這時手機就相當於一個VR眼鏡，隨着頭部的轉動可以看到整個瀑布。谷歌作爲第三方提供的這類服務，其實也是在爲學習者提供場館資源。並且，它不只是一個資源，當我們把實際場景數字化以後，等於爲學習者創建了一個學習環境，讓學習可以身臨其境地發生。

總的來說，場館作爲學習資源的“供給側”，這些年來從藏品的數字化到用戶端體驗的豐富、提升，都做了大量的創造性工作，爲今天的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數字化學習資源。

魏寧：通過您剛纔的介紹，我感覺隨着技術的快速發展，當下場館能提供的數字化資源其實比我們想象中的更豐富。作爲教師，應該主動去關注和本學科教學相關聯的場館以及它們所提供的數字化資源，看看能否利用這些工具助力學生的學習。而且，我相信學生一定會喜歡這些學習工具的。

很高興今天能和鮑教授一起深度探討場館學習這個話題，也相信場館學習在未來一定會得到更快的發展，成爲一種重要的學習方式。

鮑賢清：也感謝雜誌，讓我們能一起分享有關場館學習的話題，最後，祝願場館學習的發展前景越來越好，爲教育提供更大的助力。

本文作者：

文章刊登於《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24年第08期

引用請註明參考文獻：

鮑賢清，魏寧.漫談場館學習：觀念、技術與方法[J].中國信息技術教育，2024（0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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