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梨：作爲齧齒目作家我從最微末的角度觀察世界

不少人提到作家杜梨，便會說起2021年她寫的非虛構作品《在頤和園，我爲人民服務，人民千姿百態》，這篇公衆號文章突破了10萬+的閱讀量，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討論，杜梨也因此被更多人熟知。

近年，這位90後青年作家陸續出版了《致我們所鐘意的黃油小餅乾》《孤山騎士》《春祺夏安》，還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澎湃·鏡相”非虛構獎、《鐘山》之星獎年度青年佳作獎等。

前不久，杜梨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漪》出版，收錄了七個現實與夢幻交織的故事。其中，作品《鵑漪》在今年1月入選2024“收穫文學榜”中篇小說榜。5月，杜梨又榮獲了第二十六屆《當代》文學拉力賽年度青年作家獎。

近日，杜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的專訪，暢談自己的生活經歷與創作感悟。

基層工作是人類學的通識課

北青報：你在頤和園做基層的服務工作，除了讓你有充足的時間寫作以外，這份工作還給你帶來了什麼樣的獨特體驗和寫作素材呢？

杜梨：我在工作中要接待和服務的人是成千上萬的，因此我觀察過千百樣人。我感覺基層工作是人類學通識課，若不深入其中，根本無法瞭解這世界的腠理和機樞。旁人慾窮千里目也無法想象我們的工作難度。可以說，我們工作的日常與這世界上的花草樹木、蟲魚鳥獸、病痛意外和喜怒哀樂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那種來自生活的活潑和鮮豔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小格子間。

北青報：你的上一本書是非虛構作品《春祺夏安》，而這次出版的是短篇小說集《漪》。對你而言，不同的文本有何不一樣的創作感受？

杜梨：我的確是“文體兩開花”。衆所周知，非虛構作品是很難寫的，尤其在這樣的工作場所，寫工作的事情會有很多阻礙，但是總有同事默默支持我。從事公共服務業，肯定會遇到大量的問題。我的同事覺得把日常一些特別辛苦的事，找一個出口輸出去，他們特別高興，所以他們會默默地支持我寫作。我想這也是故事以及文學的魅力。

非虛構寫作在剖開人們心事的一剎那，就註定要承受被人指點心腹和誤解的可能。要將個人變作透明玻璃瓶，打開五臟六腑以供展覽，哪怕我是特意用了很簡單的結構和句子，也很容易刺痛人。

相比之下，我覺得在虛構中我能找到更多的自由。對我來說，小說最棒的地方就是虛構和想象力，正如《聊齋》寫的八大王在馮生手臂裡摁了一個小人兒，從此之後馮生可以看見地下埋藏的珍寶，還擁有了一面寶鏡可以照見四方美人。小說的想象力不斷生髮，同時還有美麗的語言能夠表達，這總是動人心魄的。

在自然和天地中得到了無數滋養

北青報：你的筆下常常提到動物，你也常去觀鳥，關心動物保護的議題等，這樣的觀察也是一種寫作訓練嗎？

杜梨：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觀察。寫作需要在短時間內把觀察到的所有事情融合在一起表達出來。這需要不斷訓練基本功。對我來說，基本功包括遣詞造句、背詩、看古典文獻，還有看動畫片。看動畫片很重要，動畫片的想象力非常豐富。同時，文學最本質的還是語言，要把中文用好。

在自然中觀察生物也是特別重要的，我的訣竅就是多出去玩。我一有機會就和很多做博物的朋友出去玩。這些依然對傳統博物學、對草木蟲鳥獸特別感興趣、發自內心熱愛的人，他們的自然觀察做得特別細緻。

印象很深的是，之前有一次，灰瓣蹼鷸來到北京，轟動了整個北京觀鳥圈。灰瓣蹼鷸是一種來自北極的鳥。北極的海鳥都不太怕人（可能是因爲北極人比較少），來到北京的灰瓣蹼鷸也真的很“傻”，在北京沙河附近出現時，它們離人大概只有三四米的距離。這個消息傳開，當時很多對鳥興趣的人都跑去看。可是，到了第三天，據說已經看不到這些來自北極的“客人”了，只能看到一些羽毛。迷路的鳥兒，下場一般都不會太好。不在它的常規遷徙路線裡，它的下場要麼是被自然淘汰掉，要麼是被捕食者吃掉。我記得正在大家紛紛表達惋惜之情時，網上一位很厲害的博物學者讓大家看一下它的羽毛根部是什麼樣的——如果是碎裂的話，說明它是食肉的哺乳動物乾的，比如黃鼠狼、家貓等；如果羽毛被完整拔掉的話，則是猛禽乾的。雖然我沒有到現場看過那些羽毛，但我覺得他們這種自然觀察的態度是特別值得我學習的。所以，我會不斷出去玩，不斷去見識更多的世界，在腦海中不斷更新知識。我覺得，這樣做或許可以保證自己的文本是鮮活的，哪怕它不是那麼好，不是那麼成熟。

我們能從自然和天地中得到無數滋養，古人也是，比如曹植。錢鍾書認爲曹植寫得最生動的是《鷂雀賦》而不是《洛神賦》，大概意思是說，《鷂雀賦》中寫一隻小麻雀即將被鷂鷹吃掉，小麻雀向鷂鷹求情，說自己很小，填不飽肚子，鷂鷹說不行，小麻雀就緊緊地依靠着荊棘樹的刺兒，不願意被鷂鷹抓走。不難想見，曹植應該是對生態環境以及當時鷂雀捕獵的樣子觀察得極爲細緻，才能寫出這麼生動的作品。我記得當時自己看完《鷂雀賦》和曹植寫動物的一些其他小賦，真是忍不住感嘆他的“才高八斗”。

除了觀察，還需要打磨自己的文字。最近，一位學先秦文學的朋友建議我多讀一讀賦，會對我的文字感覺有幫助。之前我在大學讀中文系的時候，大家都說不要看賦，它太華麗繁複了，也不是特別精準的表達，應該看唐詩宋詞之類比較凝練的語言，才能鍛鍊自己語言的凝練性。

但我的朋友卻認爲並非如此。因爲人們在寫賦的時候會用大量的詞彙，而到了唐宋時，詞彙被不斷精簡；至白話小說時期，已經有了完全口語化的表達；再到現代，可能百十個漢字就能覆蓋我們平時要用的詞彙了。當大家想用一些較高級的詞彙的時，卻往往不知道這些詞彙來自哪裡，因爲大部分人沒有這種學術積累。想要寫出來的東西能夠“走”得更遠，還是要從古典文獻、文學裡去多學習。我感覺，讀一讀《音律啓蒙》等特別基礎性的文字，會對自己的寫作有特別大的滋養。

我是“齧齒目作家”

北青報：你爲什麼自稱是齧齒目作家？

杜梨：我喜歡耗子，小到小家鼠，大到豪豬，它們都是齧齒目動物，基本都是長了2顆板牙的，以4顆門齒爲特徵。最大的齧齒目動物應該是水豚，即大家熟知的“卡皮巴拉”。水豚的性格和脾氣特別穩定，所以動物園裡會把它們和非食肉目動物一起混養。我在英國的布里斯托看過水豚和馬來貘同住，它們相互靠在一起，很高興的樣子。

在人類醫學中，鼠貢獻了無數的生命，爲人類做出了許多貢獻。但是鼠在自然界和人類觀念中都是最底層的形象。由於偷吃糧食、破壞傢俱和傳播疾病，它們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同時它們也位於食物鏈底層，爲捕食者所喜愛。在這種條件下，它們必須用小而堅韌的身軀、智慧狡黠的頭腦去應對一切。比如我在松鼠的身上就觀察到，它特別依賴本能和直覺，會想盡辦法生存下去，能記住200多個種子的埋藏地點（據說世界上有很多松樹就是松鼠“種”的）。

我說自己是齧齒目作家，就是希望自己一直能用底層生存者的角度，用齧齒目動物那樣的小圓眼睛去看這個世界，從最微末的角度去觀察、去介入這個世界，嘗試發現它運轉的規律，然後我想我會從中發現更多不一樣的事情。

把自己對應爲“齧齒目”，也是因爲我很認同一種觀點——在社會生活中，不同的人是可以對應不同的動物角色和生態位的。一位研究鳥類學的朋友，給自己起名叫“蝟胄”，他說，如果一個人過於相信叢林法則，那麼這樣的人在野外一定會死得很快。我很認同。我拒絕相信黑暗森林和叢林法則。我相信人作爲孤立的個體，應該承認個人的侷限性，並向周圍尋求幫助。人類需要去相信愛的力量。因此在我的小說裡，人類存在的本質在於愛。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它的底色也一定是愛，而不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此外，我所認爲的動物文學或者動物視角，並不是自然和生態文學傳統的繼承。我想做的“動物文學”，不是“以物寫人”，而是要將人還原成人，松鼠還原成松鼠，是從有情視角出發的“人文+科學”，有切實的生活體驗和結實的敘事結構。我希望通過文學，讓人和動物靈魂流動、互相滋養和融合。

用《西遊記》的魔幻元素解放自我

北青報：在《漪》中，有很多《西遊記》的影子，比如短篇小說《三昧真火》以及書中的孫猴子等形象，這是中國古典文學對你的影響嗎？

杜梨：我先講一下《三昧真火》的由來。我之前在一個破舊的工廠裡租房子，房租便宜。當時我白天都在板房裡複習，準備考博。有一天我聽見隔壁的女孩兒在念詞，念得很快，我聽不太清楚。我以爲她是一個青年演員，可後來我在說唱綜藝上看見了那個女孩。她是一個特別漂亮的少數民族女孩，實力也很強。我這才明白，原來我曾跟一個rapper（說唱歌手）做鄰居。於是，她就成了我的《三昧真火》主角的原型。

我把這個漂亮女孩的身份放在了閩南，又結合《西遊記》的元素，讓她成爲觀音旁邊的龍女，取名陳娜迦。娜迦是梵語“龍”的意思。大家都知道紅孩兒最後變成了觀音身邊的善財童子，我則把紅孩兒安排成娜迦的弟弟，融合很多元素，講了一個北漂rapper受到網絡暴力的故事。現在的網絡非常發達，一個人可以在幾分鐘之內成名，也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就被誤解、被反對。很多事情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就想用一個詩意的、創新的方式，把大家深入瞭解的社會議題都寫進故事裡。

我從小特別喜歡看動畫片，《西遊記》我百看不厭。前些年因爲寫小說，我又重新看起了《西遊記》，發現裡面的內容太豐富了。這是我最愛的古典白話小說，故事的浪漫、有趣和豐盈程度，都要遠遠超過一般志怪小說。古人在寫博物志的時候，一定是對自然、對所有身邊的事情都有很深入的瞭解，信手拈來。比如說《西遊記》裡柳樹精、松柏精把唐僧拉走去談詩論道，還讓一棵樹跟他結婚，寫得特別逗、特別精緻……我們可以從如此精細的作品裡體會無限的快樂。我小時候看《西遊記》，最喜歡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在他這種神通中，我總覺得無論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孫悟空都是可以被信賴的，他總有一種變化、一個神通，能將你帶出困境。

此外，我認爲《西遊記》最妙的地方在於“心猿”這一概念，《西遊記》講的就是唐玄奘的歷練，而“孫悟空”就是玄奘外在的“心猿”，是勃勃跳動的心臟和堅韌不拔的意志。《西遊記》描寫了一個充滿機鋒、訣竅和機關的取經歷程，心猿、意馬、木母、土母和金蟬子一起，構成了金木水火土的平衡，也會因爲這些五行的動盪而產生各種妖魔，須得踏平坎坷方成大道。我喜歡研究和萃取古典文字裡的這些魔幻元素。這或許是因爲我有時會覺得日常生活有些無聊——沒有小時候在電視裡看到的七十二變，有的是生活裡的磕磕絆絆。於是在寫作時，我就想用一些魔幻元素去解放自我，給自己創立一個秩序迥然的世界。

語言是小說行走的外骨骼

北青報：在《漪》的後記中，你強調了語言的重要性。身爲作家，在“文字遊戲”中，是如何讓語言成爲自己的標識、建立自己的風格的？

杜梨：小說的根本還是語言，語言是小說“行走的外骨骼”。目前大家所謂的“古韻”“文言”，其實都是一種外在形式和“裝置”，我們到底對古典文學和白話文學理解了多少呢？我們當然應該不斷學習並繼承古典辭賦中瑰麗浪漫的部分，但也要咽得下去古今中文中艱深的內核，學會拆解重構和再現。這並不是簡單的挪用幾個詞彙就能做到的。最根本的還在於對古典文學有多少了解、是不是真的熱愛。我想，辭藻背後，更重要的是真心。

我用我的語言創造我所在的世界，這是一個天然的書寫過程。但我還是更喜歡有趣的文學，無法忍受無聊和假面的文字。

北青報：這本小說集中的《鵑漪》，是你在孕期時的創作。當時身體的變化等生活經驗，應該給你了很多與此前不一樣的創傷感受。

杜梨：其實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如果沒有特別多的生活經驗，又能寫出什麼特別不一樣的作品呢？所以我不着急。在我看來，年輕的寫作者們都不用着急——我們慢慢經歷多了，再來寫自己最想寫的。比如，觀鳥是一個特別好的方式，可以感受某種“天人合一”。孔子說過“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就是說要多出去看看、走走，這是最重要的。只要經歷到了一定程度，你的表達一定會有質變，不用擔心寫不出來。

《漪》這本書寫得非常漫長。最近在北京做活動的時候，有個小姑娘問我，爲什麼書裡七個故事完全不同，而且是用不同筆法寫出來的。我回答她說，我只有一個秘訣，就是寫得慢。這些故事用了七、八年才完成，中間還在不斷地改。雖然大家都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是我認爲還有一個秘訣永遠不會出錯，就是慢。我有的朋友一天能寫一萬字或者八千字，我很羨慕。但我知道，我寫得慢，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保證我文字的精準性，找到自己擅長的書寫方式。

《鵑漪》這篇小說是個不錯的“新生”。我也很感謝孩子在腹中的配合，“築巢行爲”的具象化，在寫作內外都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了。這部小說集最後的修改，給我的孕晚期帶來了很大壓力，產後也仍在修改，我的眼睛也因此出了問題，一年多了還是沒治好，到現在寫稿子和日常生活都會受影響。如果再來一次，我絕不會這樣做，沒有什麼比身體和孩子更重要了。

文/本報記者韓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