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裡雅斯特：我即將遠行

的裡雅斯特是位於義大利東北部靠近斯洛維尼亞的港口城市。（劉子超攝／新經典文化提供）

劉子超最新著作《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新經典文化提供）

這裡的冬日並不凜冽，但一整天都很冷。天空陰沉，飄着絲狀冬雨。溼漉漉的街道披上了一層光滑的水膜。樹木早就脫去了葉子，光禿禿地立在那裡。猛烈的布拉風，從喀斯特高原撲向港口。幾隻海鷗像被撕破的紙片，發出淒厲的叫聲。港口外，亞得里亞海如一面凝重的鏡子。波浪前後追逐，披着鉛灰色斗篷。

我坐在的裡雅斯特一家酒吧的桌邊，試圖寫點筆記，卻只是寫下了日期。我不時擡起頭，抿一口廉價的白葡萄酒，目光望向窗外：連綿的陰雨擾亂了我的心緒，也爲眼前這座義大利城市平添了幾分邊陲之感。

這家酒吧位於巴爾幹人的聚居區。店面開在一樓，是一棟不起眼的土黃色建築。上面的出租公寓裡住着巴爾幹來的工人──這從住戶的名牌上可見一斑。酒吧附近，有一所斯洛維尼亞語中學，還有一座建於十九世紀的斯洛維尼亞天主教堂。從喀斯特高原下來的斯洛維尼亞農民，正在教堂外面的空地上販賣香腸和硬質乳酪。

酒吧看上去已有年頭，燈光昏暗，牆壁斑駁。靠牆處，擺着三臺佈滿劃痕的老虎機。一個穿着卡其色背心的男人，正沉迷於老虎機遊戲。一個留八字鬍的老人坐在角落裡，安靜地閱讀報紙，桌上放着一瓶克羅埃西亞啤酒。

長條形的吧檯後面，有個亞洲青年在忙碌着。他的寸頭略顯蓬亂，似乎已有月餘未剪，開始變得率性不羈。牆上掛着一柄繪有「雙龍獻瑞」的摺扇，爲這家小酒吧增添了幾分不太協調的東方元素，同時也透露出這位青年的文化背景。

於是，在點第二杯酒時，我就順勢用中文和他攀談起來。

他是一九九七年出生的溫州人，十一歲那年隨父母和姐姐一起移居義大利。一家人最初在威尼斯的老鄉家借宿，後來才搬到這座被斯洛維尼亞環抱的小城。他們嘗試過各種小買賣，直到十二年前開了這家酒吧。客人大多是住在附近的巴爾幹工人。因爲義大利需要體力勞動者，而工資又遠比巴爾幹高。

小夥子告訴我，那位沉迷於老虎機的是一位塞爾維亞來的建築工，而那位留八字鬍的老人是克羅埃西亞來的管道工。

「他是這裡的常客，總是賒帳。」

「賒帳？」如今，這個詞聽起來簡直有一種古典氣息。

「他是按日結算的工人，幹一單能賺幾十歐元，掙了錢就花光，再去找下一分工作。義大利本地人的酒吧不賒帳，只有我們中國人的店纔會這樣。所以，他就成了這裡的常客。」溫州小夥子望了那人一眼，無奈地搖了搖頭，「這些巴爾幹人，跟我們中國人的想法不一樣。」

「或許他沒把這裡當家吧。」我說，「你瞭解他的情況嗎？」

「不太瞭解。我只是賣酒的，最多提醒他別在這裡喝醉。」溫州小夥子說，「看樣子他應該不是有錢人，不然也不會這把年紀還出來打工。聽說他們國家的工資水準很低。」

這時，一位裹着貂皮大衣的女士優雅地走進酒吧。她走到吧檯前，點了一杯摻了氣泡水的葡萄酒，從皮夾中抽出一張五歐元的鈔票，示意不用找零。當她轉身離去後，溫州小夥子低聲對我說：「她是斯洛維尼亞人，以前是妓女。」

「這分工作讓你知道了不少人的秘密。」

溫州小夥子笑了：「我之所以知道這些，是因爲我從不主動打探。這麼多年了，他們還是把我當外國人。」

「那你覺得自己的家在哪裡？」我問。

「當然是中國。」他說，「不過上次回國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

溫州小夥子告訴我，靠着這家酒吧，父母把他們姐弟倆養育成人。姐姐一年前回國成婚，而父母還留在這裡，但一直唸叨着落葉歸根。他們在的里亞斯特生活了這麼多年，義大利語依然講得不太流利，出門辦事往往需要依賴於兒子幫忙。

「我在這邊的大學裡學習土木工程。當時有傳言說，中國企業會接手這裡的港口。我想着或許能找到一分工作。後來，因爲地緣政治原因，港口的事一直沒有進展，我這才決定來酒吧幫忙。」溫州小夥子拿起抹布，擦了擦吧檯，「這裡的工作機會沒有國內那麼多。」

「考慮過回國嗎？」

「經常想。可回去又能幹什麼？現在國內的競爭太激烈了。」

那位克羅埃西亞管道工步履蹣跚地走向我們，腿腳顯然有些問題。他戴着厚底眼鏡，臉上的皺紋像風琴的琴箱，雙手骨節突出，如鷹爪般枯瘦。他又點了一瓶啤酒，依舊是記在帳上。

「我們都擔心他哪天回去了。」溫州小夥子說。

「不是，死了。你能看出他身體狀況不太好吧？他曾經跟我提過，他的腿是在一九九○年代的南斯拉夫戰爭中受傷的。」

我輕輕點點頭，目光追隨着那位克羅埃西亞管道工。他的身影像一輛風塵僕僕的舊汽車，身後是蜿蜒在巴爾幹山間的道路──我即將踏上的道路。

巴爾幹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地方：關於民族和國家的故事、關於暴力和戰爭的故事、關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故事；關於冷戰和南斯拉夫的故事；然後是危機、崩潰、分裂並最終走向重生的故事。

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這些故事對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我時常面對世界地圖，緊盯着巴爾幹半島，想像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上演的地點。對我來說，巴爾幹似乎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更像一個形容詞，充滿傷痛、掙扎、求索和希冀的複雜含義。

現代意義上的巴爾幹，其實是近兩百年才形成的概念。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巴爾幹半島最普遍的地理稱呼是「歐洲的土耳其」或「魯米利亞」，即鄂圖曼土耳其征服自原來拜占庭帝國的「羅馬」土地。

那時，民族的概念還未曾成形，人們的身分認同幾乎完全依附於宗教信仰，而非民族身分。這種缺乏民族認同感的前現代狀態一直延續到了二十世紀之初。 當攜帶着民族主義火炬的活動家們踏入現今希臘第二大城市賽薩洛尼基時，他們驚詫地發現，在這裡，混居的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只曉得自己是基督徒，對於「希臘」人或「保加利亞人」的民族標籤茫然無知。

「民族」是一種看待世界的視角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讓我們得以理解周圍的環境和歷史， 但人們並非天然地從屬於「民族」。換句話說，這種共同體意識並非自古有之，而是作爲一種思潮，在特定的歷史時刻顯現。

在的裡雅斯特郊區，有一條歷史悠久的「拿破崙大道」，見證了軍事征途和思想交融的歷史。這條五公里長的步道，從的裡雅斯特的奧比齊納鎮一直延伸到著名的氣泡酒之鄉普羅塞克村。它沿着喀斯特山脊延展，遠離海風的侵襲。的裡雅斯特的居民喜歡在這裡散步騎車，享受休閒時光。

在啓程前往巴爾幹之前，我特意踏上了這條步道。因爲正是拿破崙的軍隊，像播撒種子一樣，將民族主義的理念傳遍了整個歐洲大陸。在某種意義上，「拿破崙大道」是一條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路線。

一九七三年，伴隨着法國大革命的號角，新生的共和國呼喚法蘭西人民團結一心，捍衛家園。民族主義第一次釋放出凝聚人心的巨大力量，而它的理論源流可以追溯到伏爾泰、盧梭等人的啓蒙學說。

拿破崙對德意志和義大利地區的入侵，直接刺激了當地民族主義的產生。在伊利里亞地區，即今日的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也開始出現一種斯拉夫民族的認同，最終蔓延爲泛斯拉夫民族主義運動。

整個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成爲歐洲社會政治思想的巨浪，勢不可擋地推動着民族構建。它如一場燎原大火，以極其暴烈的方式，重新勾畫了歐洲的版圖：義大利和德國相繼統一；奧匈帝國基於民族原則解體；巴爾幹半島上的諸國相繼崛起--它們都基於民族原則，擺脫了鄂圖曼土耳其人的統治，成立了主權國家。

在很多歐洲自由主義者眼中，巴爾幹的現實很難符合他們心中民族自決的理想。如果說在德意志和義大利這樣的新國家裡，民族主義打破了中世紀小國的各自爲政，使其能夠結合成符合經濟理性的大單位，那麼在巴爾幹，結果卻恰恰相反。

隨着土耳其在歐洲的領土逐漸減小，「巴爾幹」的稱謂開始獲得更廣泛的使用，其負面含義也隨之凸顯。「拿破崙大道」一詞應運而生，用以形容一個昔日帝國在民族獨立運動的風暴中分崩離析的過程。

巴爾幹的暴力時代由此開始。整個二十世紀，在這片土地上爆發過五次大規模的戰爭。每一次戰爭都伴隨着屠殺、種族清洗、難民潮和人口交換。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寫道：「在這些人民中引入西方（關於民族主義）的思考方式，結果是造成屠殺……那樣的屠殺，其實只是相互依存的鄰邦被致命的西方觀念煽動，而進行的極端民族鬥爭。」（本文摘自劉子超《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幹的旅程》，新經典文化出版）